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源头，而春秋文学则在先秦文学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春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文化品格，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方面的许多重要命题。而这些文化品格与理论命题，不仅仅是表现在某几个伟人的论著之中，而是体现在众多作家的诗文作品之中。周人推行的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所以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宗族关系、氏族关系、种族关系就成为周代“唯一的社会关系”。由于周人实行“三代别氏”之制，“家”自然又有“大宗”、“小宗”之别。这些“大宗”、“小宗”的不断递延，就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族世家。加之周人接受教育的家族化与贵族化，“家”自然成为文化传承的主渠道。这样，作家群体的“世族性”便成为春秋文学创作群体的最基本特征。当然，尽管见诸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春秋世家贵族创作群体数目极其众多，但因史料比较匮乏，作家群体文化性格具有一定的雷同性，让许多研究者深感无从下手，若想有所创新就显得困难重重。 近期出版的《春秋文学系年辑证》（以下简称《辑证》）就是一部研究春秋时期世族作家群体的文学专著，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从宏观和微观展示作家群体的不同属性 《辑证》在宏观方面按照阶级与阶层来划分作家群体的社会属性。该书将537位作家，划分为贵族、平民、奴隶3个基本阶级，区分为6个不同社会阶层：一是周王，凡8王，占1.5%；二是国君，凡47君，占8.7%；三是卿，凡125人，占23.2%；四是大夫，凡288人，占53.7%；五是士，凡29人，占5.4%；六是平民，凡13人，占2.4%。另有贵族女性，凡27人，占5.0%。这样，西周时期与春秋时期作家群体社会属性的差异性就显而易见了：西周时期的创作主体主要包括周王、国君、卿、大夫4个社会阶层，而春秋时期作家群体尽管仍以贵族为主，但其社会阶层的涵盖面要广泛得多。可见，《辑证》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还是值得肯定的。 《辑证》在微观方面按照“简介”与“纪人”相结合的方式来展示作家群体的基本特点与历史属性。所谓“简介”，就是在某一作者首次出现时，概要介绍其族属、世系、事略与创作情况，使读者能够对某一作家的基本特点有一个整体把握。所谓“纪人”，即对于凡辑录有作品创作的作者均标明生卒、年岁或在世年代，可以展现不同历史阶段作者的整体状况，同时使读者具有清晰的作者群体感。 以勾稽考证为基础完成“简介”与“纪人” 《辑证》“简介”与“纪人”是建立在对世族作家群体详细勾稽考证基础之上的。据笔者所知，作者为了更好地完成《辑证》的“简介”与“纪人”，曾经专门进行 “春秋时期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研究”，以“国别”为门类，以氏族为单元，以作家为对象，撰写系列论文，详细考证世家作家群体谱系。已发表的有《范氏、文氏、申叔氏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越公室、范氏、文氏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考略》、《晋公室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阳氏、包氏、叶氏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等十余篇。可见，“简介”与“纪人”实际是其系列研究成果的结论概括。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原标题：以“大文学观”展现春秋时期世族作家群体特征——评邵炳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