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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郭源新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的一生，在文学、艺术、考古、翻译、编辑、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等方面均有建树。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在其《追思》中说：“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 1998年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00周年逝世40周年， 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学者，笔者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其40年研究轨迹作一全面考察，以飨读者。 一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惊闻噩耗， 国内外文化界人士纷纷撰文痛悼。 仅1958年两个月间，各大报刊就发表悼念诗文30余篇，作者多为郑振铎生前好友，他们以激情的笔调悲歌英才早逝。1958年—1966年间基本上以怀念性文章为主，有关郑振铎学术、创作方面研究极少。唯一的创作领域研究，是赵景深的《郑振铎与童话》（《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第12期）。 1967—1978年，由于历史原因，郑振铎研究也步入“低谷”时期。除了海外有零散文章问世外，国内对其研究几乎成了空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文化的春天，不少学者重新注意到这位被“冷落”的“五四”新文化战士。1978、1979两年间发表的论文基本上仍承接50年代的纪念基调，如冰心《追念振铎》（《文艺报》1978年第6期）、高君箴《“孤岛”时期的郑振铎》（《社会科学》1979年第4期）。1980年以后，初步形成了郑振铎研究开放性格局，郑振铎著译年表、文学思想、古籍整理、编辑生涯等被研究者如数家珍地端上案头。从此，对郑振铎的研究也从其人其事生平史料的叙述过渡到专题理论分析为主的新阶段。特别是1988年以后，出版界几部有影响的著作问世，更为郑振铎研究锦上添花。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郑振铎生平史料的著作，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挖掘出了不少人所未知的佚文、佚事，并对郑振铎生平中不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相关联的问题做了详尽分析。陈福康编选的《回忆郑振铎》（学林出版社，1988年），收录1958年—1986年间回忆诗文76篇，作者多是郑振铎生前的友人及学生。他们情真意切，写出了郑公的人格，感人肺腑。此外，《郑振铎文集》（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988）、陈福康编《郑振铎散文全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郑尔康著《郑振铎》（文物出版社，1990年）、郑尔康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郑振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罗南等选编《郑振铎抒情散文》（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等相继问世，使人们对郑振铎文学创作历程一目了然。 而陈福康的《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和《郑振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则是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48万言的《郑振铎论》中，作者把郑振铎研究置于广阔纵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背景下展开，通过对其人其文的评判，尽情讴歌这位文化巨人对中国新文学不可抹煞的贡献。遗憾的是，该书侧重于主人公文学领域的活动，而对于郑振铎在艺术史、文献学、考古学、编辑学等方面的重大建树尚未能展开。为此，该书作者在“后记”中呼吁“建立一门郑学”。 二 1958—1997年近40年的郑振铎研究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郑振铎的人生观和文艺观研究 陈福康在他的数篇论文中曾多次提及：“他决不是书斋里的平庸的学者，不是那种第二流或第三流的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人物。他的主要武器是‘笔’（有时也用‘舌’）而不是‘剑’。他以自己的方式，独特的才能，特殊的身份，为中国的革命与进步尽了力。”的确，郑振铎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革命的一生，特别在抗战时期，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升华，他以一种置生命于度外的“殉道者”的精神，为祖国抢救和保存了大量文献图籍。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一边。不少研究者在意识到他是一名学者的同时，也把他视为一个革命家，一位具有爱国主义人生观的战士。这方面的文章有蒋琦亚《“要热爱祖国”——忆郑振铎先生对我的教诲》（《西湖》1979年第12期）、程韶荣、黄杰《精诚爱国、一以贯之——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福建师大校刊》1983年10月12日）等等。 