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从《永乐大帝》看“华侨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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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 作者:蔡石山 版本:中华书局2009年11月版 定价:28.00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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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第一次从朋友处看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捧读之后,其实印象并不很深,只是知道了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后来又先后读了黄先生的《16世纪明代财政之财政与税收》、《明代的漕运》、《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才明白,《万历十五年》只是写给普通美国读者的历史读物。 近来在网上看到刘小枫先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华侨汉学。所谓华侨汉学,顾名思义,就是已经出了国的中国人做的中国研究。华侨汉学与西方的汉学不同,与中国本土的研究也不同。原因很简单,与中国本土学者相比,华侨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已经不同了,他们的问题是所在国的问题;与西方汉学专家比,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程度当然要高很多。这样,华侨汉学就如同蝙蝠,既可以说自己是西方汉学,也可以说本土研究,两边都搭得上。但反过来说,就是西方的不够彻底,中国的也不到位。所以中国人看着华侨汉学总觉得很别扭,觉得有些隔膜。 华侨汉学在中国的尴尬处在于,他们的写作首先是要把中国的观念、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知识翻译给西方读者,而当这些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本土的时候,又要经历一次翻译。这样就造成了很多误会,比如我们熟悉的蒋介石在翻译的时候竟然被翻译成了常凯申,孟子被翻译成了孟休斯。 我们现在看到的已被翻译成中文的蔡石生先生的《永乐大帝:一个中国帝王的精神肖像》同样面临这种尴尬。比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忠君爱国是古代士大夫最基本的伦理思想,但在《永乐大帝》里,蔡先生在不厌其烦地解释一个士大夫为什么对自己的皇帝要忠诚,———在经历了靖难之役后,方孝孺、黄子澄、齐泰这些人为什么要为建文帝殉节。又比如,蔡先生把刘基称为明太祖朱元璋的“顾问”,把姚广孝(《永乐大帝》称为“和尚顾问道衍”)称为明成祖的“顾问”。而刘基与明太祖、姚广孝与明成祖的关系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就是君臣。 蔡先生要这样写,并不难理解,因为他是用英语写作的,面对的是英语读者。难理解的是,在翻译为中文的时候仍然很生硬。 这几年来,明史大红大紫,坊间关于明史的书汗牛充栋。但还是应该很客观地说,即使我们看到的《永乐大帝》带有明显的华侨汉学的色彩,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比起市面上流行的许多通俗作品,它还是显得要严谨许多,毕竟作者不是畅销书写手,而是严肃的学者。比如明成祖徐皇后死后,她的三个儿子在南京城外的报恩寺修建了一座琉璃瓷砖宝塔,他讲到这里时马上补充了一句,“这座宝塔留存到1854年为止,那一年太平军烧毁了整个建筑物”。在提到《古今列女传》和《高皇后传》时,也不忘在括号里注明“刊刻于1406年”,也很符合学术规范。而这种严谨和对学术规范的尊重,正是今天市面上流行的明史读物所缺乏的。 不过,对于明成祖永乐帝的评价,作者认为“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永乐非常辛苦地想要证明,父亲未指定他继承大统是错的。因此,永乐的行动,可诠释成自视为救星和赎身者之人的行动”,这倒是还可以商榷。确实,像唐太宗一样,在他生前坚持追捕建文帝,甚至从否认历史事实,废除了建文帝的年号,不允许任何人为方孝孺等人鸣屈,对这些事情非常敏感。但要把这些视为赎罪,把他统治期间所作出的许多成绩都视为“想要证明父亲未指定他继承大统是错的”,却不一定恰当。细读史料就能发现,明成祖的性格很像曹操,有刻薄寡恩、残忍无情的一面,但也有恢宏大度、精明强干的一面。尤其是他对国家制度的许多改革,都是因时因势而做出的,并不一定是为了证明什么,他对靖难之役的敏感也未必就是赎罪,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里,赎罪意识是不存在的。而作者作出这样的评价,未免让人疑心,是不是以西方传统来揣度明成祖了。 □书评人 萧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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