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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范式意义 汪涌豪 借着他的大著，引出个人很多思考。其中，如何克服体系构建的冲动，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和“整合的历史观”，重新认识史实追索、史文互证之于近代小说研究的意义，进而复原更具幅宽与纵深的小说史的原始景观，显得特别迫切和重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大康所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以6册逾300万字的篇幅，全面网取与近代小说相关的史料，包括作家概况、地域分布、新作问世、旧作再版、读者反馈、官方态度，还有小说理论及报刊、杂志、书局等出版机构，为再现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提供了信实的基础。 近代小说创作形态之丰富与变化之剧烈，实为唐宋以来所未见。但长期以来，学界研究重心一直围绕几部重要的作品展开，并且受机械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影响，即使知人论世，史文互证，也多注意作者思想倾向与时代之间的单向联系，鲜有对上述复杂形态与变化的动态把握。 陈大康先生基于小说创作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质疑“社会-作家-作品”的既有研究模式。故针对此期创作所凸显出的精神产品与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还有作者求利动机与作品获利特性的交互关系，他在观念上强调由“小说作品史”向“小说创作史”的转换，在方法上又提出“创作-传播-创作”的观照路径。 准此，他历时14载，竭泽而渔式地搜讨文献，终得以一种介于年谱与文学史的独特体例，汇总并勾连起殊散的史料，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地安顿了近代小说5359种，其中从未著录与论及的达千余种。此外还有作者译者1987人，书局418家，报刊311种，中外关系人士3374人，另未刊布小说但留下相关材料的书局、报刊无数。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能在聚焦一线作家作品之外，留心作为其历史性展开的生动环衬，那些底层边缘的人物与事件。它们通常散见于冷僻的文献中，又难为预设的逻辑所涵盖，但因保存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其纷纭的展开过程与曲折的演进轨迹，足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样貌，将人带回到小说发展的历史现场。此外，又能在聚焦作品的内容之外，留心其物质形态与载体的变化。类似如何从传统的作坊生产与雕版刊刻，转为先进技术设备支撑的成规模印刷，如何在报章上连载刊布，并假广告迅速传播。其间，厂房、机器与纸张的情况，作家的坚持与报馆的主张，包括所有这些之于读者的交互影响，均被他一一收于笔下。以致许多积久的成说，乃或前人集矢的公案，都得到颠覆性的彰明和解答。 譬如，以往研究对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评价甚高，作者的编年表明，其实庚子国变后，呼吁改良小说的识者甚多，《杭州白话报》与北京小说改良会是其中较著者，梁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不过综合诸家之说而发扬之，故视其为文学突变，并夸大其个人作用，与史实不符。又如许多论者对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的意义每多肯定，但作者的编年发现，此次征文活动启事及应征稿均显示，那不过是一次宗教性活动而已，不仅其应征者多为教徒，来稿多非小说，而且也未及时发表，故虽可用以见证教会的活动与教徒的心态，间或也可见其对文学的理解，但从根本上说并未对小说发展产生影响，也与后来的“新小说”无关。 类似的发现与发覆，本书各处多有。或以为，有些问题比较琐屑，牵出的作品也难称上乘。但正如作者所说，作品的品质与它在小说发展史上的价值不相等是常有的事，对近代小说而言尤其如此，平庸之作的群起叠出，正是其时小说创作演进的特有方式。所以，他醉心于相关史料的发见，希望经由个人的努力，尽可能多地在一个平面上标出点来，然后由其串连成一条足以映象近代小说运动状态的真实曲线。现在看来，他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借着他的大著，引出个人很多思考。其中，如何克服体系构建的冲动，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和“整合的历史观”，重新认识史实追索、史文互证之于近代小说研究的意义，进而复原更具幅宽与纵深的小说史的原始景观，显得特别迫切和重要。 诚如作者研究所揭示的，近代小说开放给人认知的面向无限广阔，能容纳的思考维度与叙事方法也绝不止一种。其间，重视小说生产而不仅是小说创作的特点，特别是小说与传播、消费的关系，完全可以更圆满地解释在资本因素日显突出、城市经济日渐成熟、市民社会日趋发育，书局利益诉求与读者消费需求日益升涨时代，小说创作的诸多问题。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接受着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近代小说才得以持续发展，并与之永远共处于一种特别的关联之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多种通史在内，近代小说研究对此渐有共识，开始普遍重视小说生产史、传播史，以及各种物质要素的综合研究，出现了像郭延礼《传媒、稿酬与近代作家的职业化》、袁进《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刘永文《西方传教士与晚清小说》、潘建国《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包括作者《论晚清小说的书价》等一系列论文，乃至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近代文学编年史。但改变的力量依然微弱。有人研究古代向现代的转捩，但只游走在转捩的意义辨析和近代文学观念的基础变动而失之粗；有人引入文化学或文学生态学理论，但只泛论其时小说在文化上的基本选择和近代文人的生存状态而失之浅。至于有的大中华20世纪文学史，开卷将百年文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三种模式，通篇的宏大叙事。如此高头讲章，放诸文学史、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也通，独独不贴合近代小说，尤为可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