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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之特色 《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合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一体，发凡起例，颇有新意。今人整理古籍，主流方法是校勘、标点，欲略加研究之意于其中，则加考证性注释。此类工作，看去简单，其实非有扎实功力者不能成其功。时或见有不精之作，还需索取旧本查核，以定取舍。且时下大量古籍影印出版，研究者于明清书籍类文献，多可使用旧本，好在直取原貌，免为加工所误。《万历会计录》为原始文献，底本外并无他本，无诸本校勘必要，若取其他文献对勘，更易失离原貌，而该文献使用者主要为专业研究人员，标点也非亟需。况且原本影印出版，查找亦已不难。此种情况下，著者将全书文字内容保留而将全部数据转换为阿拉伯数字书写的表格，研究者可将此书与旧刊本参酌使用，最得津梁之便。 计量史学在中国早有尝试，成绩也称可观。然而明代财政虽为最适合计量研究领域，仅梁方仲先生《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为重大成果，且限于户口、田地、田赋范围，于明代政府各门类财政收支数据的系统量化，尚未实现。此书经整理形成统计表555个，附图28个，研究篇另外提供大量折算数据，处理数据凡20万条有余，分类覆盖万历初期财政收支状况及管理体制信息，终于形成明万历前期财政的系统量化数据库。其中以现代数学方法重建缺失的明山东布政使司财政数据，计量之复杂，尤非一般排比统计可比。明代财政研究由是而得巨大便利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史的计量研究得以推进，也是显而易见之事。 以白银货币化为线索，将明代中国财政研究置于当时世界历史演变大势之中考察，是该书另一特色。中国帝制时代货币，多数时期以铜钱为主，间用布帛、纸钞，白银在宋、金时期颇为流通，但并未达到稳定主导货币程度。明代初用铜钱，不久强力推行纸钞，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然而纸钞旋即废坏，民间率多用银，虽经政府遏制，其势不止，政府只得适应市场、民心，逐渐接受白银交易。随后白银成为主导货币，铜钱为辅币，纸钞只作赏赐之用。此过程发生原因，本由明代中国内生，适逢域外白银通过国际贸易大批量进入中国，推动中国货币流通根本转化，形成称量白银主币体制，促使明朝财政体系由实物中心转向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并使得中国货币体系与国际贸易所用货币融合无间，带动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转变。基于白银主导货币体制连动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与中国空前幅度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意义，《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突出了白银货币化的线索，尤其是在研究篇计算了大量财政收支中的货币化数字、比率。这不仅提供了以统一尺度衡量原本以多种收支形态记载的财政数据的新数据系统，而且更真切地将明代货币与国家财政体制转变安置于世界大变迁的景深之中，揭示出明代中国变迁与世界范围历史变革间的共振关系。 三、研究之启示 前揭之外，《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提出诸多明确的学术主张，涉及明代财政史及更大范围历史问题的认识，值得学术界特别关注。 首先，关于《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此书在比前人更为详明地梳理《万历会计录》编纂背景、过程、参与者情况、基本内容基础上，就《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提出了明确看法。认为该文献“是明代国家财政会计总册”；“容纳了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的轨迹，包括财政的收支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态，也涵盖了明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反映了明朝兴衰的症结”；据此文献可知“明代户部已经有以白银作为部分计量标准的会计总账”；可资以“探讨16世纪明代财政收支总量、规模、结构及其货币化程度”。这些看法，不仅精当概括了《万历会计录》的基本性质，并且揭示出该文献在狭义财政史以及更大范围领域的研究价值。学界研究财政问题者，多将财政视为经济史中一个门类，所见易为经济视野所拘泥。实际上无论古今，财政运行皆横亘于经济与政治、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公共权力行使与维系的枢机，由中不仅可以查见政府收支情况，而且可以据以分析政治理念、状况与运行特征，分析社会推演之脉动。在对万历时期财政运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明代中国社会转型迹象进行分析，正是此书超出前人研究的一个重要表现。 此间惟有一点可以再加推敲。该书认为，《万历会计录》是“会计总册”而不是“预算书”。理由在于，与近代国家预算相比，《万历会计录》以编造年份的实际财政收入为基础，而近代国家预算以预算年份的估计收入为基础，前者关注现在，后者关注未来。就《万历会计录》编制基础及内容而言的确如此，只是中国帝制时期财政，以“量入为出”为主流观念，而赋税收入主要依据人口、土地，这些数字变动迟缓，因而财政收入尽量保持“额征”。万历初年土地作为税收标的之地位上升，使岁入额数更形稳定——至于晚明加征税收，是战争状态下的举措，与承平时代不同。在此意义上，《万历会计录》实际上构成未来年度乃至未来若干年内财政收支的标准，虽然不是精密预算书，却也并非完全不具预算功能。因此明朝才会将《万历会计录》印刷颁行直省、边镇，要求“一体遵守”。若只是过往收支账册，各地如何“遵守”？“预算”之发生，不是突兀之事，也非仅有一种类型、途径。 第二，关于白银货币化及货币与实物两元财政体制。万明先生近年已发表多篇论文，阐释白银在明代基于经济发展，自下而上地逐步演变成为完全形态的货币。此一重要观点在《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一书中得到系统贯彻。以往明代财政研究者，关注赋税关系多，关注政府财政收支总体状况少。而关注赋税者，皆能看到赋税由力役、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的演变，却大多于赋税所征的货币本身之形态缺乏深入考察，或者仅将赋税中的货币作为一般货币而忽略其白银特质。