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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到了“二十世纪文学”这个概念。本来，有鉴于过去研究现代文学都从“五四”新文学说起，而实际上晚清文学革命与之一脉相承，论者拈出此概念以求整体打通，从学理上说并无不当，甚至很有道理，毕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当初胡适、郑振铎和钱基博等人也都是将近代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相联言的。问题在如何展开这种联系。倘若像作者指出的那样，仅为说明现代文学而掩夺其本有的完整性与特殊性，就会产生问题，因为近代小说不仅是现代小说的上源和启导，它自身还有浓重的传统继承色彩。但遗憾的是，除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等个别著作外，许多冠以20世纪文学之名的专著恰恰都只是拉近代作引子，结果将后者说没了，前者的贯通也未做到。至于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将论说重点全放在现代，并不顾从传统到现代为一连续性过渡的事实，执拗地将这种变化定义为断裂，更使得所谓打通仅停留在书名之上。正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作者的工作显出了意义。这部编年史告诉我们，近代小说中的许多变化是以渐变的方式完成的，其先与后之间，并不存在不可渡越的壕堑，更无断裂。他以扎实的史料追寻悬示出问题：“二十世纪文学”的提法固然纠正了将新文学与晚清文学相割裂的偏失，但如果昧于一个大时代复杂的情实并处置不当，那是不是会造成新的割裂？晚清之前该如何处置？再往前，20世纪文学与19世纪文学又是否能分为两橛？ 有些人受费正清“冲击—回应”说的影响，视近代小说乃至近代文学、文化为西方影响的派生物。我们无意否认，但仍要强调小说自有其传承发展的理路与节奏，就是除了西方还有中国，并且其“被压抑的现代性”可能孕育得更早一些。有学者指出，明人思想中就含有“近代性”，甚至朱子的理气论部分也可归于“近代”，而阳明学将人的主体性置于社会性前，其分视人的存在意义与社会使命的做法，深刻影响了公安三袁，是更具近代特质的事例。有人还进而将宋元也纳入进来，以为其时小说从观念到文体都走向独立自觉，既突破了“实录”的传统，又融入更多世俗元素，并形成了不再依附其他文类的稳定体式，编写者的专业化程度也有明显提高。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上变“崇雅鄙俗”为“雅俗不弃”与文体上变“言文二分”为“言文合一”互为因果，使得作家极易受新起观念的支配，并不再以唐人“宵话征异”式的自娱为满足，而发展出一种欲使“上下通晓”、“世俗咸知”的成熟的读者意识。这种意识与近代作者“庶使阅者诸君不致生厌”，“一编在手，万虑都忘”的观念显然声息相通。此所以，如施蛰存《西学东渐与外国文学的输入》就以为，其实那个时候的小说已开启了中国小说的近代性，“近代型的小说早已出现于宋元时代”。 域外研究者也如此。就对近代中国的研究而言，在保罗·柯文针对费氏“冲击—回应”说，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前，已有詹姆斯·佩克和弗朗西斯·莫尔德对其观点提出商榷，魏斐德、史景迁等人对这一阶段中国历史发展“内在连贯性”的讨论更为许多人所熟知。即就近代文学乃或近代小说而言，也有韩南原本研究古代小说，后转入现代，当其晚年着手近代小说研究，能从费氏的模式中突出，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自身的小说传统在近代的演变，还有近代作家如何吸收自身资源，进行新的实验。他的意思显然是，各种文明的碰撞既是必然的，也是相互的，忽视中华文明独立发展的自发秩序，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小说创作。 回到这部编年史，个人的感觉，作者其实并无意于排斥20世纪文学这个概念，他是想在更宏阔的历史河床上，用信实的资料，开显出特定历史阶段小说发展的真实的进程。联系世纪初学者们对近代文学“本位观”的强调，还有对近代文学不同于现代、古代文学的讨论，譬如在中西之学的继承与择取过程中，它所显现出的内在的对峙与紧张，它那些不能为忧患意识、淑世情怀及其他“新文学叙事”所概括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做法更具建设性。 或许有人会问，提出一个好的论说框架大有益于规律的揭示，应该是文学史研究的最高目的。我们自然期待这种规律能尽早地为人掌握，但作者的工作恰恰昭示了，有时候，揭示现象和细节比揭示规律更重要。这种“过程史”、“经验史”和“总体史”的研究理念与方法，显然比我们所熟悉的“观念史”更能让小说史从一种单纯的时间历史转向空间历史，从一种表层平铺的历史转向立体深描的历史。 最后，对照作者曾发愿要取得足够多的点来勾画小说发展的历史曲线，我想说的是，他可能没意识到，其实他现在的工作已远远超出了原初的预期。更为重要的是，它以自己开放性的多维指涉，已经为推进研究的整体提升提供了契机。即它不仅立体地展示了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帮助人形成对中国小说的完整认识，实际还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与心理，因为近代小说是中国开启现代型社会的起点，是中国历史与文化转型的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家们对这部大书的评价是准确的：这不仅是一部立体的历史，实际上还是从小说角度切入的中国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