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  图2:谭其骧主编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  图3:1988年1月26日，历史地图集编委会于北京合影(前排左二为谭其骧、后排右三为邹逸麟) 《人民政协报》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这册大书正如它的名字一般，厚重、古朴。作为全面反映我国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各方面发展的著作，岁末年初面世的《图集》(第一册)凝结了100余位学者30年的研究成果，这其中还有很多已经故去的前辈学人:谭其骧、夏鼐、侯仁之、史念海、翁独健……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历史地图是如何编纂的？《图集》对学术研究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记者对《图集》总编纂助理，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邹逸麟进行了专访。 展现丰富的、延绵不断的中华历史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1982年成立编委会，您很早就参加了相关的筹备工作，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动因是什么？ 答:全世界有许多国家有国家地图集，它代表一个国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的最高水平。编纂国家地图集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重大科研项目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是五种国家地图集(含自然、普通、经济、农业、历史)中的一种，前四种已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1981年，国家决定编纂《国家历史地图集》，同时指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1982年历史地图集编委会成立，由张友渔任主任，谭其骧、夏鼐、侯仁之、史念海、翁独健任副主任，谭其骧为总编纂。秘书长为高德，编委19人，在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作为编委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讨论了图集的框架、图组分类和图目的初稿。 问:《国家历史地图集》涵盖面十分广泛，在您看来，它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答:《国家历史地图集》全面反映我国历史时期自然和人文各方面地理演变的信息，涵盖了自然和人文的各个方面，其突出的特点是其内容的广泛性、丰富性、完整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如图集分为民族、人口、都市分布、城市遗址、气候、自然灾害、地貌、沙漠、植被、动物、史前遗址、远古传说时代、夏商周遗址、疆域政区、农牧、工矿、交通、文化、宗教、古代战争、近代战争等21个图组，分三册，1300多幅图，目前出版的是第一册。我国历史时期各种要素的地理变化的信息几乎都可在此图集中找到答案。 问:历史地图集对于我们国家，尤其对于当下有怎样的意义？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国外在这方面的情况？ 答:《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出版，反映了历史地理领域内各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我国最新的制图技术，是一个开创性的学术工程。因此也是向世界显示我国的学术水平，对当前我国学术、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图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具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如此丰富和延绵不断的历史文献记录。世界上其他国家，如英国都编过历史地图集，其内容还包括世界或欧洲的，但历史时期没有我们长，内容也没有我们丰富。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浩瀚的典籍和实物资料，使我们有可能编纂一部内容翔实、丰富多彩的大型历史地图集。这是别的国家想编而无法实现的。” 每一幅地图背后都是艰巨的劳动 问:《国家历史地图集》以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基础，两部图集您都参与其中，两者是否有学术上的传承关系？ 答: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套八册的历史普通地图集，内容以历代疆域和政区为主，历代县级及以上各级政区均有表示，并有一部分县级以下小地名，共有地名7万余个，辅以主要山川为框架，这是一切历史地图集的基础。《国家历史地图集》就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基础，将历史时期一切自然和人文地理变化的要素反映在这一套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历史地图上。比如在文化方面，我们有明清以来状元数量的地理分布图、唐宋以来藏书楼分布图、民国初年高等学校分布图、多种民间戏曲分布状况图等等。而宗教发展也可在不同历史时期佛教寺庙分布图中看到。因为历史时期一切地理要素都依附在一定时期的政区和地名上，如果没有《中国历史地图集》，《国家历史地图集》是根本没法编制的。 问:能以地图的方式看到如此丰富的历史信息，无疑令人欣喜。但在这背后，从收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到研究分析，再到绘图，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过程，更何况这部图集的内容篇幅之大，从学者的角度来说，问题和困难有哪些？ 答: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用文字表达与用地图表达，有较大的差别。地图是通过点、线、面来反映内容的，每一个点、线、面都要有明确出处。同时这本图集还有一个突出特点:许多图幅都采用古今对照的方法，要将历史文献信息准确地在今天的地图上表现出来。用地图的形式反映历史地理信息比文字精确程度要高得多。例如，考证一个古地名在今某地名的“东”，或“东三十里”。就文字而言，已经是很精确了。但当绘制地图时发现“东三十里”刚好有一条河流，那么这个古地名，应该在河流的东岸还是西岸？又需要进一步考证。又例如，讲历史上民族分布，如果用文字表达，说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分布于今山西省北部”，就可以了。但是绘制地图，则必须要弄清山西省北部的北面界线在哪里？南面的界线在哪里？否则无法着色，或画界线。因此还需进一步考订这一民族比较精确的分布地。可见，绘制历史地图要比单写文字工作量要大得多，每一幅地图都要作者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我在绘制《北宋时期黄河下游变迁图》时，首先就要考订大量的历史文献信息，得到河流走向的准确结论。然后还要查大比例尺的地图，看这条河流的走向是否与今天的地貌符合，从而能够准确展示出地貌的变化。整个工作很细致，有时候一幅图很不顺利，可能要耗去几个月的时间。