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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责任编辑王勇的出版手记。原载《书品》2016年第一辑。 近年来，海外汉籍影印出版渐成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南宋刊单疏本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中华书局的《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等海外汉籍影印出版，均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可以说，海外汉籍的影印出版实在是一件福泽当世，功在千秋的事情。 不过，从方便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和利用来说，仅仅影印宋元版珍稀汉籍，还是不够的。以日本所藏的汉籍文献为例，不仅有早在平安时代的写本、宋元的刻本，还有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著作，也是以汉字写成（可以称作“准汉籍”）。这些日本汉籍文献，无论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是了解中日文化的交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我所编辑的《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即是一种主要收录日本所藏《诗经》文献的影印释录著作。此书由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晓平先生编著。王晓平先生在日多年，利用教学研究之余，精心搜集日本的汉学文献，将其中的《诗经》部分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汇编》第一辑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诗经》古写本，收入了东洋文库藏唐钞本《毛诗唐风残卷》、京都市藏唐钞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钞本《毛诗正义》卷十八、大念佛寺抄本《毛诗二南》、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群书治要·诗》。第二部分是日本学者研究《毛诗》的著作。如江户时代末龟井昭阳著《毛诗考》、文政八年 （1825）鸟宇内点，加贺屋善藏板《韩诗外传》；江户时代末安井衡著《毛诗辑疏》；宽延2年刊（1749）《毛诗郑笺》；日人松永昌易注、铃木温校订的《再刻头书诗经集注》。第三部分是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代刻本，如宋代苏辙的《颍滨先生诗集传》，为明万历年间毕氏刻本。此书原作《两苏经解》，但已散佚不全，现仅收入苏辙部分。 由于王晓平先生老师与中华书局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出于对我们的信任，王老师把这批汉籍文献交给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作为一名刚参加工作的编辑，我有幸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从安排影印、联系版权、编制目录以及审读稿件、设计封面等，一步一步在工作中成长，其中有一些心得，可以与大家分享。 编辑这样一部著作，要面对的工作困难主要是版权联系、影印文献的质量提升、写本文献的规范处理等方面。下面即从这三个方面谈起： 一、版权的联系 影印日本所藏汉籍文献，特别是写本文献，首先要得到日本收藏单位的授权，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出版界的版权意识已经越来越强，对于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自然也要格外用心。《汇编》所收的写本文献，由于分藏于日本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室、京都大学文学研究所图书馆、大念佛寺、宫内厅书陵部等单位，需要分头联系，工作尤其需要细致耐心。 具体来说，对于日本所藏图书，我们会先写一封日文申请信，寄到收藏单位负责人那里，将我们计划出版的书名、需要使用文献的名称卷数等基本情况加以说明，以诚恳礼貌的态度请求对方授权。如果对方同意，会进一步跟我们联络。比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室，在回信中表示收到了申请，详细地介绍了提出正式申请需要填写的内容，并且附上网络链接，请我们到网站上提交申请。在填写申请后，大约一个月，我们收到了东京大学的许可使用书。 有点曲折的是跟京都大学的联系。当时我们把申请书寄给了京都大学东亚人文情报学研究中心，后来收到了中心负责人的手写回信，信中建议我们去联系文学部的图书馆。后来我们又去信向文学部图书馆提出申请，负责人回信后，请我们通过表格提出正式申请，然后才授予我们出版的权利。京都大学方面对于出版的古籍有严格的要求，必须不得删改印记和原本史料的样貌。这一点也让人印象深刻。 相较而言，顺利的是大念佛寺的授权，在我们发出申请书后，很快就接到了大念佛寺方面的回信，回信的内容很简单，但落款之处，盖上了庶务部长的朱文印章，既典雅又正式，令人感到亲切难忘。 