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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海利撰写的专著《埃及通史》日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兼顾学术性和知识性，力求体现史著的血肉丰满，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一幅绵延五千年的埃及文明和历史的斑斓画卷，即从埃及文明的起源，经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托勒密王朝、罗马帝国时期、拜占庭帝国时期、倭玛亚王朝、法蒂玛王朝、马木路克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穆罕默德·阿里王朝，至英国统治时期和埃及共和国的埃及历史。近日，本网记者就有关问题对王海利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能否从学术角度谈一谈本书这一成果的价值？在本书的撰写中，您展开了哪些学术思考？ 王海利：《埃及通史》写作前后共经历了近10年的时间，对本人来说，是一次凿通埃及古今的艰难跋涉。 埃及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获得文字描述最多的国家之一。关于埃及历史方面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现有这些著作几乎都是局限于埃及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或时期）。因为在学者看来，埃及历史的诸多阶段似乎都是滴水不漏的车厢，彼此可以完全隔离开来。如此一来，囊括埃及古今的历史著作在国内外却十分罕见，目前我们国内能见到的只有彭树智先生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作者雷钰、苏瑞林。雷钰负责古代部分，苏瑞林负责近现代部分。商务印书馆，2003年）。《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是迄今由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埃及国家通史，该书以“文明交往论”为线索，贯通埃及古代、近代、现代史，是中国学者编撰埃及通史的一次有益尝试。 我在《埃及通史》一书的撰写过程中，对埃及通史的理解和切入，与《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在中国，“通史”是一个经常使用而且容易理解的词。例如，在书店里我们会经常看到“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之类的历史书籍；在大学历史系，通常开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大家一看也都很明白，知道那不是某朝某代或者某一时期的断代史，也不是专门史。 中国之有通史，自司马迁作《史记》始，他正式把“通古今之变”作为著作的目标之一（不过，史马迁并没有以通史作为自己著作的书名）。自司马迁之后，我国通史著作或以“通”命名的史书就多起来了，因此，中国史学有个通古今的古老传统。正如刘家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学者讨论和研究通史，实际上是在“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层面”上进行的，即通史体例和通史精神。从体例层面上说，通史似乎是最容易理解的，一本历史著作只要是时贯古今的，那就是通史，但是严格说来，这只是作为通史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作为通史的充分条件，真正的通史还要涉及另一个层面，即必须具备通史精神。施丁先生曾说“不通古今之变，则不足以言通史”。也就是说，“通古今之变”就是通史的精神。 我以“通变”作为贯穿《埃及通史》全书的主线。由于《埃及通史》是本人作为单一作者撰写的一部埃及通史，写作过程中本人始终带着“通埃及古今之变”这个困惑，从本人熟悉的法老文明开始写起，采用“从古至今”的特别视角，一步步延展埃及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画面，关注埃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探讨埃及历史变化规律，“以古为镜”、“以史为鉴”，从而达到“述往事，思来者”的目的。 另外，我在本书结语部分“法老形象的演变与埃及历史的未来”，使用了近万字的篇幅，以法老形象的演变作为反映埃及历史变迁的一面镜子，透视了埃及走向现代文明的艰难历程。应该说，结语部分有力加强了我在本书中所贯穿的“通变”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您上述所谈的内容，您在撰写《埃及通史》时，除了运用所受的埃及学训练之外，也体现出受到的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并自觉运用传统方法的史学意识。 王海利：是的。我正在从事的“古埃及文字研究”课题也尝试运用中国传统文字学的相关理论指导古埃及文字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古代埃及文字与中国文字的比较研究，探讨两大文明中的人类在认知方面的差异和共性。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本书之后，您下一步在埃及史研究领域计划的学术工作是什么？ 王海利：由于本书是一部主要面向大众的埃及通史，内容略古详今，笔法尽量通俗，力求体现史著的血肉丰满等特点，对埃及历史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展开学理性的探讨。虽然我在每章末尾的“作者点评”中提出了一些问题和个人观点，但由于受整套丛书（“世界历史文化丛书”）体例和篇幅的限制，针对这些问题和观点，未能详述，今后我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特别关注埃及历史、文化的转型问题。当今的埃及如何在时空和文化上架构起连接其祖先的桥梁，如何弥合法老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隔阂，如何让法老文化成为当今埃及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都将是今后我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我也希望《埃及通史》一书的出版，能引起国内更多读者、专家、学者，对埃及这么一个古老文明国度的关注，从而将我国的埃及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更加深入、成熟的阶段。  埃及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本网记者 刘潇潇/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