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美]柏文莉著，刘云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45.00元 从晚清以来，面对着欧风美雨的侵袭而束手无策时，中国人似乎总有一种将传统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社会的看法。这种看法最初被包裹在进化论的外衣之中，而后又在五四时期的文明论战中广泛呈现，最终在教科书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次第发展的序列中得到最为有力的论证。起码至秦以后的两千年中国历史，被看作是日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呈现的面貌为千年未变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同时还附随着讲求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的儒家礼教。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且不说春秋战国的和战变动，也不论中古的动荡和佛教化，更不提曾经吵得沸沸扬扬的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以经由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提出，而后受到海内外汉学界广泛响应的“唐宋变革论”而言，便极其有力地打破了中国社会停滞说的看法。在这一论说中，宋代被视为近世史的开端，科举制及相关选官制度的普遍化提供了超越阶层的社会流动模式，经济中心的南移、坊市界限的突破代表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文明的兴盛，而南宋兴起的新儒学则提供了不同于两汉儒学的世俗化精神来源，甚至那种为应对辽、金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威胁而兴起“夷夏之辨”观念，也饱含着民族认同的人我之分。可以说，唐宋之际的历史转变，堪比欧洲现代性的兴起，可谓为多元现代性的一种有力论证。 “唐宋变革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富含多种复杂面向，相关的研究也不胜枚举。新近翻译出版的柏文莉（BeverlyBossler）的《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一书所聚焦的是宋代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呼应了从郝若贝（RobertHartwell）到韩明士（RobertHymes）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对这一关系的研究，而背后至为鲜明的问题意识，就来自“唐宋变革论”中关于从“世家大族”到“士绅”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历史转型。 郝若贝在1980年代的开创性研究中，认为这种社会精英的历史转型实际发生在两宋之际，北宋政府仍然是由一小群“职业精英”构成的“半世袭”的社会阶级把持，只有到北宋后期、甚至迟至南宋，由于党争和政治动乱，富含乡土气息的“地方精英”才最终取代“职业精英”，获得政治权势。而韩明士在关于宋代抚州精英的著名研究中，则修正了郝若贝的观点。在他看来，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地方化的趋势确实不容置疑，但带着部分世袭成分的“职业精英”与“地方精英”在抚州的个案中却并非泾渭分明的社会群体，其间阶层的递嬗和变迁需要更为细致的厘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