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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艺术重生于生命之暖意——温亚军小说的创作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学报 王凤英 参加讨论


    相较于小说对现实生活艺术展现时进行多维整合式的重新构造而言,小说作品的章法是容易师法的,弥漫其中的相似性往往在其他作品中被反复强调或重逢。但作品如人,文本所氤氳出的气质、气息、气脉、气场却是难以复制甚至不可复制的,这与作家本人经验的内在稳定性、创作才能、叙事风格、想象能力、艺术品味等固然关联,而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恰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进而对生命层面做真诚的哲学思考,这会有效引导作品呈现出丰富暖意并强烈打动读者。温亚军的作品就具有如此能量。细阅作家的诸多小说,我以为温亚军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是:从军旅生活题材起步,以此为圆心,再慢慢扩展眼界,不动声色地打通军地生活视域,从新疆经验到专注于观照当下城乡世情、人生百态,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生命呈现的暖意,叙事质地瓷实,整体朴实较为内敛的现实主义静美叙写风格。
    一、精神契合点的艺术认同
    像所有作家一样,温亚军也不自觉地受到气息接近、精神契合的许多中外优秀作家创作思想与作品艺术审美的不少影响,而这主要集中在他成名后的作品中,无疑与他的阅读视野随之宽阔有关。所有这些呈现在他的前后期作品中,会发现并没有影响到作家风格的一致性,这也就不难理解,作家早期作品于本质上无意中与其内心艺术敏感天性保持了客观上的有效匹配,这是温亚军能够成为作家温亚军的独有优势:他具备的足够耐心和足够优异的悲悯视力,持续了对作品中人物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这也和他后来推崇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里的创作表现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
    优秀作家的艺术探求会有相似的精神质素。温亚军觉得索尔仁尼琴对“即使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的描写也会使人的心灵痛苦地紧缩起来,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家,不是在痛苦中痛哭、苦难中哀怨、贫困中卑微,而是将个人经受的痛苦、苦难、贫困等创伤内化、压缩为作家创作的精神密度,使之沉淀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重量、人格尊严。基于这一认同,在边疆部队服役十六年并成长起来的行伍作家温亚军,他的创作才能最初的激发应是与他熟悉的边疆生活环境的长期碰撞与磨合,研究者如果不注意这种写作根源性特征,那么会很难理解他何以不厌其烦地从文本中传达出诸多西域特殊的风土人情、新疆生活经验及环境等明显地域印迹,舍此便如暴殄天物。如篇幅不足六千字的《驮水的日子》(2002年发表,2005年获鲁奖)里,以上等兵和一头“黑家伙”犟驴在驮水的日子里的情感积累与生活摩擦贯穿始终,发生在荒无人烟的西部高原上的军营和军营下的盖孜河以及两者之间的山道上的故事,闪烁着人类体温与作家纯净、美好的品性。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这类题材是不易把握好的,特殊的情感经历不只需要作家有同样的生活经验而已,人性的美善、对生命的尊重等均需一一在场。这篇小说文本中透射的叙述速度,显示了作家的自信及与之有关的情感支撑多么坚实,心灵因此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开,让充满暖意的信息汇入阅读节奏,建立起新的精神世界。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人心为“仁之端”,引导我们审视生命的隽永与迷离。如对于《苦水塔尔拉》这篇小说,温亚军并不很满意,一如他的另一篇小说《地衣》一样,文字中弥漫着压抑的气息远离了作家内心追求的“仁”之美学新域,他一直愿意通过悲喜人生、命运隐秘、人物符码传达一种人类的温情体恤、光明前路及希望,哪怕是坎坷烦恼遍地荆棘,也要从人生苦涩、疼痛之泥淖,开出不无香气的大大小小花朵。在《地衣》中黄家祖孙三代虽有不同的命运,但他们一无例外始终被压缩在命运的文件包中挣扎突围,其生存状况、言行风貌共同搭建起富于地域性的西部人生,阅读感受并不轻松愉悦。这一特征在《苦水塔尔拉》的创作效果看仍有余续。小说写一个从军校毕业的排长吴泽新,主动申请离开支队机关,他认为那里会磨钝军人血性,从而坐上牛车去基层中队报到。事实上,这个叫做塔尔拉的中队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温亚军却试图从庸常的生活里提纯基层官兵以苦为乐的人生态度和温暖人性。把这个故事的发生现场放在“把春天当冬天过”的塔尔拉,苦水、狂风、沙暴、戈壁、沙漠、狼群等等,似乎都未能影响作家将其内化为写作的主观需求,这归因于他在新疆最偏远的喀什生活了九年的底气。人物活动的现场自然会带来不可预料的曲折性和行进拐点,治拉肚子的沙枣、不会凫水的鸭子、寻夫被拒的东北女人、排成长队的入厕官兵、面对空旷的长嗥、抓捕逃犯等等,顿笔处波折雄浑,文字打开滞涩而脉络压抑,投放给阅读的紧张感带来的是透气困难,生命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反而给了人物以丰富考问,通过现有的文字力量,深刻地刺进人的灵魂,刺进人的自我牺牲的力量、精神的贫困、欲望的褊狭。