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家书很多，现存写给子女的信大约有四百封，单独写给夫人李端蕙（字蕙仙）的也有将近十封，甚至二弟启勋也保存了两百二十多通兄长的手札（不包括写与他人者）。由此推想，梁父宝瑛先生应该收到过不少来自长子的请安信。而就目前所见，情况殊出意外。最近由匡时公司拍卖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夹带的四信，或许是仅存于世的梁启超禀父书，却属于永远无法寄达的函件。

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别的用意，书信总是由于分别才产生，因此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梁启超与父亲的离合情况。早年的游学广州、赴京参加考试或逗留，离家虽也曾长达八月之久，但那段时期，梁启超仍以乡居为归宿。1895年以后，梁启超开始奔走国事，生活重心也随之发生转移。1896年在上海主笔《时务报》，1897年在长沙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直至1898年在京城参与戊戌变法，梁启超此时与父亲已是聚少离多。最大的转折则出现在1898年9月21日的政变发生，梁启超随后的逃亡日本，才使父子间的见面真正成为难事。

曾经少年得意、前途无量的才俊，骤然变成清廷的通缉犯，且避难异国，归期难测，梁启超流亡之初，在父子双方的心理上应该都会感觉十分沉重。尽管梁老先生已经迅速脱离险境，移居澳门，但当年10月29日、11月19日接连写与夫人的信中，梁启超一直念念不忘：“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梁启超年谱长编》166、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对父亲心情与身体的担心溢于言表。此时梁启超也有写给父亲的“安禀”，所表露的应是同一心事。

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而牵累父亲，这一份内心的歉仄，在1899年底出游夏威夷，于远洋轮上所写的《壮别二十六首》中有过充分的表达。“呈别家大人一首”诗作：

罪屈家为累，恩深报苦迟。十年惭虎变，两月补乌私。

为懔悬弧训，更劳陟岵思。牵衣日追从，最忆是儿时。

诗注云：“余十年以来，浪迹中原，侍养久缺。去年之变，累及家属，遁迹澳门。今年九月，家大人东来抚视余，居两月，复拜别。”（《汗漫录》，《清议报》36册）尽管对朝廷所加罪名，梁启超以为冤屈，对于父亲的负疚感却丝毫未减。

此后，在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十余年间，其父或居香港、澳门，或来日本，梁亦曾往探亲、祝寿。这样的长期分别已成为生活的常态，故一旦相聚，如1904年3、4月间，梁启超曾到澳门逗留十日，写信与其弟启勋，便一再称说“日与大人欢言，甚乐也”、“为大人预祝寿辰，极一时之乐”（1904年4月18日与梁启勋书，《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上册3页）。父子间的书信也往复不断，只是留存下来的只有梁父的示子书。

终于等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梁启超也于次年10月结束亡命生涯，荣归故国。

而此时重返国内政治舞台的梁启超，已与出亡前多半被视为康有为门徒的资望大为不同。其自我期待亦极高，与女儿思顺信中，便直以“吾之一身渐为全国政治之中心点”相许。相应的安家之处，也会有“不能不常居于政治中心点之地”的考量。“归粤”既不可能，由此便发生了苦尽甘来之后，如何安置父亲的问题，这实在让梁启超很觉棘手。他选择的办法是，写信给尚留日本读书、最得其钟爱与倚重的长女思顺，请其就近向彼时同居一处的祖父转达，以“婉劝决定”。因而，这封写于1912年12月1日的长信（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册89-101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由于坦诚披露此段心曲，很值得关注。

