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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边缘:反思性“边疆观”的重建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晶报--深港书评 2013年12月 袁剑 参加讨论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 王明珂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11月版
    王明珂先生《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最初于1997年在台湾地区出版,之后,其影响已经越过海峡,在大陆学界和社会也引起广泛关注。如今该书在经过增订后又重新出版,既可以看做是对之前理论与叙述框架的坚持与深化,更是在时间积淀后对既有认识的一种反思。
    作者在该书中用两个极具时代感和吸引力的词汇——历史记忆、族群认同——来探讨如何认识和界定中国及华夏文明范畴与边疆的问题,而在具体阐述的过程中,又避免纯粹理论化的解析,着重利用考古和人类学相关田野材料进行论述,从而避免了以历史之名作空洞论证。
    自从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出版《我们是谁?》(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之后,关于主体身份的追问就成为对既定常识的一种反思与颠覆。在中国的语境下,关于什么是中国人的讨论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论述,大有将民族理论统统用族群理论替代、并以族群理论的词汇来替代民族研究逻辑的势头,但正如王明珂先生在本书增订本序论中所指出的,“一个族群理论如果能回答‘我们是谁’,这一定是个有问题的理论。事实上,现代族群理论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正是在这样的判断基础之上,本书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定位和如何描述华夏及其边缘的相关问题。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观念只存在于想象当中。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当中,主体性结构不管有多大,总归会有边缘。因此,寻找这种边缘,观察这种边缘,就成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主体的关键所在。华夏文明源远流长,这一点无可置疑,但问题是,这一文明的生态与族群边缘是如何逐步发展和变迁的?
    正是在这种边缘立场上,作者多年来一直在对之前学界的人类学族群理论以及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记忆等理论进行相应的反思,力图通过相关的研究实例来对族群理论、社会记忆理论、文本表征分析等进行梳理整合,以构成作者“反思史学”的基础。他认为,建立在“客观体质、文化特征论”基础上的民族溯源研究已经受到诸多挑战,而作者注意到,秉承这种研究取向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仍然被奉行,“不只是因为过去一些对于华夏或中国少数民族的溯源研究仍被视为经典之作,而是这种研究法背后那种对‘民族’、‘历史’的认知概念仍然流行。我认为,只要这些旧概念没有改变,就难以重新唤起学者们对民族史研究的兴趣”。在此立论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种介于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民族史研究——边缘研究。“简单地说,这种研究法将研究的重点由民族的内涵转移至民族的边缘。如此,不但能在历史与现实的族群现象上,在史学与人类学上,提供一个中介的解释层面,并能让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结群现象,以及与此有关的‘历史’的本质,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有了基本的认识框架之后,我们就会面对实际操作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认识到华夏文明同样具有边缘之后,我们怎样找到并进入这一边缘?这种边缘的特征是怎样的?在哪儿?而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一边缘内外的异同?这些问题的揭示与解决,除了需要在具体历史感中对相关记录文本进行分析和解读之外,还有必要以实际的田野调查来进入历史现场。
    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边缘地带总是显得那么遥远而神秘,在某些场景下,边疆甚至会是危险的源泉。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身处中心地带的民众对于边地的认识就比较模糊。事实上,只有充分认识边地以及边地社会的价值,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整个国家本身。王明珂先生在本书中实际上就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进入边缘的经验和体会,并从对华夏生态边界形成的个案式、历史性分析中,向我们描绘出华夏空间向四周扩展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边疆意象。而在具体的分析中,作者则通过对各个方向(北方、西方、东北、南方以及西南)地理与社会族群结构的叙述与梳理,以汉朝这一时空背景为基础进行,从而能够在对既有历史素材的把握上形成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并在这种整体性框架之内,以各自特色的方式进入到各个方向的边疆地带当中。在这过程中,历史资料和田野工作成为阐释华夏边缘变迁的两把最有力的钥匙。
    进入华夏边缘的过程也是对边缘的地位与意义加以重新认识的过程。近代之前的中国处在“有疆无界”的天下观笼罩之下,对于族与国的边缘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与划分。在近代以来中国所逐渐开启的民族国家认同中,伴随着如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与发展,对华夏边缘在学术层面上的认定与勾画也日渐清晰起来。这个过程是经由各种方式完成的,即使是所谓西来的“新方法”,也是有所侧重的。这一点,正如王明珂先生所指出的,“当时的‘新方法’并非用于所有田野,‘新材料’也非得之于所有的地方。往何处找,以何种‘新方法’寻找,是有区分的。历史学与考古学主要被用在中原地区,以寻找国族与国族内各民族之‘起源’;民族学和语言学则多被用在南方,来寻找国族与各民族之‘边缘’。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国族核心与边缘概念,使得他们以选择性的‘新方法’、‘新材料’来建构国族所需的语言、历史、考古和民族文化知识”。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当今的国际格局和全球化趋势下,自身身份的认同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方式,在这当中,既有对于所在国家的总体认同,也有对于所属族群的群体认同,以及对于所在地区的相关认同,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个人对于自身与他者之间边缘的认识与划分。一方面,社会正日益麦当劳化,社会生活的制式化与雷同性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份认同,而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于个体价值与多样性的强调,具体个人的身份认同也日渐分散化与多元化,从而形成各种身份之间的相互交叉与重合,这些都影响到我们对于作为大的整体的华夏边缘的新认识,并衍生出一些的问题,诸如如何看待海外华人的族群边缘?如何面对国内某些地区群居的一些国外居民的相关族群认同?这些都需要以新的眼光与视角加以分析与探究。
    中国的边疆观自有其悠久的传统,笔者并无意对其加以解构,而希望能够通过对历史文本的分析和实际田野调查的体验,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形塑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边疆观”,对族群边缘内外人群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的社会经验与生活状态具有“同情之理解”。对王先生本书的阅读给予我历史性的经验,面对总在行进中的社会本身,我们对边疆、边缘的认识也将是具有互动性的,是动态的,而更重要的是,它是多角度的,因为,当我们去看边缘之外的那群人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在盯着我们看。只有更好地理解了他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大家所处的这个很大的国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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