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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寥士一生诗学的最高造诣，并非体现在《单云阁诗话》及散篇文字中，而体现于晚年参与撰写的《宋诗选讲》，这应该是最好的宋诗读本了，甚至比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好。  《校辑近代诗话九种》 王培军 庄际虹辑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10月第一版 272页，54.00元  《宋诗选讲》陈伯谷著 香港上海书局 1963年出版  《单云阁诗话》书影一叶 新刊《校辑近代诗话九种》一书，收陈寥士《单云阁诗话》。陈寥士，原名陈道量，字器伯，号寥士。据整理者介绍，所辑《单云阁诗话》分别载于沦陷时期的两份杂志：“一九四〇年始刊于《国艺》，至一九四二年讫，凡载十七次。一九四三年又载《一般》一次。”经查，整理后的《单云阁诗话》，一七七则以前，载于《国艺》，一七八则至一九九则，载于《一般》。 不过，事实上，陈寥士的《单云阁诗话》并不只载于上述两份杂志。1942年10月，《中国诗刊》在南京创刊，中国诗刊社编辑，由陈寥士任社长。《中国诗刊》从10月到12月一共只出了三期，每期都刊登署名“单云”的《单云阁诗话》；该刊同时登载署名“陈寥士”的《单云阁诗》，则此《单云阁诗话》为陈寥士所作是无疑问的。 《中国诗刊》创刊号刊《单云阁诗话》十六则，卷第二刊十五则，卷第三刊十一则，共四十二则。此四十二则，与《校辑近代诗话九种》所辑《单云阁诗话》无重复者。 从时间上看，《单云阁诗话》最后一次刊于《国艺》杂志第四卷第一期，是1942年上半年的事情，而《中国诗刊》创刊于同年10月，12月即终刊，刊于《一般》则在1943年了。因此，合理的推测是，《单云阁诗话》写作及刊载的次序为：《国艺》《中国诗刊》《一般》。从内容上看，亦有支持此推测之证据。《校辑近代诗话九种》所辑《单云阁诗话》第四则（载于《国艺》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1月15日出版）云：“苍虬诗‘鸡鸣一何悲，众生不同晓’，又有牡丹诗‘睡足出严妆，午韵不如晓’，二‘晓’字甚警。”《中国诗刊》卷第二（1942年11月5日出版）所载《单云阁诗话》第一则云：“余谓陈苍虬，可以称为‘陈三晓’。因其集中有三‘晓’字，至为警策。其一，《鸡鸣寺怀朴生丈及四弟》云：‘鸡鸣一何悲，众生不同晓。’其二，《晨在崇效寺看牡丹》云：‘睡足出严妆，午韵不如晓。’其三，《寄怀陈师傅弢庵先生即题听水图》云：‘太白何睒睒，独与残月晓。’”对比可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从“二晓”到“三晓”，作者有了新的认识，改写了之前撰写的内容。 《中国诗刊》载《单云阁诗话》，所评古人有顾炎武、唐彦谦、史念祖、倪岳、毛晋、渐江等，所评近代诗人则包括王式通、夏庆绂、谭献、沈尹默、汪兆镛、金兆蕃、张謇、齐白石、陈曾寿、陈锐、赵熙、缪荃孙、杨寿枬、郭则沄等。《单云阁诗话》所存掌故及评语自有其价值，不过，从总体上看，以摘句为主，作者的诗学主张隐而未彰，阐论似嫌太少。 诗话之外，陈寥士还发表过诗论若干篇。我未专门收集过，只列闻见所及者如下：《从全唐诗说到天一阁秘籍》（载《逸经》1937年5月号）、《王湘绮诗及其说诗的一斑》（载1941年《作家》）、《海藏楼诗的全貌》及《关于钱牧斋》（分别载《古今》第7-8期及第18期）、《诗的味外味》（载《人间味》1943年3月号）、《双照楼主人之父汪玉叔先生诗及事略》（载《申报月刊》1945年4月号）。这些文字也许于诗不无所见，但谈不上精深，像《海藏楼诗的全貌》一篇，文章甚长，而精义无多。 在我看来，陈寥士一生诗学的最高造诣，并非体现在《单云阁诗话》及散篇文字中，而是体现于晚年参与撰写的《宋诗选讲》一书。 