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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锦钊台湾政治大学 【内容提要】子弟书是起源于清代乾隆朝的一种满族说唱文学，其创始者、作者、演唱者多为八旗子弟。在中国俗文学史上是文学价值高，艺术成就大，影响深广的曲艺形式。目前对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尚待深入。本文从子弟书目录、子弟书曲文集、子弟书论著、有关文献检讨等方面，对子弟书的现存状况、整理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同时对在研究子弟书中的诸多问题，如曲科、作者、文集书名、曲文中之疏漏与讹误，给予了质疑。从而使本文在研究子弟书方面具有了学术价值。 【关 键 词】子弟书/整理研究 一、子弟书简介 在中国俗文学史上，文学价值高、艺术成就大、影响深远的曲艺，大概要数子弟书了。 子弟书是中国清代北方的一种满族说唱文学，属鼓词类。盛行于乾、嘉、道三代，至光、宣时始趋于没落。因为它的“词婉韵雅”（注：闲园《金台杂俎》：“分东西城两派，词婉韵雅，如乐中琴瑟，必神闲气定，始可聆此。”引见孟瑶《中国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12月），621页。），所以在当代的艺坛上地位极高，曾被推崇为当时说书人之最上者（注：缪东霖《陪京杂述·杂艺》：“说书：人有四等，最上者为子弟书，次平词，次漫西城调，又次为大鼓梅花调。”清光绪四年刊本，1页。），满族人士，甚至尊称它为“大道”（注：语见《拐棒楼》子弟书：“自从那小窗故后缺会末，霭堂氏接仕袭职把大道传。”）。 它之所以被称为“子弟书”，主要是因为它的始创者、作者、演唱者、听众等，多以八旗子弟为主（注：语见曼殊震钧《天咫偶闻》卷七：“昔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創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而且演唱者因为有“子弟”身份，在演唱时，还有“请场”的仪式和规矩（注：逆旅过客《都市丛谈》“八角鼓”条：“据说斯曲为八旗土产，向无卖钱之说，演者多系贵胄皇族，故称“子弟”，如欲演唱，必须托人以全帖相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117页。同书“单弦曲词”条亦云：“此等人虽然要钱，当初可不入生意门儿，桌上应当铺一红毡，报签儿上要冠以“子弟”二字，无论在何处演唱，上场时须有人冲上作揖，名为“请场”，仍不失子弟身分。”119页。），以示与其它艺人为“生意”演出者有别。 这种曲艺的体制实渊源于鼓词，但无说白。至于它的唱词虽仍以七言为主，然而可以随意增加衬字，最多一句有长达三十字者（注：此指韵文句而言，并不包括带戏子弟书的散文句。某些论著，因误认快书为子弟书，说它“文句有长有短，每句少则五言，多则六七十言”（见《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前言》）。又或疏于考证，说子弟书一句最长的，“还有十九个字一句的”（见《子弟书丛钞·前言》注19。）其实子弟书一句长达二十字以上的句子颇多，如韩小窗《徐母训子》，即有二十七、八字一句的，而《雷峰塔》卷中，更出现两句长达三十字（见傅惜华《白蛇传集》，128页）。）。其中故事情节简单、篇幅短小者，可以不分回：而关目繁杂，篇幅稍大的，则可以分为二、三回，甚至三、四十回，回约百句，间有回目。每回之前，又多以七言一首开端，叙述作者的写作动机或总括全书大意，名曰“诗篇”，俗称“头行”。它的歌词每两句押韵，每回限用一韵，韵用我国北方戏曲与曲艺所通用的“十三辙”。二回以上的作品可以每回换韵，也可以一韵到底，不加限制，十分自由灵活。 现存的子弟书大约有五百种以上，它的题材来源，则以取材于我国明清两代通俗小说、元明清三代传奇与当时北京流行的散出或京剧等故事占最多，为数在三百种以上；而以描写当时北京社会生活及风土人情等为题材者，也有近两百种。前者不乏极为优秀的作品，它们的艺术成就，往往远在原著之上，而且影响深远，流传极广；而后者所保存当代的社会史料则极为丰富，实为后人研究清代社会史最珍贵的资料。 子弟书的曲调最初只有西调。“然仅有一音，嗣而厌常喜异之辈，又从而变之”，遂有东调。西调又名“西城调”、“西韵”，音节近于昆曲，阴腔极多；东调又名“东城调”、“东韵”，音节如高腔，正大浑涵，有古歌遗响（注：语出顾琳《书词绪论》一〈辨古〉条，见《子弟书丛钞》，821页。）。又“东韵之词，沉雄阔大，慷慨激昂，如：《白帝城托孤》、《宁武关》……诸本，多衍历史上所谓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故事。