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修订版），牛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59.00元 ■在冷战与新中国的互动中，作者更强调的是新中国基本诉求所起的作用。这是该书颇具新意的一点。 ■所有那些被历史学家按照合乎逻辑的方式叙述的美苏对华政策等并非那样理性……中共领导人同样处于仓促之中……也是在不断摸索、试探和观望。这个观点是带有启发性的。 ■由于作者更关注的是宏观框架的建构与在这一框架之中各方的互动，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不断思考。尽管有点累，但如果对这一问题有兴趣，那么这部书还是完全值得一读的。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个老题目，牛军教授是长期活跃在这一领域的学者。今年年初，他的大作《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修订版）问世。拜读之后，我感到这是他积多年研究心得的精心之作，故答应写一篇书评。不料，此后杂务緾身，一晃竟拖到年底。 一次具有长久启示的历史大变局 20世纪的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往往与中国内部的大变动在时间上大致是重叠的。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以后又发生了五四运动，其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出现了美苏对峙的冷战，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之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却因改革失败而发生剧变，冷战也因此结束。 在上述三次历史大变局中，中国与世界有着怎样的联系？两者又是如何互动的？这里有许多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相比之下，第一次大变局离得远了些，第三次大变局又离得近了些，唯有第二次大变局在时间距离上最合适。这段历史已具备客观研究的条件，同时仍同现实有较多联系，可以提供更多借鉴和启示，加之史料丰富，故更能博得历史学家的青睐。这也是这个题目常作常新的重要原因。 牛军教授的书名标明的时间范围是1949年至1955年。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把起点设在1949年，主要是考虑新中国这一年建立，新中国外交自此开始。不过，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用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述1949年之前的事情，时间追溯到1945年，甚至更早。这样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背景介绍，而是因为1949年前后两段发生的种种事情是缠绕在一起的，难以截然分开。1945年至1955年这段历史，无论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看，还是冷战史的角度看都极其重要，内容也最为丰富。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最剧烈，也最为错综复杂。全书以1955年作为结束点的原因很清楚，这时日趋尖锐的冷战出现了第一轮缓和，新中国外交也完成了第一次转型。 聚焦冷战与新中国之间的互动 关于这部著作的新意，我觉得首先是在宏观研究方面有所推进。作者把冷战进程与中国革命-建国进程的互动作为观察的重点，较好地把冷战研究与新中国外交研究结合在一起，构筑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和解释这段历史的框架。 更高层次的综合研究是以此前的学术成果为积淀的。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与该书主题相关的研究特别是专题研究是大量的，这包括对这一时期国、共、美、苏各方政策的研究，对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不仅为我们厘清了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也使我们对许多问题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在以往的探讨中，学者们也十分注意分析各方之间的互动，但关注更多的是中观和微观层面。 关于这部新作，牛军教授在结语中说明，他希望将那些被分别研究的重要事件置于一个有内在联系和运行机制的历史结构中，揭示导致这些事件不断发生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从而界定清楚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对外政策行为的历史意义。我想，这个目的他是达到了。 在冷战与新中国的互动中，作者更强调的是新中国基本诉求所起的作用。这是该书颇具新意的一点。作者提出，这一时期，从革命-建国角度来看是个过渡时期。由中共代表的新中国的诉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其次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或统称为实现现代化；再次是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最后是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形成。作者认为，上述四方面问题实际是“二战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的执政者都面临合法性挑战”，“有没有冷战，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也会出现，中国的对外关系也要服从于那几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冷战国际体系只是导致了人们需要做出独特的选择，并在持续不断的选择中塑造了现代民族建设过程的特殊的外交形态”。 冷战初期中、美、苏互动的特点 在国际关系领域，互动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之间互动是各有特点的。在考察各国外交政策形成的过程时，学者们通常假设政策制订者是非常理性的，但在许多情况下事实并非如此。通过对冷战初期各方制订政策过程的考察和分析，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作者注意到，自1946年夏季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后，美苏两国对中国的关注程度迅速下降了。到1947年秋季，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宣告成立，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欧洲。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但中国局势的转折并没有引起外部世界的多少注意。两年以后，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一个规模相当于欧洲大小的地区在经历多年战乱和四分五裂之后实现了大一统，同时中共夺取政权还导致中国外交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 由此作者提出，在新中国外交同全球冷战体系（或者说全球冷战体系与新中国外交）的互动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卷入其中的各方都缺乏经验，都在试验和探索。