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苏雨恒 2014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走过了一个甲子。 60年来，高教社伴随新中国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发展不断壮大，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精品教材。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高教社经受了60年的风雨洗礼，凝聚了一代代高教人的勤奋与智慧，在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史上写下了独具特色的篇章。在建社60周年之际，《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就高教社60年的改革发展成绩，对社长苏雨恒进行了专访。 一问 60年经历了什么 三场战役 两大转变 多种精彩 《中国新闻出版报》：高教社60年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新中国教育出版的发展史。能否简单回顾一下高教社60年的发展历程？ 苏雨恒：从宏观上看，高教社的60年，以1983年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分立、恢复独立建制为界，可粗略地分为前后两个30年。 前30年，最能代表高教社历史贡献的是三场教材建设攻坚战。 1954年建社之初，国家下达给高教社的任务是：翻译出版苏联教材中译本，满足我国高等学校理科、工科、农科和社会科学等学科和中等专业学校教学用书需求。这是高教社建社后解决教材有无问题的第一场“硬仗”。高教人克服了初创时期人才匮乏、基础薄弱等困难，到1957年12月，出版了苏联高等和中等学校教材中译本944种；1958年、1959年，又连续出版了413种。这些教材基本满足了当时各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学的迫切需要。 1960年，高教社与人教社合并，原高教社的员工大批下放，剩下的21名编辑人员迎来了第二个教材建设攻坚战——编辑、出版国内自编高等学校通用教材，解决“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带来的教材短缺问题，保障1961年秋季开学供书，中央要求做到“从无到有，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印刷清楚”。这支21人的小队伍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们经过150个日夜的奋战，针对高等学校基础课程教学需求，共选编出版全国通用教材200余种，再一次胜利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教材建设任务。 “文革”后，“教材荒”问题十分突出。邓小平提出要使1978年秋季入学的新生都有新教材使用，实现“课前到手，人手一册”，高教社迎来第三个教材建设攻坚战。高教人在尚未拆除的抗震棚内，在酷暑中坚持工作。他们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协调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各个部门，保证教材按时出版、及时供应。经过努力，第三场战役取得了完胜，课前到书率最终达到了95%以上！ 1983年5月，高教社与人教社分立，恢复独立建制。在基本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学校面临的教材缺乏问题后，高教社逐步向承担国家规划教材出版任务与自主研发、自主经营相结合转变。此后30年里，高教社是重大教育教学改革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我们积极参加了“六五”“七五”直至“十二五”国家级教材规划的建设，是出版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高教社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了“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出版了几乎全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我们承担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出版任务，等等。在数字化、国际化方面，高教社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我们承担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的研制开发与应用项目、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我们实施了世界范围内不多见的中国首个企业资源规划系统（ERP）；我们通过精品教材和高水平数字化资源的有机融合，实现了原有优秀品牌教材的数字化升级。我们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文化走出去，24个语种的国际化产品行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在版权产业发展和版权保护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高教社成为国内唯一荣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意金奖——单位奖”的出版机构。 在后30年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高教社进一步由事业单位向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转变，直至2010年完成转企，进入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重组改制，进入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体制与机制这两大转变，给高教社接下来的30年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使高教社在复杂多变的出版市场竞争中继续保持引领地位，始终走在我国出版行业的前列。 二问 60年变革了什么 体制 机制 布局 《中国新闻出版报》：在出版业改革发展大潮中，高教社走在了同行的前列。请问，这60年中改革发展的关键点是什么？ 苏雨恒：这60年，高教社改革发展的关键点，首先就是体制与机制的变化。体制的变化缘于国家对文化出版事业改革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和要求，高教社是贯彻落实这一战略部署的排头兵。我们在国内较早和较彻底地完成了转企改制工作，走在了行业的前列。与之相适应，我们根据单位实际与时俱进地调整和改革内部组织机构、管理模式、经营方式、用人制度，逐步建立起能对市场作出灵活反应的内部管理机制。 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并且逐渐培养起对市场的灵活反应能力，这对高教社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早在1984年就出台了相关制度，打破“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之后的30年，我们不断根据实际需要出台和修订完善各类管理办法、经营策略，不断进行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经营方式的创新，使高教社的整体管理水平、经营能力与事业的发展相适应。 