而西韵之词，类为才子佳人，儿女私情，若《石头记》、《百花亭》……等，均饶柔靡之音也”（注：无名氏《京都竹枝词》，引见孟瑶《中国小说史》，621页。）。 关于子弟书的作者，他们的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现今多已湮没不传了，但根据现存作品的诗篇与结尾曲文等，可以考出作者的别号或书斋名的约有百余种五十多人，较著名的罗松窗有《庄氏降香》等八种，韩小窗有《千金全德》等二十二种，鹤侣氏有《集锦书目》等十八种，芸窗有《刺汤》等七种，竹轩有《借芭蕉扇》等六种，西园氏有《桃洞仙缘》等六种。其中罗松窗是西调的代表作家，韩小窗则是东调的代表作家，二人是专业的子弟书艺人，作品以取材于我国著名的小说戏曲故事中情节动人者为主；鹤侣氏、芸窗二人则是业余作家，他们写作子弟书，目的在陶情自娱，所以多取材于身边琐事或借题发挥。综观此四人中，自以韩小窗在当时的地位最崇高，艺术成就也最大。鹤侣氏《逛护国寺》子弟书，曾评论当时子弟书艺人说：“论编书的开山大法师还数小窗得三昧，那芸窗松窗亦称老手甚精该；竹轩氏句法详而稳，西园氏每将文意带诙谐。……这些人俱是编书的国手可称元老。”而谦称自己的作品是“未必彀板数来保一样”，是“竟论文才”。 子弟书影响清代其它曲艺极大，当时各地区的大鼓书、快书、石派书，甚至马头调、牌子曲等，它们部分优秀的作品，大多是根据子弟书的名篇改编而成。惟因其它曲艺的兴起，反而促使子弟书趋于没落。加以自韩小窗亡故之后，子弟书艺坛即后继无人，复因唱腔千篇一律，又三板一眼实在难学，后期作品乏善可陈，终于一蹶不振，从此失传。 二、子弟书目录 在清代，以抄写各种曲艺唱本出售为业的书坊，较知名者有乐善堂、百本堂、别埜堂、同乐堂、聚卷堂等多家，所抄曲本无数。满清政府被推翻后，各书坊所抄写的子弟书曲本遂散佚各处，庋藏于各公私机构或专家学者家中，根据有关论著记载，包括各种版本在内，现在子弟书旧曲本约有二千多本，作品在五百种以上。笔者所见当年各书坊所售子弟书目录，计有三种： （一）《乐善堂子弟书目录》，道光年间钞本。前有缺页（疑仅半页），现存十三页，半页五行，行列书目两种，自一回《评昆论》起至四十回《全西厢》止，所著录的子弟书共一七七种，其中在《秦王降香》硬书之后，《风月魁》之前，著录有《打登州》快书一种，后附石派书二二种。此书是按照回数多寡编排，以回数少者在前，多者在后，每种书目之前，均标明售价，并无其它说明文字。仅偶然会在书目下注明“硬书”、“快书”字样。现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 （二）《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光绪年间钞本。全书三十一页，半页五行，行列书目一种，所著录的子弟书共二九三种后附石派书二一种。此书亦是按照回数多寡排列，以回数少者在前，多者在后，然后先列书名，书名之下，或注明该书的别名，或简单说明该书的内容，或说明该书与其它有关曲本的先后关系，最后一律标明回数及售价。在回数与售价之前，偶然会用“春”、“苦”、“笑”、“粉”等字，说明该曲本的情节，或在书名之前，标明“硬书”字样，说明该曲是属于“阳刚”的性质。此目录现存多本，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便有两册，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亦有多册，较为常见。 又此种目录，现存尚有三种较早的版本： 1.全书二十五页，半页五行，行列书目一种，所著录的子弟书共一二六种，其中在二回硬书《秦王降香》之后，《顶灯》之前，著录有快书《打登州》、《淤泥河》等二种，后附石派书《通天河》等十一种。吴晓铃遗书，现藏于首都图书馆。 2.全书三十一页半，半页五行，行列书目一种，所著录的子弟书共二九三种，其中在一回《诸葛骂朗》之后，二回《探雯换袄》之前，著录有快书《谤阎》、《淤泥河》、《打登州》、《蜈蚣岭》、《碰碑》、《罗成托梦》等六种，后附石派书《通天河》等二十一种。傅惜华遗书，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3.全书三十一页，半页五行，行列书目一种，所著录的子弟书共二九三种，其中的一回《诸葛骂朗》与《随缘乐》之间，在上述六种快书之后，尚著录有《血带诏》、《舌战群儒》、《草船借箭》、《赤壁鏖战》等四种。吴晓铃遗书，现藏于首都图书馆。 以上三种罕见的《百本张子弟书目录》，抄写年代虽然不详，但根据它所著录快书数目的情况，可知它应晚于《乐善堂子弟书目录》，早于常见本的《百本张子弟书目录》。 （三）《别埜堂子弟书目录》，宣统年间钞本。全书十七页，半页五行，行列书目一种，所著录子弟书共一六七种，后附石派书《青石山》、《风波亭》、《通天河》等三种。此书亦是按照各子弟书的回数多寡排列，以回数少者在前，多者在后，然后先列书名，在书名之下，或简单说明该书的内容，或说明该书与其它曲本的先后关系，最后一律是标明回数与售价。