所有那些被历史学家按照合乎逻辑的方式叙述的美苏对华政策等并非那样理性，其间存在着大量因决策者无经验、不重视、认知准备不充分甚至是盲目等主观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和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同样处于仓促之中，内战胜利和建国重任到来之快对他们而言也同样是始料不及的。他们为应对国际冷战体系的各种考虑和政策包含着为达到既定目的仔细算计，但在国内外各种复杂、快速且有时是剧烈的相互冲击中，他们的确也是在不断摸索、试探和观望。 这个观点是带有启发性的。主观认识的局限性在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特别是当形势出现重大变化时。我以为，在研究历史时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通过对互动过程的研究形成对历史的新认识 对于互动的研究如果仅限于弄清历史过程，其意义将十分有限。牛军教授这部书的一个突出之处便在于通过对各方之间互动过程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对这段历史的一些新认识。 该书的第一章“从内战走进冷战”为全书的展开提供了大背景。通过对国共美苏各方利益的分析，作者提出，这个时期美苏在中国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美国要通过促成国共妥协、实现中国统一来限制苏联；苏联则企图通过控制东北经济从根本上阻塞美国向那里渗透的渠道。美苏之间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关系以美国斡旋国共谈判的方式出现，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双方都不希望因为中国问题而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作者还提出，战后中共在美苏角逐中面临艰难的抉择，其原因之一是苏联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共中央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在造成与美国战略性对抗的同时，也为中共与苏联关系提供了第二个转机，其结果是东北成为中共与苏联形成初步的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关键地区。 该书的第二章“结盟与对抗”论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新中国与苏联结盟和与美国对抗的过程。这一章突出强调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冷战格局的重大作用是直接导致了东亚地区美国的影响的衰落和苏联政治影响的扩大。作者还提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中间地带”思想中包含着一种新的认识萌芽，即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在内的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有着比大国政治更为重大的影响和意义，它们才是决定世界前途的主要力量。 该书第三章“东亚革命与国家安全”阐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亚洲革命与国家安全的看法，记述了新中国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并着重分析了这两个决策与中苏结盟之间的互动。其中最有意思也最精彩的部分是作者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东方”概念对新中国外交政策以及新中国介入周边事务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新中国的地缘安全考虑，革命同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与根本性的区别以及何者应被置于战略优先等，是在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展开过程中逐步被厘清的，很难说中共领导人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认识。 该书第四章“走向‘冷战共处’”阐述了1953年至1955年中国围绕周边问题采取的三次重大外交行动，包括朝鲜半岛停战、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和第一次台海危机的解决与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这个时期，东西方两大集团正处于从冷战初期的激烈冲突转向缓解的关头，中国在东亚地区采取了相当密集和紧张的军事与外交行动，以对抗美国建立遏制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的战略。作者认为，中国的反击在表层上是针对美国遏制的一种反应，它固然同冷战体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较量有关，但更值得重视的是它是基于维护国家基本安全的本能，中国领导人在反遏制方面选择的行动和确定的目标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和国内的政治背景。 该书最后一章“缔造新外交”探讨了1954年7月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包括中国决定发展核武器和在亚洲地区展开全面积极的外交活动。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需要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外部环境，需要迅速克服与外部世界交往中的战略弱点。毛泽东在这时再次启用了“中间地带”的概念，并表示：“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至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时期结束了，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开始了重新塑造东亚冷战的过程。 着眼宏观，把握细节，讲全故事 记述历史离不开细节。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没有细节的书一定是乏味的，但对史家来说，对细节的关注更多地不是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而是关键细节具有的全局性影响，细节所体现的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 读牛军教授这部书有一个很突出的感受，就是他对细节的重视和把握。他对不少重大事件的叙述是从细节开始的，在记述历史过程时又抓住了一些以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的细节。例如，在记述中苏结盟的过程时，作者比较注意双方是如何克服分歧的；在记述朝鲜战争中越过三八线的决策时，苏联、朝鲜等盟国向中国施加的压力；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越协调政策的艰难，等等。这些都是以往研究中多少有所忽略的。争取把每个故事的各个方面都讲全，分析自然也就更透彻。 简而言之，就这段历史的研究来说，该书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有不少推进。由于作者更关注的是宏观框架的建构与在这一框架之中各方的互动，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不断思考。尽管有点累，但如果对这一问题有兴趣，那么这部书还是完全值得一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