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中国文化 邓达德这个中文名字是他1984年来中国时取的。 1984年的中国,对外开放刚刚开始。在邓达德眼中,那是物质仍然匮乏的年代。“到商店里买东西,听到的回答常常是‘没有’”。 当时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两所。与很多人选择去北京不同,邓达德选择了上海。这或许是因为上海与他的家乡相类似,都是海滨工业城市,也或许如他自己所说,因为北京的外国人太多,他想多了解中国人。 现已移居温哥华的董存发是他的大学室友,两人彼此引为挚友。当年,董存发因为要出国而囊中羞涩时,邓达德毫不犹豫地借钱给他。邓达德每年给董存发寄贺卡,都是专门制作的家庭合影,从1985年至今持续了三十余年。董存发还给邓达德的儿子取了个中文名字叫邓世铎,并清楚地记得孩子的生日。 据董存发介绍,当时高校的安排是,每位留学生与一个中国学生合住一间寝室,条件比中国学生七人一间宿舍要好得多。然而,多数留学生仍然不习惯与同性共处一室,甚至有人怀疑同住的中国学生是派来监视自己的,因而常常发生口角,并把中国学生赶走。但他与邓达德相处得很好。当年大学是禁止恋爱的,但当董存发与同学(后成为他的妻子)冒着巨大的风险偷偷恋爱时,邓达德总是给他们创造条件,主动离开寝室,或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他,让他们骑车去五角场看电影或去其它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约会。 邓达德很喜欢中国的先秦诸子学说。董存发推荐他阅读诸子全书,那些文言文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都有很大难度,但邓达德还是买了一套。临毕业时,他又买了一套作为礼物送给董存发,因为他知道穷学生董存发内心多么想拥有这套书。 邓达德的书房挂着一幅字——“学到用时方恨少”。这是董存发从山西到上海上大学时,当地一位书法家给他的题字。起先,邓达德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董存发解释了好多次,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就特别喜欢。两人临别时,邓达德将这幅字作为“礼物”带走了。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也是邓达德的同窗好友。在她眼中,邓达德的思维方式与一般人不同,对于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时常随身带个小本子,把有意思的话记录下来。有一次,他指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句话,对她述说自己的理解:因为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所以便把自己写成了王,把败者写成了寇。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赢了,那么丘吉尔就可能被描述成魔鬼和刽子手。 这位不远万里来中国的留学生,在复旦大学仅学了一年。他留给同学的印象是聪明,不死读书,会苦干加巧干。他不喜欢学校里填鸭式的教学,自己寻访到一位民国时期曾在中央银行任要职的陈老先生,请他教授中文和古典文学。这位陈老先生在“文革”期间历经坎坷,邓达德对他非常尊重,并为改善他的艰难生活作了很多努力,足见其内心的善良与正义。陈老先生显然也喜欢这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学生,还为他写了一首诗,至今仍挂在邓达德家的墙上。 邓达德的名字是香港一位博学之士为他取的。听董存发解释了每个字的意思之后,邓达德就喜欢上了这个名字。其一,“德”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和修行的高尚境界;“达德”,就是践行这个人生目标。兼之老子的《道德经》是他膜拜的经典,“达德”自然是求之不得。其二,“邓”还是当时叱咤风云的邓小平的姓,他喜欢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让他的同学叫他“老邓”,还戏称自己是四川人。 他很腼腆。在中国多年,从未交过中国女朋友。正式发言前,他总要用中文说一句“抱歉,我的中文不好,所以只好说英文”。 他很幽默。他和董存发吵架,见董生气了,就跪在地上,连续不断地磕头。董问为什么?他说,过去大臣给皇帝请安要磕头,所以自己要磕头请求原谅。这让董存发忍俊不禁。 他也会中国式自嘲。比如,他会说,我很笨,笨得像头猪(按中国生肖,他属猪)。 他还有强烈的好胜心。董存发至今记得,一次他和一位生于加拿大的美国留学生打赌“饕餮”两个字的写法和读法,那个留学生也特别崇尚老子,还会打太极拳,迷恋中国文化。董存发最终的裁决结果是邓达德赢了,他就特别高兴,笑得像个孩子。 童心未泯的可爱,加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使得邓达德与他的中国同学友谊长存,尽管他们后来的工作没有丝毫交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