但在回数与售价之前，并未注明任何“春”、“苦”等字样。傅惜华遣书，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此外，在道光末年鹤侣氏所作的《集锦书目》，全曲九十句，共嵌入当时流行的子弟书名一百五十多种，亦可视为一种子弟书目录。根据本曲所收，其中有年代可考的，最晚是《侍卫叹》，结尾曲文有“我鹤侣氏也是其中过来人”一语，可知作者即是鹤侣氏，他本名奕赓，是满清宗室庄襄亲王绵课的长子，“自道光十一年五月至道光十六年四月止，共当差六十一月”（注：语见奕赓《侍卫琐言》，收入《佳梦轩丛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10月第七种，452页。）。可知此曲成书于道光十六年之后，但不及叙述发生于道光十八年七月的时事《灵官庙》、《续灵官庙》等，亦可知它是道光年间的作品无疑。而《乐善堂子弟书目录》所著录有年代可考的作品，最晚也是《侍卫叹》，但仅有一百种左右与《集锦书目》重复，它的成书年代应该稍早。 现存各种清代子弟书目录，除可供后人考证各种曲本成书的年代之外，参照各书所订价格等，对了解它们当年受欢迎的情况，亦大有帮助。 进入民国之后，国人所编有关子弟书目录，亦有多种： （一）《中国俗曲总目稿》，刘复、李家瑞编。分上下两册，共一二七六页，所著录我国各省俗曲共六千多种，所收子弟书，据统计约有三百七十多种。此书是按书名字数多寡编排，然后以阿拉伯码示标题中首三字笔数，笔数少者排在前，多者排在后。题下注明曲种、版本、页数。然后再“每曲抄录开首二行，以见内容之一斑”。对后人辨别现存俗曲的曲种，有莫大的方便。但只记页数，不记回数，又不题作者姓名，如遇有同名同诗篇而不同书名的子弟书，便无法辨别异同。且成书匆促，疏漏颇多。 （二）《子弟书总目》，傅惜华编。全书共一八一页，是我国第一部著录现存子弟书的专门目录（注：此目录原在1954年6月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1957年9月则改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版面未有改动，内容文字亦完全相同。）。傅氏是我国曲艺收藏家与研究专家，个人所收藏的子弟书颇为丰富，其中不乏珍本。此书是他以一九四六年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第二号页29-87《子弟书总目》为基础，后再增补而成。“从公藏及私藏两方面收录了子弟书目录凡四百余种，约计一千数百部之多，每书注明来源”，所著录子弟书目共六一一条，“无论是它的正名、别名、简名，一律依首字笔划的多寡，按次排列，以便检查”。又在每条书目之下，必标明回数、作者姓名，《百本张子弟书目录》著录的情况以及现存各曲本的版本、庋藏情况等，堪称详备。但是因为所根据的资料颇多出自《中国俗曲总目稿》，如该书一有疏漏，此书便仍沿其误，而且它本身的讹误亦复不少。 （三）《子弟书目拾遗》，天津黎天虹编。手抄本，全书十页，半页十行，行列书目一种，共著录子弟书一九一种。以书名首字笔划多寡按次编排，先列书名、次回数、再次为作者，最后为版本。原系天津师范学院图书馆旧藏、现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此书编写年代不详，但综观其中所收书目并不出傅氏《子弟书总目》范围，所题各书作者无异，错误又相同，可知它成书必在傅书之后。 （四）《别埜堂子弟书目录》（注：本目录与《百本张子弟书目录》、《集锦书目》、黎天虹《子弟书目拾遗》合装一函，题名《子弟书总目》。），手钞本。全书十七页。半页五行，行列书目一种，所著录有《一入荣府》等子弟书共一六六种。此书是按书名首字笔划多寡编排，以少者在前，多者在后，书名之下，一律注明回数及售价。在回数之前，偶或简单说明该书的内容，或说明该书与其它有关曲本的关系。虽亦名《别埜堂子弟书目》，但显然是后人所伪钞。现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 又吴晓铃的《绥中吴氏双棔书屋所藏子弟书目录》（注：《文学遗产》第四期，1982年，150-156页。），计有七十三种，八十四部，内有吴玉昆《代数叹》、《三皇会》、聚卷堂钞本《子弟书清单》等，为其它目录所未见。 综合以上各目录所著录子弟书，淘汰重复，剔除讹误，现存子弟书，总数在五百种以上。 三、子弟书曲文集 国人大量收集俗曲的工作，是在民国十四年由孔德学校购得一批车王府钞藏曲本开始，所得曲本十分丰富，内有戏曲783种，曲艺662种，此批曲本在民国二十九年前后，转归北京大学文学院，后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至今。民国十八年，孔德学校再次购得一批车王府钞藏曲本，内有戏曲18种、曲艺216种，种类虽少而篇幅颇大，1954年转归首都图书馆。