在家书的开头，梁启超先已表明，“祖父年高，非迎养在此，则一日不能即安”。可见，接来父亲，一起居住京、津间是大前提。在此之下，梁启超考虑的是，“迎养为承欢也，必祖父常能欢愉，然后兹愿始遂”。那么，怎样才能让父亲欢愉呢？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其父独自前来。从父亲一方设想，一人在此，必“常悬念乡中诸幼，心常不适”；更严重的是，“在此间极寂寞，必至生闷”。而其所以会感觉寂寞、气闷，则是因梁启超极忙，现在“尚未入党，尚未当国”，已是“每夜非至三四点钟，诸事不能办了”，以后之忙碌又当“视今日更加几倍”。故梁启超预料，“吾决无能日日陪侍祖父闲谈之余暇”，甚至连二弟启勋亦“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自然也无法全力照顾父亲。其他身边的亲属大抵均如此。而“诸人各干各事，祖父到来，终日少人陪侍，必生恼怒”。不但达不到孝养的目的，亦会牵连梁启超本人“精神无片刻能安，亦必至一事不能办而已”。这对于自认“欲不办事，天下人安能许我”的梁启超来说，如何能够承受？

其实，梁启超最大的担心是，父亲独来，势必要与之同住，然此“就我而居”，实“有种种不便处”。与梁思顺函中所述各情，很能见出梁父的性格与梁启超的为难，且描画相当生动，不妨一并录下：

吾此间宾客杂遝，出入无时，吾待之皆有分寸。然吾深知祖父之意，常欲吾所交之友皆一一晋见，一修子弟礼，而于有名有位之人为尤甚。然吾所处地位，万不能凡一客来，皆告之曰：“吾有老亲在此，汝其一见也。”又此间日日几皆有客共饭，饭时常常纵谭无数事。若有老人在座，则客皆拘束不便。且饭时，若吾专应酬客耶，偶一为之，固无所不可；日日如此（实则几于日日宴客），老人又安得不怒，且客又岂能安者？不应酬客耶，吾地位又安能？若日日使老人独饭，更成何事体？

可见，“种种不便”都关涉到礼数，梁父于此显系十分刻板、挑剔。

为此，欲两全其美，使父亲愉悦，自己亦可以安心处理外务，梁启超想到的唯一可行之方是：“同居于一地，而又必须异室而居”。故需要“赁屋三处”，分别安顿自家、父亲与梁启勋，且必要接庶母（细婆）及诸弟妹来与父亲同住。梁启超本人“惟常往朝，若无客时，则往侍饭”。如此，梁自觉父亲“不至因闷而生恼，而吾亦惟享家庭之乐，更无家庭之苦，可以专用精神以办事矣”。虽然对于这么大的排场和众多家人的日常用度，梁启超彼时毫不担忧，但实在应算虑事不周。

而最终梁父选择了乡居，此既为先前已经决定的“南归”之实施，也不排除京、津之间居大不易的顾虑。当然，梁启超陈述的“种种不便”，极可能同样引发了其父的不便感，故索性留在自己更为熟悉的环境中颐养天年。

梁父的不来就养，从梁启超一面思量，应是留给其更大的施展空间，却也令其心中不安。1912年12月5日与思顺信中，梁启超便再申前议，以“乡居如何可久，且亦令吾常悬悬”为由，“力请明春北来为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册104页）。而其1915年尝拜托梁士诒向袁世凯政府讨勋位一事，自此心理揣度，恐怕亦属事出有因。

梁启超致梁士诒先后两封《为父寿求请勋位函》，收录在苏文擢编纂的《梁谭玉樱居士所藏书翰图照影存》（1986年7月香港印本）中，文如下：

有私事欲一干托：家君寿日福庆，甚思自获一勋位，为娱亲之助。诚知不免世俗之见，然扬显之义，古人盖亦有取焉。十年来文字鼓吹，于新邦肇造，或不无微劳，即两年来与乱党相薄，亦间接为政府张目。若府主录其微庸，援张季老（按：即张謇，字季直）之例，有以宠之，俾得极舞彩之荣，则其感激岂有涯涘？若兄审度，谓为可请，敢乞以尊意婉陈；若谓无取，则请置之。恃爱奉渎，皇赧皇赧。燕兄大鉴 名心印

