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个中国人》 雷建军、梁君健、焦瑞青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10月 雷建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纪录片研究、电视节目策划与制作、电视新闻。2006年创建清影工作室，2009年创建清影放映，主编了《清影纪录中国》系列丛书，2009年拍摄纪录片《2008纪》入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竞赛单元。 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焦瑞青，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每一个漂泊在城市里的人，心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背影。那样的背影，就在朱自清先生笔下：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 “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身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小时候读课文，还不能体会其中所描写的离愁别绪和挚爱深情。渴望出门远行的人们，向往的是月台、橘子和铁道。 铁路越来越长，农民和他们的后代一批批被轰隆轰隆地运进了城。一次次离别，又一次次回乡。生活中不再有“来信”。在一次次回望中，父亲、家和村庄的背影渐渐模糊。 于是，《四个中国人》便像一次对父辈和乡土的深情凝望：作者不惜时间与笔墨，对四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故事作了详尽的显影。他们走进衢州化工厂的工人宿舍，在关中平原度过春节，听窑洞里的老人唱民歌，又跟河北的“娘们儿”话家长里短。 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止是那个“臃肿的背影”，而是四个“具象的、有血有肉的、凝练一方水土的普通中国人”。 无论是在媒体上，还是在社交场合，“成功”与代表成功的企业家、明星、政治家占据了话语的主流。在大众的想象中，满是对“底层”的无知和对“日常”的忽视。“底层”等于“穷苦”，“日常”意味着无聊。 作者把始终对准主席台的镜头移开，当画面渐渐清晰，我们惊讶地发现，这四个普通中国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生活却有滋有味。 吕崇德的二胡如泣如诉，程宵春的宣纸光滑如“女人的皮肤”，喜业梦想上一次星光大道，素英天天穷乐呵着。他们“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却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 于是，这“普通中国人”便有了不再“普通”的意味。当“丑陋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的共同认知，当礼仪之邦连基本互信都难以共存，对“四个中国人”的致敬，直指人心。同样是朱先生写道，“我暗笑他的迂”，却不知是自己“聪明过了头”。 他们有更丰富的情感，更从容的态度，更健全的人格。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里，有更温情脉脉的底色。 不得不说，这本书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有情怀的团队、极具理想主义的行为。书的写作，源于四部纪录片：《戏末》、《一张宣纸》、《喜业》、《扇鼓·乐》。纪录片关注那些逝去的技艺，而书更关注人性、人情、人心。 清影这个团队，将一切空闲的时间，贡献给他们所坚定并且执著的理念：温暖世界。 一本书，能改变中国人的面貌吗？ 北京的冬天很冷。早高峰的地铁站里，男男女女们甩着膀子一路狂奔。我看到了数不清的年轻的、敏捷的、慌乱的背影。我闻到的是荒谬的味道。 他们来自高原，油田，油菜花地，太行山下。他们曾经捉蚂蚱，看社戏，扎风筝。而时代，把这些男男女女聚集并挤压在同一个充满残酷竞争的平面上。 于是，我相信，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必能给你内心带来些许温暖和安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