民国十五年，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先生曾派员到孔德学校抄录全份车王府钞藏曲本，现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1960年，首都图书馆则抄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车王府钞藏曲本，令其藏本达到戏曲775种，曲艺606种（注：仇江张小莹《车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车王府曲本研究》，135-234页。）。车王府钞藏曲本内实有子弟书二九七种，原钞藏本每半页四行、行两句抄写，中山大学复制本同。首都图书馆复制本则作半页五行、行两句抄写。三处曲本皆保存良好，十分珍贵。可惜车王府钞藏子弟书全是复抄本，抄写人员良莠不齐，错误脱漏颇多，中山大学与首都图书馆所藏复制本，情况又更加严重，详见后文。 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研究所则购得大批清代与民初书坊所抄或出版的曲艺原刊本，极为珍贵，已编成《中国俗曲总目稿》，内有子弟书一千多部，淘汰重复，约有三百七十多种，现珍藏于台北傅斯年图书馆。 至于其它私家收藏，以傅惜华碧蕖馆所藏最多且最为珍贵，梅兰芳、杜颖陶、程砚秋等人所藏为数也不少，他们亡故后，遗书皆归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收藏。吴晓铃遗书，已归首都图书馆，亦保存良好。马彦祥部分，则迄今下落不明。 民国初年，已有人将子弟书结集出版，现存有《子弟书》，刻本。全书十二卷十二册，共收录有《伯牙摔琴》等共四十九种，但曲文多有删节，如《马上连姻》十四回，此书仅收录前两回：《玉簪记》十回，此书仅收录〈上任〉、〈琴调〉、〈偷诗〉三回，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 又民国十一年，有署名“金台三畏氏”者，仿明人臧懋循《元人百种曲》之例，辑成《绿棠吟馆子弟书选》二十卷，收录《八仙庆寿》等百种，惜现仅存第一册第一卷《八仙庆寿》等六种，由手抄本与石印本凑集而成。据此册书前所附“绿棠吟馆子弟百种总目”，可知内有第二十卷《青草园》等一两种未见，其它第二卷《反五路》、第十卷《卖画》等，实即分别为《诸葛骂朗》第一回、《意中缘》等，此类情况不少。吴晓铃遗书，现藏于首都图书馆。 而在《中国俗曲总目稿》出版后不久，正式将子弟书结集出版的是郑振铎，民国二十四年，郑氏在他所主编的《世界文库》第四、五册分别列入韩小窗《东调选》五种和罗松窗《西调选》六种，使韩、罗此两位子弟书名家，首次“与塞万提司、果戈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等辈并驾驰骋（注：语出赵景深《子弟书丛钞序》，此文后收入赵氏《曲艺丛谈》，214-216页，但误说成：“一九三五年，郑振铎编《世界文库》，列入罗松窗的《东调选》和韩小窗的《西调选》……”。刘烈茂先生失察，也在《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前言中说：“韩是西派代表人物，罗是东派扛鼎者。”）”。民国二十七年，郑氏复又在他所撰写的《中国俗文学史》中，以韩、罗二人为子弟书代表作家，并以《宁武关》、《出塞》为例，说明二人的文学修养。郑氏是我国文学史专家，学识极为渊博，著作丰富。在六十多年前，便将韩、罗二人列入世界文学名家之林，确有他独到的见解。但可能由于当时仍缺乏资料可供参考，郑氏对此种曲艺的辨识及对子弟书作者的认定，其疏漏的情况则十分严重，而且影响非常深远，详见后文。 近二十多年来，由于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俗文学研究日益重视，有关子弟书的资料大量出版，较重要的有：（一）日本波多野太郎《子弟书集》第一辑，全书348页，所收作品共有53种，是编者根据他个人所藏等影印。（二）中国曲协辽宁分会《子弟书选》，全书442页，所收共83种，是根据傅惜华旧藏重新标点出版，行两句排列。（三）胡文彬《红楼梦子弟书》，全书306页，所收共28种，是编者根据所得重新标点，每句一行，以韵为句排列。（四）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全书分上下两册832页，所收共101种，是编者根据历年搜集所得，经挑选重新标点，再按钞本原样一行两句整齐排列，后有说明、注释，书末附顾琳《书词绪论》，十分珍贵。（五）首都图书馆《清蒙古车王府曲本》，全书315函，所收我国戏曲、曲艺等1661种，其中291-308函为子弟书共297揰，是根据该馆所藏钞本石印。