付火（16-19页）

昨所谭事，既公以为可请，能以今日发表最感。养志之意，公当默会矣。

燕兄（20页）

马以君曾在《梁启超佚札十七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中释读此信，认为：“信中反映梁启超好慕虚荣，恃功邀封已达到厚颜无耻的地步。”并称“付火”乃是“梁启超作贼心虚的确证”，批判可谓严厉。

而马以君推断梁启超上二函约写于1915年2月，实际可大致确定在1月27日前数日。经查《政府公报》，1915年1月1日袁世凯发布的《大总统策令》中，有授予张謇“中卿”之记，梁士诒本人也同时获此荣衔（《政府公报》1915年1月6日）。猜想梁启超不免见而心动，加上对父亲始终怀抱的一份歉疚，或许原本也有来自老太爷的压力，这才作书求讨勋位。曾任总统府秘书长、时称“二总统”的梁士诒也果然爽快帮忙，1月27日，袁世凯即发表了梁启超“授为少卿，并加中卿衔”的策令（《政府公报》1915年1月28日）。现悬挂于梁氏茶坑村故居正厅门首的“一等嘉禾章中卿衔少卿 / 司法总长参政院参政”的功勋匾，即是由此而来。《孝经》既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梁启超也可算谨遵教诲。

此匾上下款分书“中华民国四年”、“梁启超立”，乃是梁启超1915年4月下旬专门返乡为乃父做寿留下的纪念物。梁父诞辰为阴历三月十六日，折合该年西历，时当4月29日。在此期间，梁启超曾有数封写与长女的信记述庆典盛况。任公的生花妙笔本无人能及，且正在得意时，更是逸兴遄飞，形神毕现，故仅照抄如下（信中日期俱为农历）：

初九发上海，十二午抵港，粤吏以兵舰迓，其夜抵粤。十六在家庆祝，十八乃开筵受贺，老人康豫欢悦，自不待言，抑几于全城雷动矣。初拟一切从简，而群情所趋，遂不许尔尔。十八日竟演剧侑祝，盖合全城官绅商之力，乃能于数日间布置略备也。在八旗会馆开筵，其地之宏敞，过于湖广馆。将去年之屏联择尤悬张（龙将军[按：指广东都督龙济光]殆成刘老老），此间人殆莫不咋舌叹美，谓是全省之荣幸也。二十日返乡（兵舰五只护送），乡中仍演剧三日，届时全乡若狂之状更可想耳。吾自上岸后，酬应乃无一刻暇，每日仍以数小时归家承欢，大约一日未离粤，则一日不能休息也。（1915年5月1日与梁思顺等书,《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册337-338页）

十八日在省城庆寿，全城官绅商咸集（都中两贺电以十六晨至），共谓为空前之盛会也……是日演剧，至翌晨侵晓乃散。老人亦凭观至终局，精神矍铄，坐客咸羡也。十九日，吾穷一日之力以谢客。今日为二十日，七点钟即乘船返茶坑矣。吾所御者，为一浅水兵轮，名曰楚璧。家族亲友同行者甚众，凡赁紫洞艇四只，护以小兵轮三只，军队随行者约二百人，新会军队相迓者闻尚百人云。沿途山川辉媚，花鸟欢虞，致足乐也。乡中尚演剧四日。吾于其间谒祠扫墓，不过一二日毕事。廿五六间当返省城，月杪即北行矣。（1915年5月3日与梁思顺书，《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册342-343页）

后一信更是写于所乘楚璧舰上，自得之情传写得淋漓尽致。此次盛大的为父祝寿活动，从省城广州办到家乡茶坑，广东军政要员纷纷出面，又派兵船、军队护送，梁启超自觉很风光，梁老太爷显然也十分受用。