与此同时，我们不断调整和丰富产品布局，以适应和满足来自国家、高校、学术团体和社会大众对文化产品的需要。1985年，我们恢复了文科教材出版业务，并充分利用出版全国卫星电视教育中小学教师培训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有利机遇，使我社文史哲和经管法等学科的教材进入高校核心课和主干课领域；随着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我们从出版中专技工学校的文化课、基础课教材，发展为全面覆盖整个中等职业教育出版领域。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们又拓展了高等职业教育出版业务；近10年，高教社发力学术出版领域，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出版部门，学术出版物形态涵盖了图书、期刊、电子和网络出版物，在学术精品出版、走出去和版权引进等工作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近年来，在终身学习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高教社将产品布局进一步向社会用书拓展，经过几年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概括这30年来我们在产品布局方面的变革，从最初的只出版课程教材，到既关注课内，也关注课外；从服务师生，到服务社会大众；从围绕教育教学，到面向社会生活；从立足国内，到面向全球，高教社在全民阅读时代，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品位高尚、质量一流的“全民阅读、全面满足”之路。 三问 60年坚守了什么 植根教育的理念与文化 《中国新闻出版报》：60年一甲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高教社是依靠什么样的文化和理念支撑了自身的不断发展？ 苏雨恒：60年经历了很多，也变化了很多，但一直坚守和不变的是“植根教育、弘扬学术、繁荣文化、服务社会”的办社理念。“植根教育”是核心、是根本，高教社生于教育、长于教育、责任于教育。教育事业为高教社提供了强大的生命力源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给高教社提供了生长的土壤。高教社在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中发展壮大了自己。几代高教人坚持改革创新、团结奉献、追求卓越，在关键时刻抓住了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好机遇，才成就了今天的高教社。 高教社始终与中国学术研究同发展、共成长，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平、有特色的学术产品，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文化积累和学术支撑，推动了中国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传播。繁荣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也是高教社一直在做的，我们出版了一批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很好的社会效益，更旨在通过出版行为，引导社会和大众的阅读方向，从而达到提升国民素质的目的。我们一直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在谋求企业效益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社会。近10年来，高教社共捐资3300多万元、捐赠图书近3000万码洋，积极支持学习型社会建设活动，支持各类公益事业。 高教社始终高度重视、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把企业文化建设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打造了与出版社实力、地位相匹配的优秀企业文化。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核心，致力于“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多年来我们坚持入社培训制度化、岗位培训全员化、进修学习高端化、海外培训经常化，这些灵活多样的培养、培训方式，帮助员工树立了创新思维和开放理念，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编辑、管理和营销人才，有力支撑了高教社事业的持续发展。 四问 60年留下了什么 品牌 资源 人才 《中国新闻出版报》：高教社建社60年来，您认为最宝贵的历史财富是什么？ 苏雨恒：首先是品牌。品牌教材就是高教社的生命。经过几代高教人60年的艰苦努力、辛勤付出，高教社在教育出版领域打造了众多在高校和行业内广受好评的品牌。在主要依靠翻译出版苏联教材的年代里，高教社开启了我国较大规模组织国内高校教师自编高等学校教材的历史。我们出版的《热力学》《物理化学》《物质结构》《高等数学讲义》等教材在各自领域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上世纪80年代，高教社顺利完成了国家“六五”和“七五”规划制定的教材建设任务。此后，从“八五”到“十二五”的国家级规划教材，高教社都是主要承担者，并取得了突出的业绩。这显示了我们的实力和地位，体现了品牌的影响力。 1994年起，高教社出版了近千种“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不仅在我国教材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通过该系列教材形成的高教社品牌价值，在近20年和未来更远的时间里将持续发挥影响力。 品牌为我们带来了市场，带来了作者和读者对我们的信任，也带来了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我们承担了高校思政课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出版任务，承担了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任务的组织实施，等等。这些工作的承担都与对高教社品牌的认可密不可分。在教育领域，无论是知名的专家、学者，还是初出茅庐的学界新秀，都以能在高教社出版自己的科研成果为骄傲，这是高教社品牌独有的魅力。 高教社品牌不仅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在国际出版舞台上，HEP（高教社英文简称）也同样具有魅力。高教社于1985年开始迈出了国际交流的步伐，如今，高教社版权输出数量在全国单体出版社中连年名列前茅。 对高教社来说，60年来与品牌同样留下来的就是丰富的、高水平的作者资源、读者资源、内容资源和市场资源。60年来，高教社以教育为纽带，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以科学家、院士、学科带头人、著名专家学者和有杰出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为核心的作者队伍，稳定而庞大的读者队伍。作者的信赖和托付、读者的认可和肯定，是高教社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内容资源，当然包括大量珍贵的数字化内容资源，我们通过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了全面的资源共享和调配体系，可进行“多元同步出版”。未来，这些都会成为高教社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宝贵财富。 