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外交》，（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95.50元 辛格博士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最有传奇色彩的外交家和国际政治学者之一，《大外交》是集中阐述其外交思想的代表著作。本书的英文原名为“Diplomacy”，本义就是“外交”，并无中文译本中“大”的含义。之所以将此书译为“大外交”，我个人揣测，首先是因为其格局之“大”。《大外交》关注的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宏观问题，是关于国家之间合作与对抗、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动荡、国际力量的分化与组合等重大问题。同时，本书还主要关注大国之间的关系。世界的历史机遇，往往是由世界主要国家即“大国”的政治关系改善和调整而引发。正如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会谈时说道，“台湾是个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将大国关系作为着眼点，就抓住了决定国际关系走向的主要矛盾。《大外交》的大，还体现为视野的宏大。全书洋洋70万字，记叙了欧洲三十年战争确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国际关系史，谈古论今，视接万里。既有丰富的史料，又有独到的分析；既有对国际政治运作规律的总体把握，又有对主要政治人物气质、个性的细致入微的描写；既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有对现实政治的思考……正如国内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金灿荣先生所说，“读这本书可获读四本书的功效”，即“一本国际关系史”，“一本美国外交史”，“一本政治学理论”，“一本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现实的书”。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 《大外交》中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思想。所谓现实主义，就是强调国际社会处于相对无政府状态，缺乏权威性的政治机构、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现实主义观点认为，抽象的个人道德在国际政治层面并不适用，只有应用符合势力均衡原则的制度安排，才可以将国与国的冲突降到最低程度。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利益和权力，但并非为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其精髓在于互相尊重彼此之间的平等地位，互相承认双方都有合理的利益。在互相尊重和互相承认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博弈，达到彼此利益的均衡。在理念上，现实主义强调的是相对性而非绝对性；在目标上，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共同性而非差异性；在手段上，现实主义强调的是灵活性而非固定性；在效果上，现实主义更具有建设性而非破坏性。在和平时期，现实主义的政策有利于保持主要国际力量的均衡，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和平遭到威胁或破坏时，现实主义的政策有利于达成广泛的政治同盟，为自身争取有利的战略地位。 与现实主义相对应的是理想主义和权力主义。如果存在一个坐标，现实主义位于中间的原点，那么理想主义和权力主义则分居于坐标的两极。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某种抽象的原则的价值观为指导，后者则纯粹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体现为国际政治领域的“帝国主义”、“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等等形式。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绝对主义，缺少理论上的灵活性，缺少对地缘政治和均衡原则的理解和把握。 基辛格反对国际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权力主义。他是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坚定信奉者，认为现实主义思想是构建稳定的国际关系的基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基辛格取得了使美国从越南战场抽身、推动美中邦交正常化、促成埃以和谈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成就，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大外交》一书中，作者凭借其对现实主义的深刻理解，记述了数百年来一系列杰出现实主义政治家的卓越成就。17世纪的天主教法国枢机主教黎赛留同时担任法国首相，他毅然摆脱了宗教观念的束缚，不是以是否有相同信仰，而是以是否有利于法国国家利益来选择合作与斗争的对象，通过支持德意志新教诸邦国与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相对抗，使得德意志民族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为法国在欧洲大陆赢得了几个世代的优势。19世纪初期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将维护王室正统的保守主义理念同均势政治结合起来，促成了稳固的政治同盟，为奥匈帝国带来了数十年的和平。普鲁士的俾斯麦从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扬弃了梅特涅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论”的观点，利用了民族主义革命浪潮，同时灵活巧妙地利用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所有大国都最大限度地保持密切的关系，最终实现了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并使德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以帕默斯顿与迪斯累利为代表的19世纪英国政治家，始终坚持均势的原则，一切以英国利益出发，在欧洲势力有效保持均衡时，不倒向任何一方，而当均势受到破坏和挑战时，则不为历史恩怨和文化异同所牵绊，果断出手帮助弱势一方，打击对均势威胁最大的势力，先后取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和瓦解“俄、德、奥”三皇同盟的成就，保持了自身在欧陆事务的主导权，拓展了英国的利益和影响力。 