不过，若依照5月11日与梁思顺等姊弟书中所述，梁启超还乡时，也曾发生“有乱党九人，各挟爆弹，拟到乡祝寿”时行刺的“极危险事”。幸好“为侦探所尾，在离江门一站之车破获”，却也付出了“兵官死一人，伤八人”的代价。由此看来，梁启超认作排场的“全省河小兵轮十余艘皆开往茶坑，军队环卫者四百余，其在附近一带巡缉者复数百”（《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册353-356页），也应有实际的卫护震慑效用。

世间事本是乐极生悲，盛极而衰。1915年梁启超的回乡祝寿可谓登峰造极，让父亲赚足了面子。但袁世凯的封赏笼络，仍未能阻止梁启超对其帝制自为的全力抗拒。公义私情，在任公先生那里还是泾渭分明。

1915年12月16日，梁启超从天津秘密南下。两天后先抵上海，即连发四书及汇五百元，请父亲尽快移居香港（见1916年1月21日与梁启勋书、1月24日与梁思顺书）。因自决意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之日起，梁启超已再度将自身置于险境，也连带老父在享受短暂的安富尊荣之后，必须再次出逃。

继而，由于广西都督陆荣廷的催促，为坚定其参加反袁之役的决心，梁启超又于1916年3月4日自上海冒险出行，经香港，绕道越南的海防，直至27日方进入广西镇南关，与起义军队会合。由于袁世凯已下令严查拦截，梁启超只得一路伏藏，密闭舱底，隐居荒野。3月7日船抵香港时，尽管停留五日，直到12日方离开，其间同人均曾上岸歇息，亦遭巡捕盘诘，梁启超却始终滞留船上，甚至“四日间竟不敢登舷一步”。危险至此，故明知“老父方在港”，但“恐贻惊忧”（梁启超《从军日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3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不能探望，梁启超终于失去了与父亲见面的最后机会。

梁父去世于1916年3月14日。日后梁启超曾痛心地在《哀启》中述及：“其时不孝启超身在香港，而乃委死父于不顾也。”“大渐两日，而不孝乃去港；不孝去港两日，而病遂不起。”因而自责“不审以何罪业为鬼瞷弄，自发罪念，妄以所履至险，惧贻老父忧，不敢往朝，且不敢通闻问疾”。并且假设己身如果及时探病或请良医诊治，父病或可痊愈，故极言其犯下了“躬弑吾父”之罪。不只当时未得一见，父亲去世后，因梁启超所负责任重大，为使其能够尽心军务，梁启勋亦“徇亲朋之请，匿不以告”（《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31页）。直到5月30日，在广东独立，护国战争大局已定，梁启超转赴上海九日后，梁启勋才从香港赶来报丧。其时距梁父弃世已七十七日。梁启超当即于次日作《闻讣辞职书》，辞去在军务院中所任各职。而再过一周，6月6日，帝制祸首袁世凯亦忧愤病死。

应该说，在履险犯难之际，梁启超一直挂念父亲，勉力排解其担忧。目前可见由梁启勋保存下来的四封书札（《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上册334-337页），便是最好的证明：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现在海防，明日便入广西，应陆将军之招也。初八日过香港，因行踪须密，故不登岸；又虑大人惊忧，故不先禀告。今儿不久到广东矣，侍奉之日在即，谨先以数语报平安，藉纾慈念。肃此，敬请

福安！

儿宏叩禀 阳历三月十八日

父亲大人膝下：儿现在梧州行营，约明后日便下肇庆。粤中各界虽竭诚欢迎，然人心难测。惟有节节进取，必须俟前队兵力巩固，始行前进。自闻海珠之变，此间益加慎重，必不至立于险地，请纾慈注。肃此，敬请

福安！

儿启超叩禀 四月十五日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在军中，一切安善，请纾慈念。粤事纠纷颇难解决，日内或遂旋军返桂，不复来粤矣。儿无论在何处皆知谨慎，在桂军中万无一失，务乞安心。此请