信件的往返沟通中，遇到的情况各不相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对于我的语言能力和沟通技巧都提出了挑战。其中最离不开王晓平先生的细心指导和帮助，他告诉我与日本方面沟通，一定要注意处事细节和书信礼仪。比如在给对方寄出的信封里，王先生交代我一定要放入一个空信封，提前写好自己的地址和姓名，以方便对方给我回信。信封的字迹一定要端正清楚，以方便对方的邮递员辨认，准确送达目的地。为了防止我有可能写错地址，王老师把地址发给我后，还特意标注一些日文汉字的写法，以及信封的书写格式，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申请书的内容也是由王老师拟好，并翻译成中文，以方便我了解大意。《汇编》的编辑过程，其实是一个我向作者学习的过程了，这其中既有知识上的收获，更有做人处事方面的锻炼。这个过程，对于我后来处理涉及日本版权的书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影印文献的质量提升 《汇编》属于大型的汉籍文献汇编，其中收录了十一种文献，分成了十二册。由于每种文献的具体情况不一，所以我们在版式的统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 1 目录的编制 为了方便读者使用和检索，除了书前的总目录外，我们还为每一种文献都编制了详细的目录。目录的内容分为三级，分别有卷名、部类名和篇名。目录的编制中，名称的确定主要是参考了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再根据所影印文献的具体篇章进行取舍。 不过，由于影印文献数量较大，所以各个目录之间需要进行统一。这个工作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则需要通盘考虑。具体来说，不同标题之间的处理，往往就很有讲究。有时编辑往往要仔细考虑，标题之间的区分到底是采用降格处理，还是采取不同字体处理。如果采用降格处理，那么应该降下一格还是两格更合适。一个页面中目录分成几栏，通栏还是二栏，或者更加节省页面的三栏。这在单本书的目录中，处理可以相对随意，不会影响整体的面貌。但《汇编》要统一处理十一个目录，就要有整体的考虑。写本中内容最少的是京都市藏唐钞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和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唐钞本《毛诗正义》卷十八，都只存三篇，而像《再刻头书诗经集注》这样大部头的文献，则包括了整部《诗经》的篇目。目录少的部分可以层级简单，一般作通栏处理。目录多的部分为节省页面往往可以分为三栏。《汇编》为统一起见，做了折衷处理，分为两栏，以分割线隔开。这样前后一致，整体看起来也更舒服。  《汇编》总目录与分册目录.《汇编》总目录与分册目录
2 书名页的处理 如果说书籍是一座宝库，那么封面则是宝库的大门，内封是里面的第二道门，这是书籍的一般情况。《汇编》作为收入了多种影印文献的著作，在封面和内封之外，还要制作分别的书名页作为小门。当读者推开一扇扇小门，才能循名求义，找到自己需要阅读的内容。 《汇编》原来的书名页非常简单，仅仅是书名孤零零的放在那里。后来，在编辑室主任李静老师的提示下，我为书名增加了边框。这个简单的修改，使得书名不是孤独地漂在书名页上，而是有了自己的地盘，更加醒目地为读者提供提示的作用。但只是加边框，整体还是有些简单苍白，考虑到此次影印文献都加了灰底，我们又给边框内的书名添加了灰底，这样书名看起来与正文的内容更加协调，而且意外地拥有了一种影印文献特有的效果。  书名页与内页.书名页与内页3 文献与释录的处理 整本书之中，我觉得最为用心之处，是写本文献与释录部分的处理。最初我只是准备把写本文献放在一起，在最后再附上原文的释录，这样只能说是一般性的处理。王晓平先生建议我参考日本同类著作处理的版式，将影印文献和相关释录放在同一打开的对页中，这样会方便读者对比影印文献，阅读释录部分，不必前后来回翻阅。这个建议当然非常有价值，不过在操作中也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排版时，要严格排列影印文献和释录的顺序，使之一一对应；其次，在后来的修改中，每次都要严格检查这种对应关系，不能因为版式和内容的改动而产生错误；再次，在审稿中更要尽力核对影印内容和释录文字，不得使前后内容窜入本页，否则使这种排版方式的价值大打折扣。为了方便读者，提高图书出版的水平，我愿意多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三、写本文献的规范处理 《汇编》作为影印文献图书，与一般影印图书不同，它的写本部分不仅仅是影印文献，还包括释录和校勘，所以它还是一部具有古籍整理意义的著作。 释录部分主要是为了读者阅读和使用的方便，将古写本中的内容，释录为规范的繁体字。古写本所书写的文字，虽然我们今天大致可以辨认，但其中不仅有大量的俗体字、异体字，而且还有着写本独特的书写习惯。 在释录部分的整理中，我们一般来说遵循的规范是，将原写本中的俗字、不规范字改为规范的繁体字，少数校勘价值的字形作了保留。对于异体字，则根据具体情况作了保留，不做统一的改写。这是因为对应的原写本已经影印在旁边，不必再完全按照原字形转录，这样处理一方面可以减少排版造字容易出错的麻烦，另一方面也方便读者阅读和引用文献资料。 古写本中还存在着一些独特的书写习惯。如卷中常有重文的情况，一般省略不写，而以“”代替，即使是二字重文,也以“”处理。