从这一点儿上来说,似乎又受威廉·福克纳创造人物的能力及想象力的艺术影响,而后者其实就是一位西方的乡土作家,地域性的艺术认同在作家身上并不奇怪。后来,随着温亚军2002年调入北京,他的创作倾向性的“新疆情结”仍然通过语言、技巧寻找恰当的切入角度以构建起“温氏风格”化的精神面影,这种融入明显的个人美学和思想双重维度下的精神准备具有了越来越开阔的趋势、鲜明的辨识度,他始终不是生活冷静的“目击者”,他是五体投地的“朝圣者”,尤其在他的短篇小说作品中附着人物上的传统、伦理、秩序都使得作家的审美显而易见,即便后来关注的城市底层人生活百态的题材,如《槐花》《成人礼》《谁能让牡丹开成玫瑰》等,很大程度上在苦难、艰辛、贫困等充满压抑性题材的处理上,同样少见抱怨、卑微、沉沦、凄惨之无望,多见平和、沉思、悲悯、温情之暖意。
    二、灵魂掘进的暖意观照
    短篇小说是小说中艺术要求最高的体裁,对作家的美学性格形成颇为有效,其精悍文体特有的言有尽,迫使意无穷的文学追求不允许其有任何拖沓和散漫的空间存在,对作家才华的包容性差。如作家裘山山说:“写作短篇小说是磨刀的过程。”磨出快刀,寒光四射,并非易事,这需要将气息归纳到很短的篇幅内以达到最大、最长、最美妙,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在这样的效果里,要将作家整体的用心、情怀、气质压缩进而形成独一无二的味道,越发难了。正因为此,温亚军众多短篇优秀之所在,在于艺术上的独树一帜,与其说是依靠描绘,不如说是靠引起读者的联想以及掘进灵魂深处的暖意观照,并非如他的谦词那样轻描淡写:“能够平和地对待我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但作品中打动人心的部分,总是作家满怀爱意与温暖的初心写作,正如他说的“我不喜欢写丑恶的东西,我不想把自己弄得很绝望……我还是愿意平平淡淡地表现那些普通人群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温亚军的生命美学总会于简单的故事中写出别样的温情。
    如《空巢》,写空巢老人二舅守着高店街最气派的三层自建楼房,日子却过得出乎外人意料地“没滋没味”,在他打发闲散时光的无聊生活里,发生着卖早点老林给他介绍补鞋摊寡妇秋霞,还有雾霾、征地建高铁站、儿女忙着自己的生活而疏于前来看望的孤独等烦心事儿,他淡淡地疑虑着、苦恼着,却又淡淡地矛盾着、享用着。这样的故事并不复杂,甚至有些简单、寻常,但随着二舅开始焦虑于他的儿女们会不会因他再婚,将为楼房最终受益人问题发生争议,同时也揣测秋霞愿意跟他好可能的非纯粹动机与企图时,事情发生了急转:儿女们的态度“只要父亲愿意,找个什么样的老伴都行”。对于儿女们充满暖意的态度,二舅喜出望外,这才下定决心掉头托老林去牵线说合,听到的却是老林“吃啥都得趁热”的嗔怪,因为二舅长时间态度不明朗,好强的秋霞不愿意被二舅误认为有企图,宁愿独自养大自己的孩子。
    故事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终结了二舅所有的揣测和隐忧,却没有让人觉得失望或者遗憾,相反,同时展开的是对生活日常判断的不正常以及来自向人物灵魂深处掘进中遭遇令人备感暖意的慰藉。这是温亚军作为优秀作家的优秀之处,他笔下的人物绝无穷凶极恶之徒,而是常常倾听到回荡在他的作品中的足以感动灵魂的那些最庸常、最独特的,而且也是最打动人心的事物发出的回声。不触碰大事件,不等于不关注大题材;不高歌猛进,不意味着寡淡无味,以“温式”笔调把故事中简朴无华而又略显低回作暖意融融的如实描写,笔画简洁,线条清晰。
    三、叙述朴实的静美特质
    君子温润如玉,谓之真君子;语言纯净有张力,谓之好语言。温亚军的文字里有君子之真、有纯静之美,从新疆苍凉题材、乡土的情感到城市拥挤生活的铺陈与叙写,少有重复。生命故事里关涉到的一个一个人物看似都是小人物,却有不尽相同的性格和人生轨迹,附着他们身上的是从作家文字里透视的本能的欣赏意识和怜爱体恤:吴泽新(《苦水塔尔拉》)的自我锻造、“黑家伙”(《驮水的日子》)的倔强、二舅(《空巢》)的多重顾虑、姚燕燕(《影子的范围》)的宽恕、白莎莎(《第一百零九将》)的失望、老万(《崖边的老万》)的决心等等。温亚军始终感同身受地抚慰着笔下人物的悲喜,以质朴的真情、用不事张扬的语言文字传达作家对底层小人物的细致温情,而人物的名字和所处环境的地名似乎仅仅是一种表达符号或地理标签,如塔尔拉,在《苦水塔尔拉》《无岸之海》等小说中都曾出现,但并非是固定的实有地名,只是一个地理符号;老万,在《崖边的老万》《东方红》等小说中同时出现,也并非同一个人……就这一特点而言,在温亚军小说作品中俯拾皆是,另如大舅、表哥、男人、女人等符号化命名,似乎与《百年孤独》处理叙事方式有相同用意。
    温亚军无疑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以作品装饰起一个丰富多彩的画廊,展现了形形色色的底层小人物形象。我们似乎闻到了甜丝丝的槐花麦饭;还悲凉地看着“细想人”大舅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更听到上等兵背起行李要走时,“黑家伙”正以不曾见过的速度向他飞奔而来,纷乱的铃铛声大片大片地摔落在地……
    时值盛年,温亚军早年作品甚丰,近年来的创作量虽有下降,但作为优秀作家的创作黄金期远未消减,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使艺术仍重生于生命之暖意,作品均表现了生活在底层的人的生命美学及精神实质。作家如若仍然坚守地域性的创作优势、关注最熟悉的群体潜能,一如艾得亚斯·卡内蒂所说“是由怜悯而产生的”佳作,将是读者之幸事,文学之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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