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责任编辑王勇的出版手记。原载《书品》2016年第一辑。 近年来,海外汉籍影印出版渐成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中华书局的《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等海外汉籍影印出版,均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可以说,海外汉籍的影印出版实在是一件福泽当世,功在千秋的事情。 不过,从方便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和利用来说,仅仅影印宋元版珍稀汉籍,还是不够的。以日本所藏的汉籍文献为例,不仅有早在平安时代的写本、宋元的刻本,还有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著作,也是以汉字写成(可以称作“准汉籍”)。这些日本汉籍文献,无论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是了解中日文化的交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我所编辑的《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即是一种主要收录日本所藏《诗经》文献的影印释录著作。此书由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晓平先生编著。王晓平先生在日多年,利用教学研究之余,精心搜集日本的汉学文献,将其中的《诗经》部分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汇编》第一辑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诗经》古写本,收入了东洋文库藏唐钞本《毛诗唐风残卷》、京都市藏唐钞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钞本《毛诗正义》卷十八、大念佛寺抄本《毛诗二南》、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群书治要·诗》。第二部分是日本学者研究《毛诗》的著作。如江户时代末龟井昭阳著《毛诗考》、文政八年 (1825)鸟宇内点,加贺屋善藏板《韩诗外传》;江户时代末安井衡著《毛诗辑疏》;宽延2年刊(1749)《毛诗郑笺》;日人松永昌易注、铃木温校订的《再刻头书诗经集注》。第三部分是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代刻本,如宋代苏辙的《颍滨先生诗集传》,为明万历年间毕氏刻本。此书原作《两苏经解》,但已散佚不全,现仅收入苏辙部分。 由于王晓平先生老师与中华书局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出于对我们的信任,王老师把这批汉籍文献交给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作为一名刚参加工作的编辑,我有幸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从安排影印、联系版权、编制目录以及审读稿件、设计封面等,一步一步在工作中成长,其中有一些心得,可以与大家分享。 编辑这样一部著作,要面对的工作困难主要是版权联系、影印文献的质量提升、写本文献的规范处理等方面。下面即从这三个方面谈起: 一、版权的联系 影印日本所藏汉籍文献,特别是写本文献,首先要得到日本收藏单位的授权,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出版界的版权意识已经越来越强,对于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自然也要格外用心。《汇编》所收的写本文献,由于分藏于日本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室、京都大学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大念佛寺、宫内厅书陵部等单位,需要分头联系,工作尤其需要细致耐心。 具体来说,对于日本所藏图书,我们会先写一封日文申请信,寄到收藏单位负责人那里,将我们计划出版的书名、需要使用文献的名称卷数等基本情况加以说明,以诚恳礼貌的态度请求对方授权。如果对方同意,会进一步跟我们联络。比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室,在回信中表示收到了申请,详细地介绍了提出正式申请需要填写的内容,并且附上网络链接,请我们到网站上提交申请。在填写申请后,大约一个月,我们收到了东京大学的许可使用书。 有点曲折的是跟京都大学的联系。当时我们把申请书寄给了京都大学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后来收到了中心负责人的手写回信,信中建议我们去联系文学部的图书馆。后来我们又去信向文学部图书馆提出申请,负责人回信后,请我们通过表格提出正式申请,然后才授予我们出版的权利。京都大学方面对于出版的古籍有严格的要求,必须不得删改印记和原本史料的样貌。这一点也让人印象深刻。 相较而言,顺利的是大念佛寺的授权,在我们发出申请书后,很快就接到了大念佛寺方面的回信,回信的内容很简单,但落款之处,盖上了庶务部长的朱文印章,既典雅又正式,令人感到亲切难忘。 