东洋文库藏唐钞本《毛诗唐风残卷》原文中《蟋蟀》篇有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笺》文作“庶人乘役车休”，我们转录为“庶人乘役车，役车休”，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其实这样的写法，在中国秦汉金石，以及唐代写本中并不少见，唐以后的正式文献中则不多见。 《汇编》所收入的日藏古写本，除了具有一般写本的特点外，还因为长期流传于日本的关系，具有了一些日本古写本的特征。比如写本的正文旁边，还保留着用片假名，或片假名、汉字混用标记训读的方法。如大念佛寺抄本《毛诗二南残卷》中《葛蕈》中的“萋”字，左旁注：“音西，サイ”，“澣”字，右旁注：“カン”，左旁注：“クワン”，是同一读音的不同标记，反映了日语表示法的变迁。而《关雎》：“钟鼓乐之”之“乐”字，用竖线“”相区别，周围标出了四种读法，即“タノシハム”、“（タノシ）フ”、“（タノ）シナム”和“（タノシ）キム”；“琴瑟友之”之“友”字，也标出了“トシ”、“トナム”、“トモナリ”和“ユウセン”四种读法。对于这些正文外的文字，若为纯粹的注音，释录中会以（）补入行中所注字后，同时将原文中表示“音”的符号，径改为“音”字。此类写本训读的释录，可以说是《汇编》的一个特色。以前学者在利用日本汉籍之时，往往只关注汉文部分，很少充分关注训读，将写本文献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来加以深入研究。希望通过《汇编》在此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推动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以及中日语言研究的发展。 《汇编》写本文献部分的释录，不仅是正文的释录，还附有校勘记，也是为了方便专业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日藏古写本文献的价值和意义。 在所收入的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释录中，作者用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刊十行本《毛诗注疏》进行校勘，就得到了不少非常有校勘价值的成果。例如“施则缚之于里，备顷伤也”一句，校勘记云：“备顷（即倾之别）伤也，诸本作‘备损伤’。罗振玉《跋》：‘案弓弛而缚以?乃入韔中，所以妨（防）倾侧致损，今讹“倾”为“损”，谊不全矣。’案：今存各本均作‘备损伤’。苏辙《两苏经解》：‘弛弓则以竹为檠，以绳约之于弓隈，以备损伤’，是承袭宋本《正义》之说。”查阮刻《毛诗正义》郑玄注文云 “弓有?者，为发弦时备顿伤”。《仪礼注疏》 “有柲”贾公彦疏云：“柲所以制弓，使不顿伤”。则孔颖达《正义》应该亦作“顿伤”，写本讹写为“顷伤”，阮刻《毛诗正义》则讹为“损伤”，刻本部分保留了当时的痕迹。 又如“八月白露节秋分中，九月寒露节霜降中”一句，校勘记云：“此句阮本作‘八月白露节，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节，霜降九月中’，足利本同。”查阮刻《周礼注疏》“正岁年以序事”贾公彦疏与唐写本同，且下文云“十月立冬节小雪中，十一月大雪节冬至中，十二月小寒节大寒中，皆节气在前中气在后”，则可知当以唐写本为是。后人误添“八月”、“九月”于“中”前，容易令读者不明原意，以为秋分、霜降皆在月中，可谓贻误后世。而于此更可见唐写本的重要价值。 《诗经》是我国重要的文化经典，国内的《诗经》版本中，唐代写本除敦煌有极少存藏外，十分罕见。而日藏汉籍中，以《诗经》与《论语》最为丰富。此次《汇编》除收有多种写本，以及为这些写本撰写解题和释录之外，还包括不少珍贵的宋刻本，日本《诗经》刻本和历代学者的研究著述。综合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成果，提出今后研究的课题，足以弥补当前《诗经》文献研究之不足，开拓学术视野，加强海内外汉学研究的交流。 《汇编》是王晓平先生教授在多年研究日藏《诗经》的基础上，以具有学术前瞻性的眼光，从日本搜集的大量珍稀文献中，择取在文献学、文化交流史和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诗经》古写本刻本予以陆续整理影印出版，此次《汇编》（第一辑）的推出必将造福学林，对于《诗经》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我们整理影印出版这些日藏汉籍文献，不仅可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而且也具有抢救文化遗产的作用。虽然不少日藏汉籍被列入日本国宝与重要文化财，日本学者为保存这些文献也做过多方努力，但由于近世以来，日本汉文化研究的边缘化与网络文化的冲击，汉文典籍读者和研究者剧减，而《诗经》研究学术圈本来就狭小，对大量有价值汉籍文献的整理影印出版几无希望。因此这些宝贵的文献材料，缺少必要的保护性整理和研究，面临边缘化的困境。考虑到汉籍文献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载体，也是整个东亚乃至世界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我们有责任将这些遗产保存下来。 我们相信，整理影印这些汉籍文献，加强对于汉文化圈的相关研究，不独有益于中国学界，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在当前新的条件下走向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