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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是父辈以及我们自己 记者：您的作品中所有人物的命运，都是缓缓推进，冷静讲述的。尽管他们的故事大多跌宕起伏，直击人心。在本书中最后一个部分，您对文革期间老一辈文化名人的不堪遭遇，也以云淡风轻的表述方式化解。 叶兆言：什么人玩什么鸟，什么作家写什么东西。我大约只能写这样的小说，我的观点，我的评判，都在小说里了，这就是我的东西。这个时代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大家常说的浮躁一词已经流行很多年，我们总是以为今天比过去浮躁，事实却未必这样。社会发展过程中，期间的起伏，涌动，都是很正常的。 记者：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代作家、艺术家、以及整个文艺界，一拥而上地对民国期间的人文环境、名士之风等追捧膜拜，包括您的《一号命令》《驰向黑夜的女人》《1937年的爱情》里，也都对民国直至当代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叶兆言：“一拥而上”这话本来就有水分，民国历史也是中国历史，文革也是，都是历史。不是穿上了长衫就是民国。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说的是什么民国故事，我写的是人，是我们的父辈，祖父辈，以及我们自己。 我用文字表达自己 记者：您在本书中用了整整一章，进行全视角的旁白，其后，在最后一章也进行了这样旁白。在读者的眼中，故事的连贯性似乎受到一定影响。但我想，您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一定是有道理的。 叶兆言：道理就是我觉得这么写有意思。这种旁白，其实是我写作中的一种新尝试。小说是一种虚构的艺术，不是靠“真实”来取胜。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写好。 实际上，很多读者会问我，第二章的旁白和最后一章的结尾，是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误解，这两个部分，完全是虚构的。是整部作品有机的整体。就像一个人在舞台上，讲述一个故事。 这种写作方式，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想试试，希望能够有所不同。 记者：看了您的作品，有一种感觉，似乎您并没有生活在当下。这和读苏童的作品的感觉如出一辙。不过，您的作品和苏童大有不同的，是您所描摩的主人公，多是处于上层社会的名流（尽管他们后来也沦落了），这使作品更多了民国期间的名士之风，且毫无违和做作之感。 叶兆言：我倒是很想生活在当下之外，可是这个根本不可能。因此，你的假设也就不能成立。作家永远都只是一个普通人，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不合时宜的人，我就是其中一个。 记者：您的“不合时宜”，是指哪方面？ 叶兆言：比如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我很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个，不是说我架子大，而是我拙于言辞，我宁可用写字的方式，慢慢表达自己。我讨厌敷衍，我不会做生意，我没有很高的智商，我做不了官。 不过，我也很幸运。幸亏自己有写作之长，我用文字与世界打交道，不然我会很尴尬。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和这个世界打交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