城市遗址图要求就更高了，比如将明清时代北京城内的胡同与今天北京城的胡同、街道对核起来，其精确程度可以想见。我们知道今天很多胡同已经消失，有的胡同可能现在就是一条大马路，怎么在今天的地图上准确标示出明清时代的北京胡同？学者们除了文献的搜集，分析明清、近代等不同时期的变化外，还要做大量的实地考察。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里反复转，力求能够做到最精准。 问:《国家历史地图集》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要著作，作为一个基础性的著作，它对于学术发展有什么作用？ 答:《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与当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一样，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里程碑著作。因为以往从来没有一部这么全面反映各种历史地理信息的地图集，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地理各领域的最新成果。今后有关历史地理各要素的研究，均可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不仅如此，我前面说到，图集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考古遗址、文化发展、人口分布等等，所以对于广义的历史文化研究都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比如图集里关于藏书楼的分布图，近代的公共图书馆通常是在藏书比较丰富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从中可以找到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线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公共图书馆发展状况。这种对学术创新的启发作用是很宝贵的。 探索还在继续 问:您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曾提交过关于《国家历史地图集》的提案，能说说具体的情况么？ 答:其实早在1980年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由曾世英、史念海、周立三、武衡等17位政协委员提交了《国家地图集应列入国家规划，组织编纂和公开出版》的第217号提案，引发了1981年5月13日国务院领导正式批准的编纂出版国家地图集重大工程的启动。历史地图集是由全国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百余位专家，花了20余年时通力协作下完成的，但一直面临着经费困难的问题。之后由于财力上支持严重不足，导致制印出版工作一度出现了停滞。我在2005年十届政协三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给予抢救性拨款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出版的提案》，由民盟提交到中央，获得了财政部的一些经费支持。《国家历史地图集》这样大型的学术工程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问:说说编纂《国家历史地图集》过程中，您印象深刻的事或片段。 答:在开始开展工作时，图组的分类，各图组大体内容，各图组的目录，质量要求，都经过谭先生的审定，他都有过很重要的意见。加班加点、辛苦工作自是不用说了。在图集编纂过程中，某一图组的内部问题，往往由图组组长决定和负责，讨论得比较多的是跨图组的一些图幅如何归属问题。例如，先秦时期一些图幅究竟应该归考古图组，还是归古代史图组，看法不一。今图底图应不应该有地形，可以不可以用晕渲表示，是否涉及保密？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很多东西大家看法不一样，怎么解决？你知道，学术问题不是靠投票决定，多数压倒少数，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图集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每个图组的组长虽是该领域大家，但也不能说就什么问题、别的领域的问题都有深入研究，所以经常要讨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通信交流不像现在用email这么方便，并且学者们分散各地，也不可能经常面对面开会讨论，只能靠信件往来，我们那时候写了很多很多的信。现在想想，真是不容易。 问:《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第二、三册还在等待出版中，您现在的工作情况是什么样的？ 答:第二、三册的稿子都有了，但是由于时隔已久，还需请有关作者作进一步查对近十来年的研究成果，以便及时对地图进行改进更新。因为十年间很多领域都有重要的新成果，比如新的考古遗址发现等等，需要对地图进行相应的修改。另外，第二分册有疆域部分，有必要提请有关部门审查。可见要正式出版，还需待时日。这些工作非常庞杂，可以说我现在心里还没有底。我们作为总编纂助理的三人(林甘泉、高德和我)，准备五一后开会专门研究二三册付印前的一些编辑问题。 问:一部《国家历史地图集》30多年，如果加上《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有60年，一大批学者为此默默奉献坚守，您已是近80高龄，这么多年的努力，有怎样的感受？ 答:参与《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单位有10余个，参加者有100余人，所以图集的组织、联系和协调工作是很繁重的任务。1982年开始，我担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副所长(谭先生是所长)。因为谭先生是总编纂，我们所自然成为主编单位，编辑室也设在我所。我又是编委。因此，《国家历史地图集》的许多组织、联系和协调工作，实际是由我协助编辑室主任一起来做的。1986年我任所长后，任务更重了。我除了联系整个图集的工作外，还参与疆域政区和地貌图组图稿的编绘和审阅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如此大规模的集体项目，组织、联系、协调工作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吃力的工作，但要按时完成这类项目，这类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我从1957年初开始，就随谭师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图集八册全部出版是1987年。其间当然还参加许多其他项目，总的来说，前后30年。《国家历史地图集》从1982年第一次编委会开始，至今2013年刚出第一册，前后也是30年。其间实际上停滞了10余年。还有两册要出齐，估计还得三五年。我今年虚岁80了，人生有几个30年？我还算幸运，许多参加者还没能看到第一册。这说明做一些大型科研项目是很难的。一则这类项目本身难度较大，是需要花很长时期。二则我们的科研管理体制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现在经费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如何使一批科研工作者长期齐心大协作，还需要在管理方面有进一步的探索和新的措施。 (原标题：30年铸就的历史图卷 | |
| ——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