60年来，高教社通过大力改革用人机制、内部加速培养与外部积极引进等多种方式，提高干部、职工的整体素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编辑、管理和营销人才，形成了支撑高教社事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十二五”期间，我们提出“人才强社”战略，将进一步通过多种方式培育更加适应市场化、社会化、数字化和国际化挑战的人才队伍。 五问 未来面临着什么 市场变化 竞争加剧 转型升级 《中国新闻出版报》：高教社目前主要面临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 苏雨恒：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未来教育出版行业面临的几大挑战。 首先，高教社是以教育出版为主的综合性出版社，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这10多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这10多年为教育出版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得益于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教育市场、教育规模的高速增长，高教社也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和发展。2008年后，教育出版发展空间增长放慢，甚至由于结构性的调整变化，局部呈下降趋势。这是教育出版要面对的客观形势。从学校教育和学历教育来看，目前国家的招生计划仍然有一定的增长，但实际上，因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省份情况不同。一些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省份，不同教育类型和教育层次开始出现结构性调整，教育资源在重新配置，教育出版市场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以教育信息化和教育现代化建设为根本任务，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我国的教育结构继续调整优化，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也正在发生变化。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将对教育出版产生深刻影响。这些都是教育出版需要密切关注的大趋势。教育出版自身必须积极地适应这些变化。 其次，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出版社成为市场主体，很多出版社在寻求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发展战略、发展方向转向市场相对稳定的教育出版领域。我国近600家出版社，可能有400家甚至更多在做教育出版。很多原来不以教育出版见长的出版社，在制定“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发展战略时，都前所未有地强调进军或发展教育出版业。这无疑加剧了教育出版市场的竞争。同时，国际出版商加速涌入中国市场，使中国出版企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各种资源争夺的竞赛迎面而来。 再次，数字化时代，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不仅给传统出版业带来转型升级的压力、机遇和挑战，也给教育教学带来机遇和挑战，带来深刻的变革。随着教育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教育教学的革命性变革时代已经来临。以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和“翻转课堂”（SPOCs）为核心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改革方兴未艾，对教育出版的深刻影响已初露端倪，或许教育出版需要重新寻找自身的角色定位。 六问 用什么赢得未来 守正出新 数字化 国际化 《中国新闻出版报》：面对以上的国际国内形势与挑战，高教社未来会在哪些方面迎难而上呢？ 苏雨恒：首先是要守正出新。未来，高教社要继续自觉地把自身看作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继续融入教育事业、服务教育事业，支持和参与国家教育事业改革和学校的教学改革。在坚持挺拔主业的同时，顺势而动，根据市场需求改造、构建内容资源的研发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等，继续积极延伸发展业态。 数字化转型升级是高教社未来着力发展的方向之一。高教社在数字化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建设的数字化学科专业资源库，已初步形成了结合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立体化教学解决方案业务模式；开发的4A网络教学管理平台，创立了“教材+数字化教学资源+网络平台”的教学资源体系；高教社承担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精品开放课程与共享系统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爱课程”网集建设、展示、共享、应用为一体，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成果为高教社未来迎接数字化挑战打下了良好基础。2013年我们制定了《加强数字化业务，推动出版转型升级工作要点（2013-2015）》，致力于全面提升在数字技术、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开展教育教学资源研发、生产、营销、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在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中迈出重要一步。当然，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将继续大力加强产品研发，加强技术平台和研发生产基地建设，提高数字化运营服务能力，创新数字化业务模式，完善数字化管理服务体系。 高教社一直十分重视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1985年，高教社迈出国际化步伐，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合作，出版适合中国市场的大学英语教材《现代英语》。新时期，高教社与海外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已与包括众多知名出版商在内的全球200多家合作伙伴开展了合作。2010年，高教社的《体验汉语中小学系列项目》正式进入《泰国教育部推荐教材目录》，标志着我国教材首次大规模进入国外主流教育体系。前不久，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亲自参加我社《乌尔都语汉语词典》新书发布会，对我社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祝贺。未来，高教社将继续深化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争取有更大的成果和作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