郑振铎的文艺观体现在他的创作与学术活动中。1982年陈福康首先撰文《论“血和泪的文学”》（《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 他认为，如果说“为人生的文学”是文学研究会许多作家共同的口号，那么“血和泪的文学”则主要是郑振铎提出的口号。而这一口号在以前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1989年乐齐发表一篇《郑振铎早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学术月刊》1989年第10期），他认为，“血和泪的文学”的提出，探索了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两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新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问题、新文学描写的主体和对象的问题。陈福康曾发表《论郑振铎的文学遗产思想》（《学术月刊》1987年第12期），文中首先提出，郑振铎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提出‘整理旧文学’口号的人”，他的论文《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是“我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关于整理、研究文学遗产的一篇开山之作”。在评价郑振铎文学理论方面，当代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聚焦于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文学遗产思想、比较文学思想、儿童文学思想等方面，弥补了以前研究者的遗漏。此类文章有：陈福康《论“五四”时期郑振铎的文学真实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期）、 陈福康《论郑振铎的儿童文学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林木《郑振铎的文学思想论析》（《宁德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等。 （二）对郑振铎文学业绩的研究 1、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人把郑振铎称为诗人， 甚至对他的诗作不屑一提，这是公正的吗？陈福康认为郑振铎诗歌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他的文章《论郑振铎的诗歌创作》（《江海学刊》1989年第1期）是40年来唯一一篇研究郑振铎诗歌贡献的文章。 该文充分肯定了郑诗的时代精神、抒情个性和在艺术创新方面的贡献。郑振铎的第一首诗《我是少年》，当时就是一首全国乃至国外广为流传的诗篇，这是其他诗人少有的光彩起点，可惜知道的人为数甚少。读郑振铎的诗，让人感受到一股火热的进取精神与赤子之情。他尝试过散文诗、小诗等形式，同时也是我国现代最早创作儿童诗的人。在分析郑诗何以长期不受评论家关注的原因时，陈福康认为，郑振铎缺少郭沫若那样猛烈的诗的“爆发期”，创作数量不平衡，诗作感情太直露，一览无余；一些诗作在思想上偏于消极；在他逝世之前诗作未结集出版，许多评论研究家未能见到等。诸多原因减弱了他的诗的影响，以致长期不为研究者所重视。笔者认为，当今研究界有必要还郑诗一个公正历史地位，我们期待着更多研究者出现，而非凤毛麟角。 2、散文。郑振铎一生创作中耕耘不息的应该是散文。1927 年起，曾出版过《山中杂记》、《海燕》、《欧行日记》、《西行书简》、《民族文话》、《蛰居散记》等集子，他逝世后，后人整理出版了《蕴华集》、《西谛书话》。他创作的散文，数量十分可观，且形式多样，随感录、日记、题跋、书话、悼文等应有尽有。可以说，这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文学遗产。为此，不少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他的具体作品。如杨幼生《读郑振铎的〈蛰居散记〉》（《艺谭》1983年第2期）、 沈斯亨《郑振铎和〈海燕〉》（《语文建设》1995年第8期）等， 其中以评价《海燕》居多。文中那份思念乡土和对祖国魂牵梦萦的感情深深打动读者。另外，对郑振铎散文进行专题研究的有沈斯亨《试论郑振铎的散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张均《郑振铎散文的文化意蕴》（《福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6期）等。 其中张均系统分析了郑振铎各类型散文，给予较高的评价。他认为，“率直真诚不等于直露无文”，郑振铎散文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诗情与博识的结合；在理趣中迸发诗情的火花”，可以说，郑振铎以其博学多识写就的“学者散文”，在中国现代散文的百花园中，成为不可忽视的有特色的一家。 陈福康在《郑振铎论》中特别提及，作者有一类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并不多见的，那就是大量的悼念散文。对于一些亡友，特别是为革命为祖国而献身的友人，郑振铎曾写下不少情真意挚的回忆性悼念散文，如《悼鲁迅先生》、《忆贤江》、《韬奋的最后》等等，文笔朴素自然，不加雕琢，洋溢着正义感又充满了人情美。因此，郑振铎散文无论在思想及艺术上，都有其独到之处。无怪乎，陈福康称誉“他的散文以其不可替代的个性特点和成就，丰富了新文学的实绩”（《郑振铎论》）。 3、小说。 评论郑振铎小说创作的第一篇论文是王剑丛的《论郑振铎的小说》（《新文学论丛》1984年第1期）。 作者认为郑振铎的小说具有三大特色，即浓郁的诗意、苍凉的悲剧色彩、人物特征的精雕细镂。作为研究者，王剑丛在一些史料掌握上明显存在欠缺，譬如文中说“他一共写了二十五个短篇和一部长篇《取火者的逮捕》”，实际上，郑振铎一生发表的小说，今见共有36篇。陈福康的《郑振铎论》对此作了纠正。