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中国西藏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尼泊尔（巴勒布、廓尔喀）、拉达克等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性关系网络。这些关系对西藏历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理应成为西藏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历史犹如隐匿于喜马拉雅山群峰之中，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人们对它的认识相当模糊。对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各种关系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一直是藏学界的愿望。 201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扎洛博士推出了力作《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3万字），终于圆足了人们多年的期盼，填补了这一空白，是中国藏学研究的一大喜讯。 扎洛博士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喜马拉雅山区域史的研究，2005年师从伍昆明研究员，以《中国西藏与不丹关系史研究：1730-1910——清代的喜马拉雅宗藩关系模式研究》获得博士学位。2008年又以相同论题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喜 该书的一大特点是史料翔实。作者利用其掌握多文种的优势，充分利用了丰富的汉文、藏文、满文、英文文献，特别是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文献和藏文史料。兹简略介绍如下： 汉文、满文文献：该著利用了大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汉文和满文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西藏档”，以及近年国内学者整理刊布的大量清代汉文档案及官方文献。藏文文献：作者利用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噶厦”和“译仓”的外交类档案，这些档案提供了西藏地方政府与布鲁克巴交往的诸多细节，与其他史料相呼应。藏文史籍是该项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历经周折，收集了十多种有关布鲁克巴的藏文史籍，这些文献国内尚属罕见，如不同版本的《夏仲·阿旺南杰传》、《米旁旺布传——贤劫耳饰》、《夏仲·却列南杰传》等。此外，《布鲁克巴王统世系明鉴》、《南国教法史》、《白龙》等通史性著作的利用，也充分展示了不丹当地学者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看法，使全书立论更加平衡，更具说服力。众所周知，藏文史籍无论人物传记还是教法史作品，对世俗事务向来落墨极简，记事隐晦，可以想见作者研读这些文献必定耗费大量时间。英文文献：18世纪中后期，英国在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后，开始向喜马拉雅山地扩张，觊觎中国西藏的商业利益，从此英国势力介入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关系之中。相关英人在喜马拉雅山地活动的记述，以及政府档案文献自然就成为本项研究的重要史料。全书从第五章开始就充分利用了这些英文文献，生动而细腻地再现了英国向北扩张的种种手段。丰富而全面的第一手史料，保证了整个研究的原创性和权威性。 该著系统梳理了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之间复杂而曲折的关系演变过程，从而使发生在喜马拉雅山深处的通商、朝圣、战争等等彰显明朗。作者认为西藏与布鲁克巴的关系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7世纪——1730年。吐蕃王朝在向南亚拓展势力时，就已经与生活在布鲁克巴地方的居民发生政治联系，后来，随着藏人的不断南迁以及藏族本教、藏传佛教在该地的传播，布鲁克巴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联系日益密切。1616年西藏热龙寺僧人阿旺南杰因在争夺“竹钦活佛”转世的纠纷中失利而流亡布鲁克巴，并逐步统一了布鲁克巴。当地居民逐步都成为竹巴噶举派信徒，故而该地之名逐渐从原先的“洛门”改称“竹域”或“竹巴”。而西藏的统治者试图重新纳布鲁克巴于治下，于是引发了西藏与布鲁克巴之间一个多世纪的冲突与对峙。这种源远流长的族源、政治、宗教关系，使18世纪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建立宗藩关系的深层底蕴。 第二阶段：1730-1792年是西藏与布鲁克巴宗藩关系的黄金时段。1651年作为布鲁克巴政权创始人的阿旺南杰圆寂，布鲁克巴政府以他闭关修习为名匿丧不发。这种最高统治权缺失的局面，势必使各政治集团争夺其最高权力，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18世纪20-30年代布鲁克巴内乱公开化，应布鲁克巴西部首领噶毕顿珠的请求，颇罗鼐等发兵南下，平息了布鲁克巴内乱，冲突双方停战、纳质，表示臣服，驻藏大臣马喇、颇罗鼐等虽然承认了布鲁克巴政府的存在，但保留着介入其内政的权力。随后，冲突双方遣使进京请封，雍正皇帝册封布鲁克巴政府首脑“额尔德尼第巴”名号，自此正式确立了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之间的宗藩关系。在18世纪30-60年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上层充分运用政治、宗教等多种手段，使西藏与布鲁克巴关系在宗藩体制框架之下迅速发展。双方充分利用共同信仰的藏传佛教这一媒介拉近彼此关系，显示清代西藏与喜马拉雅山南麓政权之间关系的特殊内涵。18世纪70年代，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建立殖民统治，开始向北挺近，锋芒直指喜马拉雅山地，进犯布鲁克巴，发动了第一次“英布（鲁克巴）”战争。布鲁克巴向当时西藏的政教领袖第六世班禅洛桑贝丹益西求援，班禅致信英国东印度公司，制止英人的侵略，保护布鲁克巴的安全。然英国势力开始涉足喜马拉雅山地，成为影响中国西藏与布鲁克巴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阶段：1792-1910年。18世纪末，清军入藏反击廓尔喀之后，朝廷于1792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自此西藏与布鲁克巴关系事务由驻藏大臣主持，虽然西藏与布鲁克巴的交往关系进一步规范化，但处理与布鲁克巴关系的方式由“积极主动”逐渐趋向“保守被动”，成为藏布关系的转折点。19世纪之后，清廷虽国力日衰，但仍坐享“天朝上国”之梦，然而英国势力进入喜马拉雅山地后，积极经营，该地政治生态发生微妙变化，并乘机于19世纪60年代侵略布鲁克巴，发动第二次英布战争，实力悬殊使布鲁克巴的失败不可避免，它寄希望于作为宗主的清朝和西藏地方的帮助，但是，驻藏大臣和噶厦政府却采取观望的态度，未履行“御侮”之责，使布鲁克巴产生抱怨，西藏地方与布鲁克巴的宗藩关系出现了裂痕。面对西方列强的进攻和渗透，大清帝国节节败退，各藩属已显脱离迹象，清朝的宗藩体制行将就木。1903-1904年的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中，布鲁克巴首领乌金旺秋难以抵御英国人的威逼利诱，虽以调停为名入藏，实际上扮演了英人“帮凶”的角色。战后，英国人扶持乌金旺秋控制布鲁克巴，建立世袭制的世俗王朝。1910年布鲁克巴与英印政府签订《普纳卡条约》，同意在外交上接受英印政府的指导，宣告中国西藏与布鲁克巴之间的宗藩关系的结束。 该著在梳理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关系史实的基础上，尝试将其置于喜马拉雅山区域历史发展这样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提出了“清代喜马拉雅山宗藩关系模式”的概念，认为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既继承了地域文化的特征，又融合了清朝中央的宗藩体制；喜马拉雅山诸藩属，不是由清朝中央直接管理，而是由驻藏大臣、噶厦政府负责管理，在形式上是清朝“藩部之藩属”；这种关系受到清朝中央、西藏地方、喜马拉雅山诸藩属及英印政府等多种政治力量的制约，表现出少有的复杂性。 总之，该书拨开重重迷雾，为我们展现了一副跨越喜马拉雅山的历史画卷，描述细腻，考证详实，又不乏区域史的宏观视野。中国边疆政治史、清代西藏史、以及外国侵略西藏史等专题的研究都可从本著中获得珍贵的资料和思想的启示，该著的出版标志着喜马拉雅山区域史研究就此迈上了新的台阶，开启了“宝库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