《宋诗选讲》，署“陈伯谷著”，1963年由香港的上海书局出版，后有重印本及台湾翻印本。当时《大公报·艺林》周刊的编辑陈凡为该书作序，称“书里所收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在《艺林》周刊上陆续发表过的”，又说：“《宋诗选讲》在《艺林》上发表时，原名《宋诗染鼎》，这次出版时，为了更求通俗，改用今名。作者陈伯谷先生，其实是两个人合用的笔名，两位都是老诗人；其中一位又是书家，另一位则曾经家藏万卷以上，都是在诗海浸淫过很久的老人了。” 2013年8月，后人整理的潘伯鹰著《冥行者独语》出版，内收《宋诗染鼎》谈杨亿《汉武》、晏殊《寓意》的两篇，使一般读者有机会知道共用“陈伯谷”这一笔名的两位“老诗人”中兼为“书家”的那位就是潘伯鹰。当然，2010年3月，《宋诗染鼎》谈杨亿篇的誊抄稿就曾在拍卖会上出现过，我是在那之后知道潘伯鹰为《宋诗选讲》作者之一的。 2012年2月，陈寥士之孙陈思同先生在博客上贴出文章《祖父与〈宋诗选讲〉》，其中讲到：“1960年，上海潘伯鹰先生应香港《大公报》总编陈凡先生之约，为该报副刊《艺林》撰写专栏文章，潘伯鹰以陈伯谷为笔名（陈伯谷就是祖父和潘伯鹰的姓名合成的），在写第一篇《汉武》时，就向陈凡推荐祖父续写，陈凡同意了，让祖父写几篇看看，祖父一蹴而就，很快完成数篇寄出，陈凡阅后大加赞赏，立即决定采用，从此祖父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专栏写作。” 陈凡说陈寥士“曾经家藏万卷以上”是属实的，陈寥士的藏书情形，可参考李军先生《变风变雅，朱印蓝印——四明藏书家陈寥士事迹稽略》（刊《天一阁文丛 》第八辑）一文。 《宋诗选讲》的两位作者分别为潘伯鹰、陈寥士，可其分工情况，尚难确知。从陈思同先生的说法推断，《宋诗选讲》的创作主力是陈寥士，而潘伯鹰写得较少。从我读《宋诗选讲》的体会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不过，潘伯鹰是否只写了已收入《冥行者独语》的谈杨亿《汉武》、晏殊《寓意》的两篇呢？我认为未必。 《宋诗选讲》讲黄庭坚的一篇提到：“潘伯鹰《黄庭坚诗选》导言，对于黄诗分析得很精细。他举出黄诗的特点如下：……”接下来所列一、二、三、四各点，均出自潘伯鹰选注《黄庭坚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之后又谈黄庭坚《次韵题西太一宫壁》，所引任渊注，亦见《黄庭坚诗选》该首注释。我们知道，潘伯鹰在用笔名写的文章里常提及自己的本名，自赞自誉的例子亦不少。因此，我疑心《宋诗选讲》讲黄庭坚的这篇出自潘伯鹰的手笔。试想若陈寥士来写黄庭坚，总未必肯照抄友人的结论罢。 杨亿、晏殊、黄庭坚而外，我猜测写陈师道的一篇，也是潘伯鹰写的，然无确证，只是从文风上推测而已，故略去不提了。两位作者文风不尽相同，大体说来，潘伯鹰的文字平实恳切，多围绕所选的一首诗展开，而陈寥士则喜欢摘句，较多发挥，常荡开一笔，上下古今。 《宋诗选讲》中较有把握确定为陈寥士所作者有两篇，一是谈司马光的，一是谈晁冲之的。谈司马光一篇中云：“我曾经到山西省夏县去展望过司马光的坟墓和祠堂，又读苏轼撰书的神道碑，不禁再三唏嘘太息。”夏县，距离运城很近。据潘益民《陈方恪先生编年辑事》，1953年，“山西省教育厅来南京征招中等学校教师，在家无业的陈道量主动报名参加……抵晋后，被分配在省立运城地区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师”。1959年，“因右派问题，年已60岁的陈道量被运城师范学校辞退，怅然回到南京。其夫妇和儿子陈孝祚均无工作，靠儿媳在小学任教的几十元工资和出售家藏古籍善本维持全家7口人生活”。潘伯鹰生平未履山西之境，因此，谈司马光的这篇只能是陈寥士所作。 谈晁冲之一篇中云：“四十年前，慈溪冯君木先生选宋人诗为《萧瑟集》，他曾指出二晁是宋诗的骨干。”