信件的往返沟通中,遇到的情况各不相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对于我的语言能力和沟通技巧都提出了挑战。其中最离不开王晓平先生的细心指导和帮助,他告诉我与日本方面沟通,一定要注意处事细节和书信礼仪。比如在给对方寄出的信封里,王先生交代我一定要放入一个空信封,提前写好自己的地址和姓名,以方便对方给我回信。信封的字迹一定要端正清楚,以方便对方的邮递员辨认,准确送达目的地。为了防止我有可能写错地址,王老师把地址发给我后,还特意标注一些日文汉字的写法,以及信封的书写格式,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申请书的内容也是由王老师拟好,并翻译成中文,以方便我了解大意。《汇编》的编辑过程,其实是一个我向作者学习的过程了,这其中既有知识上的收获,更有做人处事方面的锻炼。这个过程,对于我后来处理涉及日本版权的书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影印文献的质量提升 《汇编》属于大型的汉籍文献汇编,其中收录了十一种文献,分成了十二册。由于每种文献的具体情况不一,所以我们在版式的统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1 目录的编制 为了方便读者使用和检索,除了书前的总目录外,我们还为每一种文献都编制了详细的目录。目录的内容分为三级,分别有卷名、部类名和篇名。目录的编制中,名称的确定主要是参考了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再根据所影印文献的具体篇章进行取舍。 不过,由于影印文献数量较大,所以各个目录之间需要进行统一。这个工作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则需要通盘考虑。具体来说,不同标题之间的处理,往往就很有讲究。有时编辑往往要仔细考虑,标题之间的区分到底是采用降格处理,还是采取不同字体处理。如果采用降格处理,那么应该降下一格还是两格更合适。一个页面中目录分成几栏,通栏还是二栏,或者更加节省页面的三栏。这在单本书的目录中,处理可以相对随意,不会影响整体的面貌。但《汇编》要统一处理十一个目录,就要有整体的考虑。写本中内容最少的是京都市藏唐钞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钞本《毛诗正义》卷十八,都只存三篇,而像《再刻头书诗经集注》这样大部头的文献,则包括了整部《诗经》的篇目。目录少的部分可以层级简单,一般作通栏处理。目录多的部分为节省页面往往可以分为三栏。《汇编》为统一起见,做了折衷处理,分为两栏,以分割线隔开。这样前后一致,整体看起来也更舒服。 ![]()
2 书名页的处理 如果说书籍是一座宝库,那么封面则是宝库的大门,内封是里面的第二道门,这是书籍的一般情况。《汇编》作为收入了多种影印文献的著作,在封面和内封之外,还要制作分别的书名页作为小门。当读者推开一扇扇小门,才能循名求义,找到自己需要阅读的内容。 《汇编》原来的书名页非常简单,仅仅是书名孤零零的放在那里。后来,在编辑室主任李静老师的提示下,我为书名增加了边框。这个简单的修改,使得书名不是孤独地漂在书名页上,而是有了自己的地盘,更加醒目地为读者提供提示的作用。但只是加边框,整体还是有些简单苍白,考虑到此次影印文献都加了灰底,我们又给边框内的书名添加了灰底,这样书名看起来与正文的内容更加协调,而且意外地拥有了一种影印文献特有的效果。 ![]() 3 文献与释录的处理 整本书之中,我觉得最为用心之处,是写本文献与释录部分的处理。最初我只是准备把写本文献放在一起,在最后再附上原文的释录,这样只能说是一般性的处理。王晓平先生建议我参考日本同类著作处理的版式,将影印文献和相关释录放在同一打开的对页中,这样会方便读者对比影印文献,阅读释录部分,不必前后来回翻阅。这个建议当然非常有价值,不过在操作中也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排版时,要严格排列影印文献和释录的顺序,使之一一对应;其次,在后来的修改中,每次都要严格检查这种对应关系,不能因为版式和内容的改动而产生错误;再次,在审稿中更要尽力核对影印内容和释录文字,不得使前后内容窜入本页,否则使这种排版方式的价值大打折扣。为了方便读者,提高图书出版的水平,我愿意多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三、写本文献的规范处理 《汇编》作为影印文献图书,与一般影印图书不同,它的写本部分不仅仅是影印文献,还包括释录和校勘,所以它还是一部具有古籍整理意义的著作。 释录部分主要是为了读者阅读和使用的方便,将古写本中的内容,释录为规范的繁体字。古写本所书写的文字,虽然我们今天大致可以辨认,但其中不仅有大量的俗体字、异体字,而且还有着写本独特的书写习惯。 在释录部分的整理中,我们一般来说遵循的规范是,将原写本中的俗字、不规范字改为规范的繁体字,少数校勘价值的字形作了保留。对于异体字,则根据具体情况作了保留,不做统一的改写。这是因为对应的原写本已经影印在旁边,不必再完全按照原字形转录,这样处理一方面可以减少排版造字容易出错的麻烦,另一方面也方便读者阅读和引用文献资料。 古写本中还存在着一些独特的书写习惯。如卷中常有重文的情况,一般省略不写,而以“”代替,即使是二字重文,也以“”处理。