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读马雷教授的专著《论联合演算》，书中系统完整地呈现了联合演算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这对于长期从事现代逻辑和西方逻辑史教学工作的我来说，自是受益颇丰。 众所周知，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事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起步的，而莫绍揆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翻译出版的希尔伯特与阿克曼的经典教材《数理逻辑基础》，在这种现代化历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合演算理论的系统建构即源于该书。由于我国特定的学术背景，格·克劳斯的《形式逻辑导论》中译本，在使得我国学界澄清“数理逻辑是传统演绎逻辑的现代化、是演绎逻辑的现代阶段”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该书则把联合演算作为这种澄清的一个重要工具。在对以上两部著作的精心研读中，马雷发现，希氏联合演算理论建构中有着以往未被察觉的缺陷。在学界前辈的鼓励下，通过深入解剖和分析，马雷建构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联合演算理论，并得到了学界肯定。在近年的修订和扩展性研究中，他不但将原来的成果加以精心修正，而且扩展到亚里士多德模态三段论研究，为以现代逻辑工具 “重释”亚氏模态逻辑这一历久不衰的课题增添了一个独特视角。 30多年来，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与国际逻辑水平接轨的目标可谓初步实现，但距离全面实现逻辑教学与研究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国逻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多方面反思。与逻辑发展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一个重要缺陷是长期以来过多强调对众多 “前沿”问题的“追赶”，而忽视了对逻辑基础和逻辑发展史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往往是理解和解决在学科前沿上面临的问题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在多年从事现代逻辑与西方逻辑史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以往学界对于希尔伯特在现代逻辑发展史的地位与作用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实际上，现代演绎逻辑与传统演绎逻辑的根本差异，不在于其研究的核心诉求 （即把握形式有效性或逻辑后承关系），而在于形式系统方法。对于形式系统方法做出系统澄清者，不是数理逻辑初始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莱布尼茨，不是践行莱氏纲领而建立抽象代数的布尔，不是基于“命题函数”与“逻辑量词”两大发现而成为现代逻辑之父的弗雷格，也不是紧紧抓住这两大发现而大力推广现代逻辑思想的罗素，而是证明论与元数学的创建者希尔伯特。可以说，前几位只是在现代逻辑创生史上“使用”了形式系统方法，而直到希尔伯特才对这一根本方法做出了理论澄清。没有这样的澄清，就不会有哥德尔定理和塔尔斯基形式语言真理论这样划时代的成就，也不会有当代逻辑科学的持续繁荣。而《数理逻辑基础》，就是这种澄清工作的经典之作。其中的“联合演算”，正是希尔伯特为阐释形式系统方法而给出的一个基础范本，即对一个语形演算系统可以给予类逻辑、命题逻辑及一阶谓词逻辑等诸多语义解释，从而使这些理论可以获得统一的系统化处理。对于这种经典范本的修正与完善及其多方面功能的探讨，其研究价值以及对逻辑基础教学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马雷教授在该书中所取得的成果，值得学界予以重视和研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