冯幵所选《萧瑟集》为罕僻之书，非有特殊关系者不见得会引及。事实上，陈寥士正是冯君木的弟子。这一点，他在《单云阁诗话》中曾不止一次道及，另外不妨再补充一个少见些的证据：1942年10月《中国诗刊》创刊号有冒孝鲁《次和寥士见赠》一诗，开头两句是“楼高百尺卧元龙。心折回风一老翁（自注：君为慈溪冯君木先生入室弟子）”。此诗后收入《叔子诗稿》，但自注一句被删去了。谈晁冲之的这篇征引师说，当为陈寥士所作。 再从文辞、用语角度来考察。《宋诗选讲》谈魏野的一篇云：“七律以高调为正格，这种高调的造诣，不要说在隐逸诗人中绝无仅有，就是其他的人，没有浩荡而悲壮的胸襟的，也决不能有这种吐属。”对比《古今》杂志所刊《海藏楼诗的全貌》一文中的说法：“海藏主张律诗全首用高调，我以为他的七律，高调为多。”同用“高调”二字。 又如《宋诗选讲》谈王安石的一篇云：“从来登大位而诗有蔬笋气的，以他为首屈一指。”对比《人间味》杂志所刊《诗的味外味》中的说法：“达官诗而有蔬笋气，惟有王荆公。”同用“蔬笋气”三字。 倒不是说旁人论诗就完全不会用“高调”、“蔬笋气”这类词了，只是在确知《宋诗选讲》只有两位作者的前提下，我们有理由认定谈魏野、王安石的两篇亦为陈寥士所写。 以司马光、晁冲之、魏野、王安石诸篇为依据，可总结出陈寥士文笔之特征；复以此特征揆诸书中各篇，可推断出为其所撰者尚有甚多。此处不再一一详述。 《宋诗选讲》的选目颇有特色，如诗人魏野，见于陈衍《宋诗精华录》，然钱锺书《宋诗选注》、金性尧《宋诗三百首》、钱仲联《宋诗三百首》等较有名的近人选本均未采及。《宋诗选讲》的通例是每位诗人只选一首或一题，全书共选四十人，经与《宋诗精华录》比较，有二十四题未选入《宋诗精华录》。 书中选魏野《登原州城呈张贵从事》一首，即不见于《宋诗精华录》，而在解说时，陈寥士又摘句五言十九联、七言六联。从这些地方不难知道，作者所写虽为一篇短文，但必定是在通读整本诗集的基础上草就的，心得之深，非一般选本所及。 陈寥士此时说诗，解悟已超过四十年代，有时貌似常语而有至味。如王安石，选的是有名的《明妃曲》二首，开头两段说： 诗中有必要的三元素，就是“此时”、“此地”与“有我”也。“我”和“时间”、“空间”是绝对不可分割的。同一诗题，作者千万，何以内容各不相同呢？因为时代的不同，地位的不同，而作者的秉受和感想，就完全不同了。假使有“时”有“地”而没有“我”，就成为没有灵魂的东西。置之甲集可，置之乙集亦可。咏这个可，咏那个亦可。赠你可，赠他亦可。那就何必要这个作品呢。 古来作明妃曲的很多，即如欧公所作，极为自负（指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引者按）。但你自己说好，不能强天下人都说你好。譬如曾南丰《明妃曲》云：“丹青有迹尚如此，何况无形论是非。”便能道诸家所未道。王安石诗，好为自己写照，如咏北陂杏花云：“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这一类例子不少，而尤其是《明妃曲》，显著地为自己写照，写得十二分深刻。以汉帝与神宗相比，以明妃与自己相比。若在他人，无此感想，便不伦不类。 诗人当各有其吐属，本也是常识，但陈寥士此番解说，切合原作，而又能让读者领会这一首诗之外的东西，便觉有味。 也许有人初读《宋诗选讲》，会以为与时下鉴赏文章无异，平平无奇。我反复读此书，感想却不同。大胆一点说，《宋诗选讲》应该是最好的宋诗读本了，不仅比《宋诗三百首》《宋诗鉴赏辞典》之类书好，甚至比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好。《宋诗选注》中俏皮话很多，但对诗的作意、作法，解说甚少，初学无由悟入。而潘伯鹰、陈寥士则能将诗人的解悟心得注入《宋诗选讲》，令此书自有一种沦肌浃髓的透彻。潘、陈分别于1966年、1970年谢世，他们在人生最后的艰困之际，留下这样一部精粹的解诗之作，是值得后人珍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