此书切实将赋税暨财政体制中的白银货币之特殊性作为考察的基本着眼点，将白银货币化过程与对赋税折银、以银计税、商品经济发展、国家转型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万明指出，白银货币化推动社会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三大形态中的“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变，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同时标志着君主垄断货币的终结。在这种深刻的社会体制转变过程中，明代人形成了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标准的理念——这是中国帝制时代财政理念的一项重要发展，进而衍生出财政管理中统一会计账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财政体制，是货币与实物并用的两元体制，其方向是从实物财政转向货币财政。这从货币、财政的角度，大大开阔了探索中国帝制时代社会形态转变机制、历程等重大问题的视野。 笔者在1984年完成的以晚明财政危机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及稍后刊发的论文中，曾着眼于财政流转主导价值标的为白银而将晚明财政体制概括为货币财政体制。此种概括，轻视了当时依然存在的大量实物收支情况。此书中所说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及过渡状态说，无疑是一种更为周延的表述。 第三，关于张居正改革与“国家转型”。张居正改革历来为明史研究者重视，多以整顿吏治、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强化边疆防御等为中心，然而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旧说难以深化，而新见每流于牵强。此书则指出，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改革时期重点推行的政令，《清丈条例》和《万历会计录》方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两种核心文献。其目标是针对前此一百多年间实物折银、征银曲折历程造成的原有财政结构混乱与财政状况异常局面进行财政体制重组。清丈为赋税统一征银和国家财政运行进入白银货币主体形态奠定了基础，《万历会计录》落实了白银货币为主体的统一财政会计体系，中国历史上的货币财政由此正式开端，并对明末及清代财政形成深远影响。这场改革及其带来的财政转型，有别于历代改革的赋役合一与统一征银，“是中国历史上二千年亘古未有的划时代变革，与晚明传统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的开端紧密联系，具有所谓唐宋变革所不具备的全新内涵”；“开启了现代的货币财政，也开启了现代货币财政的管理体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的转型”。任何明史、中国财政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现代化历程研究者，面对这些在对《万历会计录》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论断，都不能不感受到震撼。其中，关于张居正改革重心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看法，关于《清丈条例》与《万历会计录》为张居正改革核心文献的主张，关于张居正改革影响深远而非“人亡政息”的见解，关于张居正改革与世界性历史变迁关联的看法，皆理据充实，允为不刊之论。关于张居正改革具有所谓唐宋变革所不具备的全新内涵的看法，虽然未加详论，然而于笔者看来，也是一语中的。有心者沿此思路，对所谓唐宋变革与晚明变迁进行联系的、比较的研究，必有所获。惟有“国家转型”一说，笔者深受启发，然而尚有迟疑。启发之处在于，明代经济领域的诸多新异性变化，与现代社会要素、运行法则可以契合，货币财政肯定比实物财政更接近于现代财政、经济形态。因此认为张居正改革增进了中国广义社会体制与现代社会的趋同性，可以成立，并扩展了研究中国现代性发生历程的思路。迟疑之点在于，“国家转型”关涉甚广，需与政治、思想领域研究再加印证，核心概念与理论架构也需定义和更透彻的阐明。 第四，关于“洪武模式”。黄仁宇先生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贯彻了对明朝财政管理的一种极为黯淡的看法，认为明朝财政管理始终沿袭洪武时期类型，一味节省，保守僵化，毫无活力，始终“不能在数目上管理”，这种类型不仅在世界史中特出，而且在中国也无先例，其影响延伸到后来几百年，至于民国财政困境之根源也在其中。此一主张经《剑桥中国明代史》采用之后，一发成为西方学术界看待明代财政乃至明史的流行看法。《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对这一说法进行了透彻的批评性论析。此书指出，洪武时期的实物中心财政体现明朝社会现实需要，且为后来经济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不可尽非；明朝货币领域发生了白银货币化转变，财政领域发生了赋税折银变革及货币主导财政体制的建立，绝非僵化；黄仁宇在明代财政研究领域有开拓之功，但以近代西方财政尺度衡量明代中国财政，折射出一种西方中心史观；黄氏对《万历会计录》这样的重要原始财政文献，仅仅取用几个数据而没有系统研究，其他数据使用也有任意选择、估算错误之失。这样的评论，尖锐而中肯，要在其所依托的文献依据之厚实与系统性程度，已经大大超过黄氏，不能不令人信服。此一评论，除了提出对明代财政重做基本判断以外，还有促使中、西学术界重新审视一些所谓经典论著的意义。其实，黄仁宇的明代财政史研究，并未覆盖至关重要的晚明时期。而明代洪武时期建构的诸多制度在后来曾经发生深刻变化，研究者若腰斩而不通观，就无法透视其推演趋势。此外，黄仁宇对明代财政做黯淡观，实际上是应和20世纪50、60年代哈佛学派采纳的中国现代变革外铄、迟钝说；其关于明朝政府不能在数目上管理财政的说法，则脱胎于马克斯?韦伯考察基督教新教伦理中的所谓理性精神时使用的概念。万明先生所指出的黄氏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确有具体渊源。 《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为明代货币、财政、经济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数据系统，兼有研究论著、经整理文献、大型工具书之功用。这样的工作，为无数同仁奠定了继续前进的基石，是明代财政史研究新的里程碑。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