另外，王剑丛在其文章中认为郑振铎的历史小说缺点“在于艺术虚构不够，过于拘泥历史事实，忠于历史，未能跳出历史”。而陈福康在《郑振铎论》中则提出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他在史论结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郑振铎本人的历史小说创作，就是用了新的写法，并未受束缚而有着高超的手腕的成功之作”（《郑振铎论》）。探讨郑振铎历史题材小说的文章有任伟光《郑振铎历史小说札记》（《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1984年第4期）、 曹铁娟《论郑振铎的历史题材小说》（《昆明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 温炼发表《试论郑振铎的小说创作》（《重庆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也是一篇颇有份量的论文。作者从具体作品如《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等入手，对郑振铎小说创作进行实际而全面的考察。他认为，郑振铎创作的一系列以家庭为题材的小说，在五四时期，就题材而言具有开山之功。他说，“家庭作为具有文化传承功能的文化载体理应在问题小说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学史家极少注意到这一点，因而对郑振铎在题材上的开拓价值也便视而不见”。 4、儿童文学。 最早的研究论文是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第12期）。系统论述应该属盛巽昌的《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该书从郑振铎儿童文学的理论、创作实践以及编辑儿童刊物、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诸方面作了全面的评述，肯定郑振铎对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拓荒”之功。而王欣荣、金玉燕《郑振铎〈儿童文学的教授法〉考评》（《福建论坛》1984年第2期），又及时地为《郑振铎和儿童文学》一书进行补遗。 该书未收录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是郑振铎最早发表的一篇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文章。20年代初，中国儿童文学还处在草创阶段，郑振铎就创办了我国最早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可以说，郑振铎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理论倡导与编辑组织两个方面。但他所译介的外国童话、寓言作品，创作的童话、故事、儿歌、童谣等，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可惜这方面的研究太少。虽然叶圣陶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有开创之举。但郑振铎呕心沥血之作也丝毫不逊色。 5、翻译。郑振铎是一位勤勉的翻译工作者。 他最早涉足的翻译领域是社会政治。1920年他第一个翻译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的歌词。陈福康曾发表《关于郑振铎等人翻译〈国际歌〉》（《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20年代后，郑振铎开始投身新文学运动， 随后他曾译介不少外国作品，包括苏俄文学、印度文学、希腊罗马文学。除去零散发表的单篇译作外，成书的就有10余种，这是他一生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陈福康连续发表的《郑振铎与俄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1 期）和《郑振铎和苏联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4期），论述了郑振铎在传播外国文学方面的贡献。 我国的印度文学研究专家石真指出：“可以说中国最早较有系统地介绍和研究泰戈尔的是西谛先生”（《泰戈尔诗选》前言），可惜这方面的研究太少。关于他的翻译艺术与技巧的得失，克己《郑振铎的翻译活动》（《中国翻译》1987年第2期）作了有益的探讨。 （三）对郑振铎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 1、艺术。郑振铎对中国美术界贡献很多。 诸如他的《中国版画史》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一项创举，他编辑《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是流散在国外的中国名画的总集。赵家璧《回忆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是一篇颇有价值的论文， 也是最初探讨郑振铎对于美术界贡献的文章。文中详尽回忆《中国版画史》出版的前后脉络，为研究孤岛文学，研究郑振铎提供了不少珍贵史料。此类文章还有：刘玉山《郑振铎和中国古代木刻》（《人民日报》1984年4月8日）、土弓《郑振铎与绘画》（《美术之友》1986年第6 期）、李平凡《郑振铎和中国版画史研究》（《人民日报》1989年1月10 日）。 2、古籍整理研究。郑振铎一生热心搜集中国古籍， 考订各种珍贵版本，为了搜集散佚的珍本古籍，他四处求访。那17224 部藏书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抢救祖国文化遗产最好的见证。由于郑振铎这方面成就较为突出，因此也成了郑振铎研究中的“重头戏”。40年间有数十篇相关论文问世。早在1961年，《图书馆》第3期就一连发表5篇文章，对“西谛藏书”表现出浓厚兴趣。