（六）刘烈茂、郭精锐《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全书分上下两册1446页，所收共280种，是根据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重新标点，再按钞本原样一行两句排列，每曲之前均附有〔提要〕。（七）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全书分上下两册1681页，所收共275种，是根据首都图书馆所藏重新标点，采用简易法，一逗一句，以韵为句，除诗篇仍以一行两句排列外，余均采用散文式。（八）张寿崇《子弟书珍本百种》，全书581页，所收共100种，是《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的续集，编辑体例相同。 此外，傅惜华《西厢故事说唱集》、《白蛇传集》；杜颖陶、俞芸《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路工《孟姜女万里寻夫集》；关德栋、李万鹏《聊斋志异说唱集》等，亦各收有子弟书若干种。综合各书所收子弟书作品，淘汰重复，大约有四百种左右。 又郭精锐等所编《车王府曲本提要》，全书579页，内3-107页为子弟书提要，共274种，但内有快书七种。 四、子弟书论著 有关子弟书的论述出现甚早，但因为它的曲文并未大量出版，所以了解它的人毕竟有限，以致迄今为止，有关论著仍然为数不多，除上述各曲文集节前的“前言”外，较重要者有赵景深的《大鼓研究》（注：原书在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曲艺丛谈》127-175页内。）外编，傅惜华的《子弟书考》、《明代小说与子弟书》等（注：傅氏《曲艺论丛》，98-159页。），高季安的《子弟书源流》（注：《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1955年9月，337-341页。），胡光平的《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查记》（注：《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二辑，1963年2月，90-100页。），关德栋的《现存罗松窗、韩小窗子弟书目》等（注：关氏《曲艺论集》，86-139页。），周贻白的《韩小窗与罗松窗》、《大鼓书与子弟书》（注：沈燮元《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651-665页、669-681页。），刘烈茂的《论车王府抄藏曲本子弟书的文学价值》（注：见《车王府曲本研究》，43-57页。），康保成的《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生平、家世考略》（注：同上书，458-478页。）等多篇。 1990年11月，在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曾举办“全国首届宝卷子弟书学术研讨会”，其中部分论文后来在该校所出版的《曲艺讲坛》第四期发表，计有任光伟《论子弟书作品的思想性及其社会特征》，周中明《论子弟书对〈三国演义〉的改编》，陈笑暇《子弟书的衍传与发展，陈锦钊《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陆所出版有关子弟书的资料》等数篇。 又笔者在1973年曾应邀参与整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珍藏俗曲工作，负责说书部分，利用该所珍藏资料，在1977年初以《子弟书之题材来源及其综合研究》一书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全书337页，二十多万字，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子弟书之题材来源，共六章，分别为：第一、二章，取材于通俗小说之子弟书（上）、（下）；第三、四章，取材于戏曲之子弟书（上）、（下）；第五章，取材于当时生活及风土人情之弟书；第六章，取材于吉庆及通俗故事或其它故事之子弟书。下篇为综合研究，，共七章，分别为：第一章，子弟书之名称来由及其渊源考；第二、三章，子弟书之作家及其作品（上）、（下）；第四章，子弟书之演变；第五章，子弟书之影响及其没落；第六章，论“满汉兼”及“集锦”两类子弟书；第七章，论近人所编之子弟书目录，是迄今为止有关子弟书研究唯一的专书。 此外，笔者尚撰有《子弟书之作家及其作品》（注：见《书目季刊》第十二卷一、二期，1978年9月，21-56页。）、《六十年来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注：见《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9月），312-320页。）