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从《永乐大帝》看“华侨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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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
作者：蔡石山
版本：中华书局2009年11月版
定价：28.00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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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第一次从朋友处看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捧读之后，其实印象并不很深，只是知道了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后来又先后读了黄先生的《16世纪明代财政之财政与税收》、《明代的漕运》、《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才明白，《万历十五年》只是写给普通美国读者的历史读物。
近来在网上看到刘小枫先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华侨汉学。所谓华侨汉学，顾名思义，就是已经出了国的中国人做的中国研究。华侨汉学与西方的汉学不同，与中国本土的研究也不同。原因很简单，与中国本土学者相比，华侨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已经不同了，他们的问题是所在国的问题；与西方汉学专家比，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程度当然要高很多。这样，华侨汉学就如同蝙蝠，既可以说自己是西方汉学，也可以说本土研究，两边都搭得上。但反过来说，就是西方的不够彻底，中国的也不到位。所以中国人看着华侨汉学总觉得很别扭，觉得有些隔膜。
华侨汉学在中国的尴尬处在于，他们的写作首先是要把中国的观念、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知识翻译给西方读者，而当这些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本土的时候，又要经历一次翻译。这样就造成了很多误会，比如我们熟悉的蒋介石在翻译的时候竟然被翻译成了常凯申，孟子被翻译成了孟休斯。
我们现在看到的已被翻译成中文的蔡石生先生的《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同样面临这种尴尬。比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忠君爱国是古代士大夫最基本的伦理思想，但在《永乐大帝》里，蔡先生在不厌其烦地解释一个士大夫为什么对自己的皇帝要忠诚，———在经历了靖难之役后，方孝孺、黄子澄、齐泰这些人为什么要为建文帝殉节。又比如，蔡先生把刘基称为明太祖朱元璋的“顾问”，把姚广孝（《永乐大帝》称为“和尚顾问道衍”）称为明成祖的“顾问”。而刘基与明太祖、姚广孝与明成祖的关系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就是君臣。
蔡先生要这样写，并不难理解，因为他是用英语写作的，面对的是英语读者。难理解的是，在翻译为中文的时候仍然很生硬。
这几年来，明史大红大紫，坊间关于明史的书汗牛充栋。但还是应该很客观地说，即使我们看到的《永乐大帝》带有明显的华侨汉学的色彩，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比起市面上流行的许多通俗作品，它还是显得要严谨许多，毕竟作者不是畅销书写手，而是严肃的学者。比如明成祖徐皇后死后，她的三个儿子在南京城外的报恩寺修建了一座琉璃瓷砖宝塔，他讲到这里时马上补充了一句，“这座宝塔留存到1854年为止，那一年太平军烧毁了整个建筑物”。在提到《古今列女传》和《高皇后传》时，也不忘在括号里注明“刊刻于1406年”，也很符合学术规范。而这种严谨和对学术规范的尊重，正是今天市面上流行的明史读物所缺乏的。
不过，对于明成祖永乐帝的评价，作者认为“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永乐非常辛苦地想要证明，父亲未指定他继承大统是错的。因此，永乐的行动，可诠释成自视为救星和赎身者之人的行动”，这倒是还可以商榷。确实，像唐太宗一样，在他生前坚持追捕建文帝，甚至从否认历史事实，废除了建文帝的年号，不允许任何人为方孝孺等人鸣屈，对这些事情非常敏感。但要把这些视为赎罪，把他统治期间所作出的许多成绩都视为“想要证明父亲未指定他继承大统是错的”，却不一定恰当。细读史料就能发现，明成祖的性格很像曹操，有刻薄寡恩、残忍无情的一面，但也有恢宏大度、精明强干的一面。尤其是他对国家制度的许多改革，都是因时因势而做出的，并不一定是为了证明什么，他对靖难之役的敏感也未必就是赎罪，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里，赎罪意识是不存在的。而作者作出这样的评价，未免让人疑心，是不是以西方传统来揣度明成祖了。
□书评人 萧武 |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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