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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民间佛教研究的隐密之门——评唐忠毛新著《经卷遗存》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汇读书周报 2014年01月 陈坚 参加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唐忠毛先生编著的《经卷遗存》一书,已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长江流域民俗文化与艺术遗存”的最终成果之一,该书凝聚了唐忠毛多年来在民间佛教写经宝卷方面的搜罗和研究。全书近三十万字,繁体字精装本,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写经宝卷的理论研究部分,下编则以长江流域写经宝卷的实物遗存为考研对象,分类整理出了十四组近二百幅珍贵的写经宝卷实物图片,并分别对每组经卷进行了分析说明。这些写经宝卷的时间跨度上自唐宋,下至民国,其实物来源主要为唐忠毛兼职研究所在单位“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近二十年的田野考察所得,以及其他部分图书馆藏与私藏。
    作者在上编中立足于文献实证资料及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写经宝卷的历史渊源、基本形态、分期发展以及长江流域的历史遗存状况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并对写经宝卷所展现的民间性特征、地域性特征进行理论探讨与分析。在此基础上,该书着重对民间写经进行了考研。文中通过丰富的文献实证资料研究指出,初期的写经伴随着佛经的翻译而进行,目的是为了传播佛教,扩大佛教的影响,但是后期民间的“写经”、“抄经”的目的已不为求其经义的理解,而是纯粹为了“消灾灭祸”、“求福求报”、“积功累德”的功利性目的,属于佛教修行的方式之一。在中国古代,民间的写经、抄经及供养写经不仅作为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的积功累德与追福荐亡之用,同时还用于医疗、驯兽、驱邪、除恶等方面。该书作者研究认为,作为民间佛教的一个重要活动,写经所涉及的经卷,主要是信仰性内容的经卷,且与民间文化的相通性密切相关。该书还就写经兴盛的信仰动因进行了考研,指出佛教的法宝信仰、民间本土信仰以及外部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是民间写经兴盛的主要动因。此外,该书还指出,功德性写经虽然是相对于义理佛教的民间信仰,但其信仰阶层并不局限在底层,像宫廷、皇室以及士大夫之间同样也存在大量此类信仰,这也加深了我们对民间佛教的阶层划分的进一步认识。
    在宝卷研究方面,该书在梳理宝卷的渊源、分类、体例与版本流通的基础上,着重对宝卷与佛教俗讲、法会科仪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长江下游吴方言区宝卷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较深入的考研。该书指出,宝卷的渊源可追溯唐代的俗讲及宋代的法会科仪,并与佛教的唱导相结合,它最初就是一种佛教宣讲方式,但在明清以后,由于民间教派宝卷及民间俗文学类宝卷的兴起,宝卷虽在形式上与佛道内容相关,但其宗教性已经淡化或变形。该书认为,宝卷研究以前主要属于民俗学与文学的范围,但关于它的宗教学研究则相对不足,而事实上宝卷正是佛教中国化在民间向度的活化石,其中体现了民间文化与民间政治伦理秩序对外来佛教的独特处理方式。
    该书下编以长江流域遗存的写经宝卷实物资料为考研对象,分类整理出了十四组写经宝卷实物图片,并分别对这些图片进行了断代、介绍与说明。比如,第一组展示的“不同载体与文字的写经”就展示了主要由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各种类型的写经形态,其文字涉及梵文、藏文、巴利文、傣文、汉文等,载体涉及贝叶、牛皮、大漆、石碑、木板,以及银粉、血写经书等。此外,这些图片中还有敦煌写经、古大理国写经、元代《经刚经》以及明清的地方写经等珍贵实物遗存。为了突出民间写经的特点,该书还单独将“经忏类写经”、“科仪类写经”、“佛教法事文书”独立分组,说明经忏与科仪在民间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宝卷方面,该书展示了部分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抄写本宝卷”与“刻印本宝卷”以及宝卷的“曲牌曲谱”。这些写经宝卷不少是残卷,因此需要反复研读推敲,以确定其经文内容,并根据经文、纸张、字体的形态,以及避讳、用语特点等进行断代。这些珍贵的写经宝卷实物图片,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直观的感性认识,也加深了读者对写经宝卷历史文化内涵的理性解读。
    该书所展现的学术价值是多元的,既有珍贵的一手文献与史料价值,也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但从我个人关注的兴趣点而言,还是在于它的佛教学研究价值。我觉得这部著作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一扇中国民间佛教研究的隐秘之门,既为我们理解佛教中国化的民间向度开拓了理论视野,也为我们提供了承载民间佛教丰富的历史实态与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中国佛教的生态类型是多元的,其中既有立足经典义理,通过“信解行证”来表达信仰的“精英佛教”类型,也有纯功德性的民间信仰类型,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种种复杂形态。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佛教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精英佛教层面,而对民间佛教有所忽略,这确实是一个学术偏颇。因为民间佛教是中国化佛教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其影响力从全局来看还是超过了精英佛教。诚如唐忠毛在后记中所言:“佛教中国化大致包含了思想观念层面的儒佛道思想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戒律与丛林制度层面的中国化发展,以及信仰层面的中国化实践。前两个层面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佛教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但对于中国佛教在民间大众之间的发展实态则往往被忽略,或干脆将其放置在佛教中国化的视野之外。”(该书后记)我很赞成唐忠毛的这一论断。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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