福安！

儿宏叩禀 （四月）十八号

父亲大人膝下：儿十八日由港起行，廿一晨到沪，途间甚安。现住处尚未定，仍暂借寓友人家耳。日内须一游日本，或往浙江。现事势日顺，大局或便可解决。儿一切起居饮食皆格外慎重，望纾慈念。此请

福安！

儿启超叩禀 五月廿三日

信中署名“宏”者，系因梁启超乳名宏猷。至于“海珠之变”，乃发生于4月12日，前去与龙济光谈判的护国军代表汤叡等三人被枪杀。梁启超为免父亲担心，特于15日写信报平安。由此可知，梁启超每到一地，无论海防、梧州还是上海，必有信通报父亲，以释远念。

不过，这四封书信全部写于梁父去世后，故得由已赴香港治丧的梁启勋收存。1932年，梁启超病逝三年后，其弟“发箧得之”，因写下一段题记：

右八纸并两信封，乃在护国军中发。时未闻丧，故所上先君子之四纸亦入余手，时余则奔丧在港也。蒋百里题《攒泪帖》所谓，每见伯兄落笔写“父亲大人膝下”数字，辄不忍睹而亟避去者，即此四纸矣。（《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上册340页）

梁启勋题跋中所称《攒泪帖》，查网上资料，为1996年由瀚海公司拍卖的梁启超长达十七米的巨幅书法作品。其中收录了祭父之《哀启》、祭妻之《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祭蔡锷之《公祭蔡松坡文》、祭麦孟华之《祭麦孺博诗》等。卷前由林长民题签，梁启勋题引首并题记，后有罗惇曧、罗惇■、黄节、姚华、陈衡恪、黄濬、林长民、汪大燮、陈汉第、张一麐、蒋方震、麦仲华、籍忠寅、周大烈、余绍宋、林志钧、任可澄、伍庄、陈敬第等十九人题跋（已改正其间错字）。蒋方震（字百里）之题词应出自此间。而梁启超四信得以保藏至今，并编入《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亦足以彰显任公先生在护国战争中先国后家、牺牲绝大的心迹。

章太炎挽联中所谓“共和再造赖斯人”（《梁启超年谱长编》1210页），斯人而有丧父之痛，其有功于国日，正是有亏于父时。尽管可说造化弄人，父子终至生死暌隔；然而，梁父弥留之际，“乃严责家人，毋得以电召”启超，谓其“方有事于国也”，则梁老先生亦是以国事为重的明理人。因此，梁启超虽发丧迟迟，自认“罪人”，“生不克养，病不克侍，丧不克亲”（梁启超《哀启》，《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31-132页），却无碍其仍为恪遵父训的孝子，因为国乃大孝也。

有意味的是，1916年10月9日，为纪念国庆，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民国政府专门颁布了嘉奖令：“特授梁启超以勋一位。”（《政府公报》1910年10月10日）不比先前的讨要，此番本是因梁启超参与护国战争有功，故与蔡锷、唐继尧、陆荣廷等一班护国军将领同列，获得了这份北洋政府时期以中华民国名义颁授的第二等勋位（凡分六等，第一等为大勋位）。面对这一实至名归的荣誉，梁启超却于公告见报的第二日，立即发表了《辞勋位电》，力陈：

言执戈卫社之义，惟倡义诸将独为其难；语舍身殉国之功，则死事群贤宜食其报。若启超者，虽缘孤愤，偶参戎机，但骛空言，羌无实绩。洎我大总统离明继照，正力肩艰巨于方来；而启超以衔恤靡依，未获分忧劳于万一。不谴已为过望，蒙赏实太无名。

故请求“将所授启超勋一位收回成命”（《时事新报》1916年10月13日）。而其中父亲的病殁也是其辞谢勋位的重要理由。据此，前一年梁启超讨勋时所言为了“娱亲”，应系实情。“亲”已不在，荣衔也成为没有意义的虚名了。

2012年12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