实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并非易事，需要对国际力量对比有客观清醒的认识，从国家的真实定位入手，确定符合实际的外交政策；需要对利害关系有着深刻微妙的理解，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有着准确的把握，知道何者应该坚持，何时应当权变；需要具有高超的外交手腕，善于将深远的政治图谋寓于眼前的现实交易之中，收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需要有坚定的意志，能够不为意识形态、传统观念和局部利益所左右，排除干扰，摆脱羁绊，坚决执行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运用得宜则会进退自如，运用失当必将进退两难。在国际政治中投机取巧、首鼠两端、以邻为壑，或是过于看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恩怨，忽视国家间的现实利害关系，往往会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压缩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施展空间，使均势失去应有的弹性，结局往往是自食其果、害人害己。在《大外交》中，作者对历史上的类似教训也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分析，拿破仑三世的败亡、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卷入越战泥潭以及苏联一味扩张导致悲惨解体，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和“霸权主义” 书的另一条主线，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与演变。基辛格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充满了矛盾之情。尽管他本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为美国赢得了重大的国家利益，但他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路线却从未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在美国的文化中，理想主义可谓源远流长，上帝选民的优越感在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自20世纪初，美国的外交就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并为此后整整一个世纪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底色。第一次大战期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从捍卫欧洲均势、遏制德国扩张、维护美国利益的立场出发，主张美国参与欧洲战事，却遭到了抵制，未能成功。而其继任者，也是其政治主张的反对派、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主张以捍卫正义、惩恶扬善的原则出兵，却得到了朝野各界和社会公众的一致支持，并以此为美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此后，美国所有参与的国际博弈，都必须披上一层理想主义的外衣，都必须高姿态地宣称自己不是单纯为了美国利益，而是为了捍卫普遍的真理与原则。美国的强大、繁荣，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的胜利，更加强化了美国的自信和道德优越感，使得其对美国领导世界的“天定命运”深信不疑。美国认为，自己在几次大规模国际对抗中的胜利，并不是简单的力量的胜利，而是正义的胜利。美国本身就是正义的化身，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必将推广至全世界，实现“历史的终结”，而美国有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担当领袖的重任。 从《大外交》一书可以看出，基辛格对于这种美国式的理想主义进行了表面上的肯定，但内心深处却充满着忧虑。从本质上讲，美国政治中缺少实行基辛格所主张的、有弹性的现实主义的活动空间，尽管在美国不乏如基辛格、米尔斯海默、布热津斯基这样杰出的现实主义学者，也不乏西奥多·罗斯福、尼克松这样高明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但历史惯性和社会环境的力量却难以克服。整体而言，美国政界中所谓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是美国“天定命运论”的信徒，都是有着美式道德优越感的理想主义者。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美国必须承担起世界领导者的责任，为此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强行推进世界的民主化，强制推行美式价值观，并改变乃至清除一切不肯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政权。而后者则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是与生俱来的，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是必然在全世界取得成功的，美国无需消耗自己的力量去强制推行这一进程，而应多运用自身的“软实力”、“巧实力”让世界追随美国。无论前者后者，都与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相差甚远。现实主义强调的是不同国家主体之间的平等，承认相互的差异和合理利益。而这种观念，在本质上与美国社会中的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论”、“历史终结论”、“美国领导世界论”的思想是抵触的。美国的这种自命高尚的“理想主义”有着很大的虚伪性。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完全的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根本不存在，任何理想和信仰都需要国家的实力才能付诸实施，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则是运用实力的基本动力，美国也不例外。既然美国的利益必须得到保障，美国的强大实力又无从制约，而所谓的美国价值观又不容质疑，这就势必会导致在理想主义旗号掩盖下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这种霸权主义，不仅垄断了利益，而且还垄断了对正义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以自命的抽象理念强行取代其他国家人民的现实利益，因而是一种更加彻底的霸权主义。 