张厚生《郑振铎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12期），系统介绍郑振铎在目录学上成就，着重评述其三大贡献。曹瑞青《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分类上的贡献》（《图书馆》1987年第1 期）则对郑振铎主持编制的第一部中国图书分类法做了详尽阐述。彭清深《论郑振铎对我国文学文献研究的贡献》（《图书与情报》1995年第1 期）一文则从郑振铎对古籍文献的收藏、整理和研究，引申到他对文学文献的分类所取得的成就发展和丰富了“版本目录学”的内涵，从而揭示郑氏博大恢弘的学术思想。可以说，郑振铎在发掘文学遗产、编选校勘并出版古典文学书籍方面的业绩是无与伦比的。 （四）对郑振铎编辑生涯的研究 胡愈之在《哭振铎》的悼念文章中，称誉郑振铎是文学工作中的多面手，他做出了平常一个人很少能做到的那么多的贡献。而在文坛组织社团活动，编辑出版以及对文学新人的培养工作上，郑振铎同样是出色的。30年代，他就被人称为“最好的杂志编辑者”（郁达夫语）。他一生几乎不间断地编辑了大量书刊。他主编的《世界文库》是新文学史上伟大的创举。他长期编辑的《学灯》、《小说月报》、《文学》等都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中心文学刊物。我想，如果把郑振铎参与编辑的所有报纸、报纸副刊、期刊、图书、丛书一一列出，那将是一份内容丰富的目录。 因此，研究界并没有忘记对这位学者的编辑生涯大书一笔。如陈福康《郑振铎后期编辑思想》（《编辑学刊》1987年第2期）、 柳肇瑞《郑振铎——编辑的楷模》（《编辑学刊》1989年第2期）等， 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郑振铎编辑工作的成就。一些作者还具体阐述了郑振铎与其主编的刊物，如盛巽昌《郑振铎与〈儿童世界〉》（《文学报》1982年5月13日）、刘哲民《西谛与〈文艺复兴〉》（《新民晚报》1982年1月31日）、陈福康《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编辑学刊》1989 年第2期）等。对于由他主编的文学书刊的贡献，陈福康精辟概括为：“在20年代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和批判旧文学的工作，30年代为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立了功劳，40年代又为祖国的文艺复兴和民主建国大声呼吁。”（《郑振铎论》） 郑振铎在长期编辑工作中，还积极引导、培植了许多青年人走上文坛，继而成为耀眼的新星，如郁达夫、许地山、庐隐、巴金等，他们的不少处女作都是通过他而问世的。王克平《郑振铎与王任叔》（《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就回忆了一份可贵的编辑与作家的情谊。 郑振铎无愧为文学青年的导师。 在研究郑振铎编辑思想及艺术的文章中，陈勤《郑振铎图书宣传思想探微》（《编辑学刊》1996年第3期）则独辟蹊径， 探讨郑振铎的图书宣传思想，展现了为世人所忽略的一隅。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述：一、善于利用强大的报纸攻势；二、注意发售精美的样本；三、以杂志为核心，宣传推广优秀作品；四、发售限定版签名本，增加读者购书兴趣。这些对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图书出版业无疑具有启迪借鉴作用。 三 笔者在收集郑振铎研究资料过程中，深为郑振铎研究者陈福康先生之治学严谨所折服，可以说，对郑振铎研究费力最多，最成体系的莫过于陈福康。 日本学者尾崎文昭曾指出：“在中国，研究郑振铎差不多是陈福康的独角戏。”这并非言过其实。据统计，从1980年至今，陈福康发表的郑振铎研究论文就达30余篇，涉猎范围极广。一些珍贵史料得以披露，一些历史的疑惑云散雾开，很多是得力于陈福康。他为研究郑振铎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另外，他还编选了《回忆郑振铎》、《郑振铎散文选集》，编著《郑振铎年谱》，出版专著《郑振铎论》和《郑振铎传》。这样，陈福康便以150多万字的“谱——论——传”， 精心构成了他的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学术工程。陈福康研究郑振铎是在掌握大量原始材料基础上，运用了考证、引用与列举材料等方法，他提倡一种开放的文学史研究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陈福康在真情实感基础上展开他的全景式研究，为我们深入考察郑振铎一生的思想和创作轨迹，提供了重要依据。 四 回顾郑振铎研究40年历程，我们欣喜地看到，郑振铎研究在不断深入。但对于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史家、文献学家、藏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郑振铎，其一生的建树硕果累累，就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够。第一、研究者中只有少数几人勤奋写作，尚未能实现“建立一门郑学”的热望；第二、对郑振铎优秀作品缺乏深层次介绍，仅停留于《海燕》等个别篇章；第三、研究领域中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版本学、考古学、散文诗、政论、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尚需未来研究者努力。 “五四”时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文化变革年代，像郑振铎这样将自己置于时代文化潮头，埋首伏案，同时，对中外古今的历史文化做精深研究的人并不多。他留给世人的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在纪念郑振铎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缅怀这位伟大的学者、 文化的巨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