、《论现存取材相同且彼此关系密切的子弟书》（注：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卷第二期，2000年6月，215-237页。）等相关论文十余篇。 五、有关文献检讨 由于子弟书流行的时期长达一百五十多年，流传的地域又遍及北京与沈阳等地，现存曲本的版本、名目繁多，又散藏于海内外各地，有心人士能够将它们结集出版，使人能重新了解这种曲艺的价值，给学术研究工作，带来十分方便。目前研讨子弟书的论著虽然还不算多，但参与者其中不乏是我国知名的学者专家，由于他们的博学多闻，颇有独到深入的见解。如对子弟书的艺术成就，关德栋、周中明《子弟书丛钞》前言说：“叙事委婉曲折，情文并茂，这是子弟书艺术成就的特色之一。……写景状物富有诗情画意，令人心驰神往，这是子弟书艺术成就的特色之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划，妩媚细腻，激情充沛，是子弟书艺术成就的特色之三。……语言的清新明丽，铺陈排比，是子弟书艺术成就的特色之四。”可说是观察入微，十分精辟。 刘烈茂在《论车子府抄藏曲本子弟书的文学价值》一文（注：沈燮元《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651-665页、669-681页。）中，则从多个角度切入评价子弟书的文学价值，从诗史角度看，清代子弟书的创作，带有弥补叙事诗空白的特殊意义；从题材角度看，车王府子弟书是绚烂多婆、气象万千的叙事诗；从改编角度看，车王府子弟书是再度创作，重铸灵魂的说唱叙事诗；从反映时代的角度看，车王府子弟书是封建末世危机感应的叙事诗；从艺术角度看，车王府子弟书是节奏明快、情深意浓的叙事诗；从语言角度看，车王府子弟书是词品佳妙、雅俗共赏的叙事诗；亦可说详尽透澈，面面俱到。 但由于前贤对此种曲艺的认识，究竟有限，许多看法并不正确。后辈学者，又因相信权威，以讹传讹、以致许多疏失，至今仍无法改正，大有碍于研究工作。兹从曲种、作者、书名、曲文等方面，各举二、三例，略作说明，以见一斑： （一）关于曲种方面 郑振锋先生所编题韩小窗《东调选》、罗松窗《西调选》二书，分别收入题韩氏所作五种、题罗氏所作六种。在六十多年前，郑氏便将二人列入世界文学家之林，确有他独到的眼光，但可能是由于早期资料缺乏，郑氏对此种曲艺的认识有限，因此错误十分严重而且影响深远。其中如《西调选》所收的《大瘦腰肢》便是一例。 众所周知，子弟书的体制十分特殊，一般是前面以诗篇八句开端，次是曲文每回约八、九十句，最后是以结尾曲文四句结束。因为是七言句，所以无论是抄本或刻本，多作每行两句排列，当年书坊所售钞本，更是清一色每半页四行、行两句抄写，故极易辨认。郑氏所辑两书，亦除《大瘦腰肢》外，其余十种，也是每页分上下栏，每行行两句排列，可知《大瘦腰肢》实非子弟书。后出的傅惜华《子弟书总目》在《子弟书总说》中，曾提及傅氏本人所藏有五种子弟书曲谱，其中虽有清钞本《大瘦腰肢》四册，但在同书所列目录中，却未著录本曲，《中法汉学图书馆馆刊》所载《子弟书总目》同。本曲原钞本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封面确有傅氏所题“子弟书大瘦腰肢”字样，但各册内页则仅有抄者所题分别为“大瘦腰肢诗篇”元、亨、利、贞等字样而已，并未标明是“子弟书”。而封面与封面题字，实为傅氏所加，并非原钞本所有。 后世的论著，除赵景深先生曾在《大鼓研究》外编的分论中仍将本曲列为罗松窗作品外，本来已久无人重弹此调，不料在数十年后，《子弟书珍本百种》，复又收入本曲，令人感到意外。 其实本曲虽然不是子弟书，但它确是“西调”无疑，属杂曲类，曲词则出于昆曲《尼姑思凡》。《霓裳续谱》卷一，收有《瘦腰肢》一曲，与本曲曲文大同小异，可资参考。 又傅惜华《子弟书总目》著录有《打登州》、《舌战群儒》、《血带诏》、《赤壁鏖战》、《削道冠儿》、《草船借箭》、《淤泥河》、《碰碑》等八种车王府钞本，今亦分别收入《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等曲本集内，各曲本在曲文中所标明的“春云板”、“流水板”、“联珠调”、“一落”、“二落”……等板名落数，都是快书所特有的体制，一应齐全，足证它们是快书无疑。快书虽然渊源于子弟书，又称为“子弟快书”，现存《乐善堂子弟书目录》在二回一栏最后一行，便列有《秦王降香》硬书、《打登州》快书各一种（注：详见拙著《快书研究》第三章《快书之体制》，61-93页。），早期的《百本张子弟书目录》则分别列有快书二、六、十种之多，详见前文。但其后各自独立，成为一种风格不同的曲艺。所以《书名》岔曲说：“硬书的调儿高，快书是硬砍实凿，……子弟书三眼一板实在难学。”后期的《百本张子弟书目录》与《别埜堂子弟书目录》则未收录快书，后者所编尚另有《各样快书目录》。