美国的“理想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还没有受到过真正强有力的挑战。美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功，一方面是来源于其本身超强的国家实力，这固然与美国相对成熟稳定的政治制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因于其所处的优越地缘位置和建国后一个世纪间所奉行的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孤立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主要对手僵硬极端的行事风格和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前有德、日，后如苏联，这些国家四面树敌，并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失败。由诸多因素促成的相对成功，使美国形成了对现有国际政策的路径依赖，而对其潜在的弱点却始终缺乏真正的反思，这不仅导致其外交政策越来越缺乏弹性，同时也使其无法正确认识国际力量的变化和其他国家对利益的追求与界定。在现实中，美国因此而多次遭受挫折，比如基辛格在评价越南战争失败时就曾指出：“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社会推动民主化的障碍，也低估了一个外力侵凌频仍的民族，追求政治目标时的意志力量。”每当遭遇挫折，美国的政策就会趋于现实，而一旦形势有利，这种理想主义旗号下的霸权主义就会重新膨胀、大行其道。冷战之后，克林顿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和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将这种单边政策达到极致，最终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美国的软硬实力受到巨大的损害。今天美国社会多数人都对伊拉克战争持否定的态度，但反对的理由无非有二，一是认为美国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却并没有在伊拉克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二是认为美国以虚假的“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理由发动战争，在程序上不够完美，在道德上存在“瑕疵”。归根结底，是因为这场战争没能有效地体现出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而对于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对伊拉克主权的破坏，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危害，对普通平民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却少有反思。当前，美国奥巴马政府实行战略收缩政策，这是由于实力相对下降而迫不得已的选择。然而，由于奥巴马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这种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加“霸权主义”的政治土壤，特别是收缩政策带来诸多有损美国威信的问题，很有可能导致国内保守主义的反弹。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势并不乐观，基辛格所主张的富有弹性的现实主义政策恐怕在相当长时间仍会居于边缘地位。 美国身上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整个西方。尽管欧洲国家传统上重视现实主义和均势原则，但这仅仅适用于西方国家内部，而对西方以外的国家和文明，适用的却是同美国一样的霸权主义。随着二十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加入美国阵营，美国的“理想主义”也成为了欧洲的主流价值观，这就使得其在与中俄等不同文明的战略对手接触时，外交政策就容易失去弹性。目前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正是西方这种僵硬政治的反映。在众多方面都需要同俄罗斯进行有效合作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明知保持乌克兰的中立地位是俄罗斯的战略底线，也明知自己无力也无意接纳消化整个乌克兰，然而出于扩大欧盟影响和推行“民主”、“自由”意识形态的考虑，却鼓励纵容乌克兰极端分子暴力夺权，并实行亲欧反俄的政策，挑战了俄罗斯的核心利益。西方国家希望通过乌克兰的局势来削弱俄罗斯，并幻想俄罗斯会忍气吞声、不闻不问，而根本没有做好迎接俄罗斯反击的准备，以至于面对俄罗斯强有力的反应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当前这样一种局面，西方的贪婪和短视应当负直接责任。 辛格作为美国学者，其理论和思想自然是为了美国利益服务，然而《大外交》一书的影响却是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是有数千年深厚现实主义战略传统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现实主义经验。在经历了长期的韬光养晦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正处于历史上最为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时刻。此时我们更需要冷静、成熟、理性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必须看到，历史上越是实力强大的国家，越是接近达成自身长期战略目标的时刻，往往越容易失去对自身的实际地位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准确判断，倾向于采取缺少弹性的绝对主义政策，而这在破坏国际力量平衡的同时，也必将殃及自身。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充分总结和吸取。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在维护现在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上，采取弹性灵活外交策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来平衡各方利益、运筹各方关系，不断增强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才是符合中国未来一段时间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从这一点看，《大外交》一书中总结的历史经验、阐述的战略思想，对正处于崛起阶段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