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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达德先生是瑞典投资银行家和国企治理改革实践家。他与经济学家斯蒂芬·福斯特合著的《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英文版甫一问世，即被《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FT）推选为年度图书。 日前，该书中文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邓达德先生再度来到中国，本文作者得以近距离采访了这位当年曾对中国推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政策方面发挥重要影响的瑞典友人。 初见邓达德（Dag Detter）先生，是在上海瑞金宾馆。他的专著《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中文版刚刚面市，出版方邀请他来中国参加一系列活动，为新书作些宣传。 今年上海的夏天很热。2016年8月14日下午，阳光也有些刺眼。邓达德走下车来，黑色T恤配牛仔裤，神采奕奕，长途飞行似乎丝毫未让五十七岁的他感到疲倦。他斜背着一个大书包，外加一个大大的衣袋，这就是他全部的行李。他礼貌地用中文对司机说了声“谢谢”，让我吃了一惊。 办完入住手续，终于坐定下来。他居然直接问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孩子，这让我更吃了一惊，这个欧洲人似乎很不一般啊。很快，他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九岁，一个十七岁。这很像两个陌生的中国人初见时的拉家常。很快我便明白，原来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胜于我的想象。此后的九天中，我慢慢了解了这位经历丰富的瑞典银行家的人生轨迹，不由得萌生敬意。 家世渊源 邓达德1959年10月出生于瑞典南部的马尔默市，这是瑞典第三大城市，踞守波罗的海海口厄勒海峡东岸，海峡对面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两城之间有大桥相连。1658年前，这里曾是丹麦的一部分，位于丹麦王国的核心区域。与瑞典的其他城市相比，这里最接近欧洲大陆，可乘渡轮到达波兰和德国。二十世纪初，这个海滨城市迅速发展成瑞典的主要工业城市。 邓达德在家排行老三，有两个哥哥。母亲是瑞典知名的珠宝设计师，拥有自己的品牌，经营自己的珠宝店。父亲原是律师，后改行成为宝石学家，专事宝石和珍珠的鉴定，并经营珠宝生意，从日本购买珍珠，从印度、斯里兰卡和南美购买蓝宝石、红宝石和祖母绿，从非洲购买钻石。父亲还给瑞典全国的零售商培训宝石知识，传授如何鉴定品质，了解宝石的价值。父亲与母亲便是在某堂课上相识之后相恋的。 母亲在邓达德十岁时因病去世，享年不到五十岁。此后，父亲终身未再娶，一肩挑起了家庭重担，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经营两家企业，直到生命的终点。 邓达德内心对父亲一直充满感激之情。在他看来，父母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更是内心充满激情并乐于分享的人。在这个家里，金钱只是被视为可以让人保持平静和轻松的工具，而不是衡量人生或某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尺。人，最重要的是寻找内心的激情，并给予他人。 运动是邓达德挥洒内心激情的方式之一。对他来说，每天的运动和读书就像刷牙和呼吸，必不可少。年轻时，他参加过全国冰球和橄榄球比赛。现在，他的主要运动项目是柔道（黑带）。他还喜欢跑步、赛艇、骑马、自行车……这些运动，既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也让他至今保持着良好的体形。 在邓达德的家族里，虽然学法律的人很多，他自己也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业余进修法律，但历史、哲学、艺术是大家茶余饭后常常讨论的话题。 1949年前的瑞典是最了解中国的西方国家。不用说发现仰韶文化的安特森与重构古汉语音韵系统的高本汉，连瑞典前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也曾在中国进行考古挖掘。驻中国的瑞典传教士更是每七年返回瑞典一次，向教会报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瑞典企业与中国的商贸关系也由来已久。例如，爱立信与中国的合作有着超越百年的悠久历史。早在1892年，爱立信就接到了来自中国的订单。1894年，两千部爱立信电话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从这个意义上说，爱立信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中国通信产品的供应商。如今，宜家、H&M、沃尔沃等瑞典品牌在中国都拥有自己的工厂，可谓家喻户晓，两国间贸易额持续增长。 因此，尽管相距遥远，但瑞典对于中国并不陌生。这或许部分解释了邓达德为什么会在1984年选择来中国学习古代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