东洋文库藏唐钞本《毛诗唐风残卷》原文中《蟋蟀》篇有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笺》文作“庶人乘役车休”,我们转录为“庶人乘役车,役车休”,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其实这样的写法,在中国秦汉金石,以及唐代写本中并不少见,唐以后的正式文献中则不多见。 《汇编》所收入的日藏古写本,除了具有一般写本的特点外,还因为长期流传于日本的关系,具有了一些日本古写本的特征。比如写本的正文旁边,还保留着用片假名,或片假名、汉字混用标记训读的方法。如大念佛寺抄本《毛诗二南残卷》中《葛蕈》中的“萋”字,左旁注:“音西,サイ”,“澣”字,右旁注:“カン”,左旁注:“クワン”,是同一读音的不同标记,反映了日语表示法的变迁。而《关雎》:“钟鼓乐之”之“乐”字,用竖线“”相区别,周围标出了四种读法,即“タノシハム”、“(タノシ)フ”、“(タノ)シナム”和“(タノシ)キム”;“琴瑟友之”之“友”字,也标出了“トシ”、“トナム”、“トモナリ”和“ユウセン”四种读法。对于这些正文外的文字,若为纯粹的注音,释录中会以()补入行中所注字后,同时将原文中表示“音”的符号,径改为“音”字。此类写本训读的释录,可以说是《汇编》的一个特色。以前学者在利用日本汉籍之时,往往只关注汉文部分,很少充分关注训读,将写本文献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来加以深入研究。希望通过《汇编》在此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推动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以及中日语言研究的发展。 《汇编》写本文献部分的释录,不仅是正文的释录,还附有校勘记,也是为了方便专业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日藏古写本文献的价值和意义。 在所收入的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释录中,作者用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刊十行本《毛诗注疏》进行校勘,就得到了不少非常有校勘价值的成果。例如“施则缚之于里,备顷伤也”一句,校勘记云:“备顷(即倾之别)伤也,诸本作‘备损伤’。罗振玉《跋》:‘案弓弛而缚以?乃入韔中,所以妨(防)倾侧致损,今讹“倾”为“损”,谊不全矣。’案:今存各本均作‘备损伤’。苏辙《两苏经解》:‘弛弓则以竹为檠,以绳约之于弓隈,以备损伤’,是承袭宋本《正义》之说。”查阮刻《毛诗正义》郑玄注文云 “弓有?者,为发弦时备顿伤”。《仪礼注疏》 “有柲”贾公彦疏云:“柲所以制弓,使不顿伤”。则孔颖达《正义》应该亦作“顿伤”,写本讹写为“顷伤”,阮刻《毛诗正义》则讹为“损伤”,刻本部分保留了当时的痕迹。 又如“八月白露节秋分中,九月寒露节霜降中”一句,校勘记云:“此句阮本作‘八月白露节,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节,霜降九月中’,足利本同。”查阮刻《周礼注疏》“正岁年以序事”贾公彦疏与唐写本同,且下文云“十月立冬节小雪中,十一月大雪节冬至中,十二月小寒节大寒中,皆节气在前中气在后”,则可知当以唐写本为是。后人误添“八月”、“九月”于“中”前,容易令读者不明原意,以为秋分、霜降皆在月中,可谓贻误后世。而于此更可见唐写本的重要价值。 《诗经》是我国重要的文化经典,国内的《诗经》版本中,唐代写本除敦煌有极少存藏外,十分罕见。而日藏汉籍中,以《诗经》与《论语》最为丰富。此次《汇编》除收有多种写本,以及为这些写本撰写解题和释录之外,还包括不少珍贵的宋刻本,日本《诗经》刻本和历代学者的研究著述。综合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成果,提出今后研究的课题,足以弥补当前《诗经》文献研究之不足,开拓学术视野,加强海内外汉学研究的交流。 《汇编》是王晓平先生教授在多年研究日藏《诗经》的基础上,以具有学术前瞻性的眼光,从日本搜集的大量珍稀文献中,择取在文献学、文化交流史和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诗经》古写本刻本予以陆续整理影印出版,此次《汇编》(第一辑)的推出必将造福学林,对于《诗经》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我们整理影印出版这些日藏汉籍文献,不仅可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而且也具有抢救文化遗产的作用。虽然不少日藏汉籍被列入日本国宝与重要文化财,日本学者为保存这些文献也做过多方努力,但由于近世以来,日本汉文化研究的边缘化与网络文化的冲击,汉文典籍读者和研究者剧减,而《诗经》研究学术圈本来就狭小,对大量有价值汉籍文献的整理影印出版几无希望。因此这些宝贵的文献材料,缺少必要的保护性整理和研究,面临边缘化的困境。考虑到汉籍文献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载体,也是整个东亚乃至世界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我们有责任将这些遗产保存下来。 我们相信,整理影印这些汉籍文献,加强对于汉文化圈的相关研究,不独有益于中国学界,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在当前新的条件下走向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