傅氏《北京传统曲艺总录》书前所列“引用书目”中，亦有别埜堂编《各样快书目录》（注：此目录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共2页，半页六行，行列书目一种，共著录有《淤泥河》等23种，封面有“别埜堂宝与众不同”墨印。）等，即傅氏此书面298-317卷五“八角鼓”（五），亦列有“快书总目”一项，都将“快书”独立于子弟书之外。且《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在子弟书之外，亦列有快书一项，在309函中，收录有《舌战群儒》、《血带诏》、《赤壁鏖兵》、《罗成托梦》、《锏对棒》等五种作品，是亦将子弟书与快书视为两种不同的曲艺，但又不将混杂在子弟书曲本中的多种快书从中剔除出来，重新归类，令人困扰。 （二）关于作者方面 在现存五百多种子弟书中，可考出作者的曲本约有一百多种，作者五十多人。考订子弟书的作者，大约有三种方法：一是直接从曲文下手，如根据《骂城》的诗篇，“小窗氏在梨园看演《西唐传》，归来时闲笔灯前写《骂城》。”据此可知，此曲为韩小窗所作。二是间接从其它子弟书曲文下手，如根据《游园寻梦》的结尾曲文，“要知小姐离魂事，松窗自有妙文章。”据此可知，现存的《游园寻梦》与《离魂》两曲，均为罗松窗所作。今人用此二种方法来考订子弟书的作者占绝大多数。三是根据有关资料，如《宁武关》五回，此书在曲文内并未嵌入作者的姓名或字号，但根据光绪六年会文堂刻本所附二凌居士跋文，“《宁武关》是故友小窗氏愤慨之作。”据此可知，现存《宁武关》实是韩小窗所作（注：关德栋《现存罗松窗、韩小窗子弟书目》，考订本曲作者时，乃根据“按此曲卷首诗篇，有句云：小院闲窗泼墨迟，牢骚笔写断魂词。”，见《曲艺论集》135页，并不正确。）。但此种情况，仅占极为少数。 总之，考订子弟书的作者，必须要有凭有据，绝不能凭空捏造，以免造成后人的困扰。但郑振铎所编《西调选》一书，分别收录有《大瘦腰肢》、《鹊桥》、《出塞》、《上任》、《藏舟》、《百花亭》等六种，均题罗松窗作。其实在此六种作品的曲文中，都未嵌入作者姓名或字号，亦未有任何其他资料，可以证明是罗氏所作。关德栋先生在《现存罗松窗、韩小窗子弟书目》一文中，也曾指出：“根据‘子弟书’作者们写作的习惯，作者可考知的常是把自知的名字嵌入曲中一点来看，这六种均是例外。因此，人们怀疑这些可能都不是罗松窗的作品。”但关氏在所编的《子弟书丛钞》中，却仍将《百花亭》列为罗氏所作。郭精锐等《车王府曲本提要》则虽未将《藏舟》、《百花亭》列为罗氏之作，但却将其它所有取材于《长生殿》传奇的子弟书作品如《长生殿》、《杨妃醉酒》、《梅妃自叹》、《鹊桥盟誓》、《沉香亭》、《絮阁》等，全部列为罗氏所作。其它一般文史论著的情况，亦大致如此，疑是受到郑氏的影响所致。 又有因为所根据的曲本欠佳，竟有将误笔当成作者的现象。如关氏《子弟书从钞》页338-353所收录的《追信》五回，题“梁霜毫”作。编者在“说明”中说，“此作系根据清代同乐堂钞本。作者梁霜毫，生平事迹不详，仅知其存此子弟书一篇。”根据本书书前所附赵景深《子弟书丛钞序》可知，初稿《追信》是作为无名氏来处理的，后来查到作者原来是梁霜毫，就将《追信》从后面无名氏的行列移到有名字或笔名的行列里去。 根据一般经验，可知关氏是根据本曲第二回结尾曲文末句“梁霜毫敷演节目趁余闲”而来。此句曲文，无论是《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见291函）或《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见页1642），甚至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藏别埜堂本，亦都莫不如此。但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藏本曲另有木刻本（首行作《月下追贤》、板心作《追信》）与光绪辛丑(27)惠臣抄本，可知上述各本第二回结尾曲文两行四句与第五回结尾曲文三行六句，实是彼此错页，且“梁”作“染”（详见书影）。“霜毫”一词，点明曲本写作时间，是俗曲习惯用语，在子弟书曲文中亦常见，如《拐棒楼》结尾曲文便有“幽窗下闲捻霜毫写俚言”，《菱角》诗篇中亦有“拈霜毫把文语翻成俚鄙言”，在《草诏敲牙》第三回中段中，也有“举霜毫满腔热血结成字”等，《霓裳续谱》卷一中，更有《染霜毫题恨词》西调，“染”字与“捻”、“拈”、“举”等均为动词，俗写作“染”，因形近而误作“梁”。 （三）关于书名方面 已出版的子弟书曲文集虽有多种，但多以车王府所钞藏曲本为根据，而该批曲本全是王府内人员所抄录，并无当年书坊所贩售的钞本，而部分抄工的素质不高，以致造成的讹误疏漏颇多。该批曲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可以查证。首都图书馆《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中的子弟书，除《摔琴》等十六种外，余均抄录自北京大学藏本。