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思想史译丛” 李宏图主编 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在国际学术界关于思想史研究中，“剑桥学派”一直引领学术创新，其理论方法也已成为一种研究范式而广受学术界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一直较为重视“剑桥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而对一些具体问题反倒是没有引发起讨论，例如在其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理解思想演进中的现代性，特别是政治思想的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其论述的重要主题。这个问题不仅在思想史研究的视角看来具有意义，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也尤为重要，因为思想观念将会对现实政治体制的建构起着作用。因此在我看来，如果能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可以说是抓住了“剑桥学派”的重点，以此为契机也可重思这一学派对思想史研究的贡献，以及未来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 1978年，斯金纳出版了两卷本的著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FoundationofModern PoliticalThought)，此书出版后，立刻获致好评。直到现在，这本书仍然被认为是当代的经典著作，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场革命。斯金纳也被看作为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思想家。这本书的出版在带给斯金纳盛誉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其的批评。批评者主要集中在斯金纳所使用的书名“基础”(foundation)究竟指的是什么含义，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词汇。 在斯金纳之前，已经有过一些学者使用过这样的词汇作为自己的书名。如多纳德·凯利就写过《近代历史学派的基础》(The FoundationofHistoryScholarship)这样的书。而斯金纳使用这样的词汇也就被认为他是一个基础主义者。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使用这样的词汇容易和美国哲学家罗蒂提出的“基础主义”相混淆，造成学界认为作者已经为现代国家设定好一种标准，或者在历史中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判断现代国家的依据。在批评中，斯金纳认识到了自己本来想模仿其他历史学家著作的标题而使用了这样的词汇，而没有想到其所带来这样的后果。后来他自己都坦陈他用错了一个概念，不应该选用这个词汇。但是思想史家艾伦·赖安却对此作出辩护，并对其含义作出了比较准确地解释：斯金纳所要揭示的就是他所说的现代政治思考过程的基础。这就是说，他所追求的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开始产生了我们现在思考政治的那些方法。因此，基础指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任何我们赖以进行思考的根据、标准或基本原理。其实，在斯金纳看来，他的任务也就是要描写现代世界的起源、演变和发展，梳理现代“国家”概念是如何进入到现代世界的，尽管国家的理论仍需建构，但其基础已经完成。因此，在后来很多文本的翻译中，为了避免误解，也就不再使用原先的“基础”，而直接改用为“起源”。例如在1999年的意大利文的翻译中就被译成“起源”(origin)。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个书名中所使用的“现代”（modern）却没有引发出这样相类似的讨论。斯金纳在2002年还曾经公开谈论过这个书名。他说“我试图确认那些最基本的概念，从这些概念中，我们构建了现代（modern）西方宣布为合理的各种理论，这就是我们在谈及公民的各种义务和国家的各种权利时继续使用的各种理论。我的著作第一卷集中于各种关于公民美德和自治的理论；第二卷集中于专制主义的兴起和与之对立的自然权利理论的出现。我试图表明这些是我们现代（modern）西方着手构建国家理论的概念基础。”在这里他两次所使用的“现代”西方的提法，直到最近开始有学者注意到了斯金纳所使用的“现代”的含义，并对此提出了批评。例如，芬兰思想史家凯瑞·帕罗宁教授就曾经指出，“现代”的视角也会导致误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政治思想家对国家概念的论述。 如果我们回到欧洲政治思想的现代性，或者说回到斯金纳的国家概念内涵的现代性含义来说的话，这的确值得讨论。是否如斯金纳所说的国家概念的现代转变就是政治思想现代性的形成，两者之间具有等同性，显然不应该完全一致。就在2003年，斯金纳对此作出了反思，认为将现代欧洲民族国家概念的习得等同于现代政治思想基础的构建，这么做是多么地欠考虑。斯金纳的这一反省的确表明了他已经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同样，在他所讨论的国家概念的现代性内涵和定义都是从其内部的、或者说是从民族国家的内部来入手思考解析，而并没有将国家的“现代性”形成放在其他类型的政治空间中来理解。例如，如何在帝国的空间中来进行讨论，而一旦在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匈等帝国空间里来进行讨论的话，那么，政治思想的现代性恐怕就值得商榷了，或者说，其基础就产生了问题。 由此连带出的问题是，斯金纳考察了西方世界中的政治思想的西方现代性，也就是说，他在西方的空间中考察了政治思想特别是国家概念的现代转变，总结出现代国家的四点特征。 这种在以西方为历史依据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就是对这一问题准确地提炼和概括？在将西方本身作为整体性存在进行考察的同时，也是否遮蔽了其内部差异性的存在？另外如果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来考察的话，如何在全球史的视角下，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文化群体中提炼与总结出国家的“现代性”特征？如果考虑到我们今天所置身的全球化进程，那更可以认为，对现代性内涵的提炼和理解要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进行。由此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政治思想的“现代性”边界究竟在哪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学者提出，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或者“全球史转向”，希冀进行新的研究范式的突破，以此来促进对问题的新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新近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斯金纳写了题为“theSovereignty State:aGenealogy”这篇文章，从标题中可以看出，斯金纳已经从现代的视野转向用后现代的词汇，从而加强知识考古的历史感，以避免使用现代所带来的麻烦。同时，在文章中，斯金纳也不再使用现代这样的概念，而是改为早期阶段，或者十六、十七世纪这样具有历史时间性的表述。这标志着斯金纳思想的转向，还是一种讨论问题的需要？不管如何但这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关注。 正是在这一视角下，呼应着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我主编了这套《欧洲思想史译丛》，选编了包括《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王加丰等译)、《民族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史》（周保巍译）、《共和主义、自由与商业社会：1649-1776》（盛文沁、左敏译）、《自由的法则———自由主义与现代城市》（李冈原译）、《历史语境中的市场———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杨芳、卢少鹏译）等书，希望在对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演进的学术资源支撑的梳理中，和一些体现“现代性”核心概念的思想史的研究中来深化对“现代性”形成与内涵的理解，这些核心概念不仅包括了政治上的共和主义，也有社会经济维度方面的如市场等概念，其宗旨是期待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下，以及在当下全球史的视野下来重思欧洲为什么率先进入到了现代世界，以及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现代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