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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中国文化 邓达德这个中文名字是他1984年来中国时取的。 1984年的中国，对外开放刚刚开始。在邓达德眼中，那是物质仍然匮乏的年代。“到商店里买东西，听到的回答常常是‘没有’”。 当时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两所。与很多人选择去北京不同，邓达德选择了上海。这或许是因为上海与他的家乡相类似，都是海滨工业城市，也或许如他自己所说，因为北京的外国人太多，他想多了解中国人。 现已移居温哥华的董存发是他的大学室友，两人彼此引为挚友。当年，董存发因为要出国而囊中羞涩时，邓达德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他。邓达德每年给董存发寄贺卡，都是专门制作的家庭合影，从1985年至今持续了三十余年。董存发还给邓达德的儿子取了个中文名字叫邓世铎，并清楚地记得孩子的生日。 据董存发介绍，当时高校的安排是，每位留学生与一个中国学生合住一间寝室，条件比中国学生七人一间宿舍要好得多。然而，多数留学生仍然不习惯与同性共处一室，甚至有人怀疑同住的中国学生是派来监视自己的，因而常常发生口角，并把中国学生赶走。但他与邓达德相处得很好。当年大学是禁止恋爱的，但当董存发与同学（后成为他的妻子）冒着巨大的风险偷偷恋爱时，邓达德总是给他们创造条件，主动离开寝室，或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他，让他们骑车去五角场看电影或去其它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约会。 邓达德很喜欢中国的先秦诸子学说。董存发推荐他阅读诸子全书，那些文言文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都有很大难度，但邓达德还是买了一套。临毕业时，他又买了一套作为礼物送给董存发，因为他知道穷学生董存发内心多么想拥有这套书。 邓达德的书房挂着一幅字——“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董存发从山西到上海上大学时，当地一位书法家给他的题字。起先，邓达德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董存发解释了好多次，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就特别喜欢。两人临别时，邓达德将这幅字作为“礼物”带走了。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也是邓达德的同窗好友。在她眼中，邓达德的思维方式与一般人不同，对于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时常随身带个小本子，把有意思的话记录下来。有一次，他指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句话，对她述说自己的理解：因为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所以便把自己写成了王，把败者写成了寇。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赢了，那么丘吉尔就可能被描述成魔鬼和刽子手。 这位不远万里来中国的留学生，在复旦大学仅学了一年。他留给同学的印象是聪明，不死读书，会苦干加巧干。他不喜欢学校里填鸭式的教学，自己寻访到一位民国时期曾在中央银行任要职的陈老先生，请他教授中文和古典文学。这位陈老先生在“文革”期间历经坎坷，邓达德对他非常尊重，并为改善他的艰难生活作了很多努力，足见其内心的善良与正义。陈老先生显然也喜欢这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学生，还为他写了一首诗，至今仍挂在邓达德家的墙上。 邓达德的名字是香港一位博学之士为他取的。听董存发解释了每个字的意思之后，邓达德就喜欢上了这个名字。其一，“德”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和修行的高尚境界；“达德”，就是践行这个人生目标。兼之老子的《道德经》是他膜拜的经典，“达德”自然是求之不得。其二，“邓”还是当时叱咤风云的邓小平的姓，他喜欢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让他的同学叫他“老邓”，还戏称自己是四川人。 他很腼腆。在中国多年，从未交过中国女朋友。正式发言前，他总要用中文说一句“抱歉，我的中文不好，所以只好说英文”。 他很幽默。他和董存发吵架，见董生气了，就跪在地上，连续不断地磕头。董问为什么？他说，过去大臣给皇帝请安要磕头，所以自己要磕头请求原谅。这让董存发忍俊不禁。 他也会中国式自嘲。比如，他会说，我很笨，笨得像头猪（按中国生肖，他属猪）。 他还有强烈的好胜心。董存发至今记得，一次他和一位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留学生打赌“饕餮”两个字的写法和读法，那个留学生也特别崇尚老子，还会打太极拳，迷恋中国文化。董存发最终的裁决结果是邓达德赢了，他就特别高兴，笑得像个孩子。 童心未泯的可爱，加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使得邓达德与他的中国同学友谊长存，尽管他们后来的工作没有丝毫交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