《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与《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则又分别转录自中山大学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所藏，错误又更加严重，因而衍生出来的问题，正方兴未艾，令人十分头痛。 例如《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299函所收《升官图》，查实是《玉簪记》十回子弟书的第六回〈诈荤〉，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祖本便误作如此。本曲与《拿螃蟹》为现存仅有的两种“满汉兼”子弟书，是研究满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的极重要的文献之一。可能因为有满文无法排版或内容淫秽的关系，其它两种排印的车王府子弟书集，一省略、一删节。” 又如同书308函与《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第455页所收《庙会》四回，其曲文与史语所藏本《廊会》完全相同，实是一书。《廊会》，《中国俗曲总目稿》第40页、《子弟书总目》第131页均著录。《子弟书丛钞》第610-618页亦收录。衍赵五娘至牛府抄化，牛氏在谈话间知道她是丈夫的结发妻子后，乃教她改装并厚待她。故事取材于《琵琶记》第三十四、五出（《缀白裘》卷三作《廊会》）。《百本张子弟书目录》著录，注云：“苦。四回。一吊六。”据此可知，无论是曲艺或戏曲等，本曲题名均作《廊会》，《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等题作《庙会》显然有误。此亦沿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祖本之误。 至于《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第351-352页收录有《杂锦书目》，作者不详。查实是鹤侣氏所作的《集锦书目》，本曲题名，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祖本与其它各种曲文集所收录，题名均正确无误。“集”与“杂”因广州话读音相同，故易混乱。但由于本曲文集所题曲名有误，以致该校康保成教授一时不察，造成他在《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生平、家世考略》一文中，出现前一句《集锦书目》、后一句《杂锦书目》的情况，仍浑然不知，让人有白璧微瑕之感。 （四）关于曲文方面 又因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子弟书曲本，多有末页错乱或末页为别人抄写，字迹与前面不相同的现象，以致目前所刊各种车王府子弟书曲文集，多有错乱或缺末页的情况，如各书所收《商郎回煞》二回，均以“佳人说等到天明坟上去，在家中就是伤心谁敢悲？”作结，上下文意不接。而史语所珍藏各钞本，结尾曲文均作：“佳人说等到天明往坟上去，恸恸的哭一场化把纸灰。爱玉说小妾也思量到坟上走走，在家里就是伤心谁敢悲？等到天亮了小姐到前堂亲去禀，爹娘爱你必不驳回。呀鸡声儿各处啼鸣也，他二人潦草梳妆候禀亲帏。”“帏”旁尚有抄者所书“完”字字样。 又如“游寺”第二回后段在“满空飘荡云霞彩，采花的游蜂扑蝶翻”与“连夸不尽的好景致，止步观瞧玉牡丹”上下文意不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祖本同。经详细查对，始知其中“翻天复去花心戏……月季花紧对白日莲”共八行十六句竟误植于中段“连行几步进门看，花园百草甚新鲜”句后，使此十六句曲文与前后格格不入。其实，本段曲文由“一带相亲紫绿蓝”至第三回“香风阵阵透鼻尖”句止，前后共六十七句，乃是顶真体，其上句末字与下句首字相同或音同，至为明显。由于所据资料有误，以致于造成吴国钦教授在为《车王府曲本研究》一书写序时所说：“子弟书《西厢记》、《游寺》一篇，将原崔张“佛殿奇逢”的开头，改写成张珙“花园惊艳”，作者用20句“顶真格”将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的普救寺花园描写得十分优美。”一段话并不正确，令人感到遗憾！ 在现存有关子弟书曲文集与论著中，类似的讹误与疏漏相当严重，如不早日予以补正，或将现存较佳的子弟书原刊本、原钞本等整理出版，以正视听的话，日后必将衍生更多的问题，造成后人对此种曲艺的误解以及在研究工作上产生莫大的困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