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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毅 中国诗话渊源流长，其作者之众，著述之多，阐释之精，涵容之广，成就之高，世罕其匹，故有其丰富的学术价值。故早有学者希望建立起一种以诗话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或学科，即“诗话学”。1936年4月徐英曾于《安徽大学季刊》卷一第二期发表了《诗话学发凡》一文，正式提出了“诗话学”一词。今之学者蔡镇楚还标举“东方诗话学”，他在《中国诗话史·序》中提出要“继承和发扬中国诗话这宗巨大而丰富的诗歌理论和诗歌美学遗产，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诗话学”，并于1990年底正式推出了《诗话学》一书。而“第一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也于1999年7月于韩国召开。这些都显示诗话重要的学术意义和诗话研究的重要性，而对古代诗话的整理、校雠、注释的意义更非一般。而后者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更重要。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基础工作代不乏人。如前有《历代诗话》，后有《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清诗话续编》等，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其中包括多种诗话）。所以，钟仕伦先生《南北朝诗话校释》一书的出版（中华书局，2008年），是这种工作在今天的延续，这种工作的意义在此书中仍得到充足的体现。 据钟先生考证，《南北朝诗话》成书时间“其上限当不会超过南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其下限恐在宋末元初”（见该书《前言》第5页）。原藏明代皇家图书馆——文渊阁，遂被编入《永乐大典》而被保存下来。在众多诗话中，《南北朝诗话》与众不同，可能是现存诗话中以正史为全部辑录对象的唯一一种诗话，作者在辑录时，除因篇幅过长而适当压缩句式、内容、删繁就简外，并无一词己见置于其中，这就在客观上保证了它所辑录的诗话本身的历史真实性（见该书《前言》第10页），且此书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南北对峙两百年间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艺术、民族交往和中外交往等各个方面，反映了诗歌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见该书《前言》第6页）。而如此重要的一部诗话，清之四库馆臣却没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在历史上一直无人整理或注释，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之事。钟先生博古君子，慧眼独具，潜心于此，故完成了此项工作。幸哉！ 钟先生学识渊综，治学严谨，文献基础甚深，考证功力甚厚，其前之著作《<金楼子>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即是证明，今之《南北朝诗话校释》尤显成熟。奉读之余，受益匪浅。申而论之，大抵三端。 注释详尽。此书涉及到了很多人名、地名及事件，本书作者根据众多材料予以详尽注释。比如人物注释，简直就是此人之一小传记。如第一条诗话之“谢朓”注释（因下文多处说到这条诗话，故引原文于此：谢玄晖为齐随王子隆镇西功曹，长史王秀之以玄晖年少，乃因事求还，道中为诗寄西府曰：“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除了一般的人物生卒年、籍贯、官职介绍之外，本书作者还引用了《太平御览》之材料，介绍了其诗歌的巨大成就；还引用了《隋书?经籍志》之著录来介绍谢朓的创作情况；还介绍谢朓集在今天的通行注本，即曹融南的《谢宣城集校注》；最后引用萧子显《南齐书》和《太平广记》的材料来说明谢眺在当时的影响（见书第1页）。这使读者能全面了解谢朓。本书注释详尽的另一体现就是“附录”之运用。凡与诗话相关的材料或后人研究成果尽附录于后，能使读者加深对原诗话之理解。比如第一条诗话，本书作者附录了两条材料，一是从《南齐书?谢朓传》里录谢朓离开西府时所作《辞随王子隆笺》（见该书第4页）。谢朓以诗闻名，此材料使人知谢朓散文亦好。阅读此《笺》体会谢朓离开荆州当时复杂的心情：对荆州生活的留恋难舍之情，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图报之情，壮志难酬的抑郁不平之情，身遭陷害的忧虑恐惧之情，以及虽出逆境仍盼转机之情，这些情感奔涌而来，激荡胸怀。二是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的两条资料（见该书第4—5页），一是卷三宋齐“谢朓自荆州还都时间及《辞随王子隆笺》”条的资料。这条资料考证了谢朓返京时间等问题。二是“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示西府同僚诗》条”，这条资料考证了谢朓离开荆州的原因，认为也许并不是长史王秀之“密以启闻”（《南齐书?谢朓传》）。这“附录”之材料将有助于加深对原诗话和谢朓及事件的理解。 材料丰富。为了详尽注释，资料的搜集必须丰富。关于这点，可以拿本书与萧华荣《魏晋南北朝诗话》、高路明等《六朝诗话钩沉》、周建江《南北朝隋诗文纪事》相比，材料丰富性这个特点就明显。本书材料极为丰富，如几乎用尽南北朝保存下来的资料如《世说新语》、《金楼子》等；历史上涉及到了的南北朝的资料如许嵩《建安实录》等；今人有关南北朝的研究资料如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等。粗略估计达两百多种。占有如此丰富的资料，非数十年功力之浸淫不可；材料丰富固然最好，但粗精俱存，择精选当方是根本，此非学识之高者不可。择精选当，其义有二，在众多文献中选最好之文献；在此文献中选最好之材料。本书作者亦精于此。如第一条诗话之“西府”注释，作者选取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湖光四“荆州府”这条材料。治古代之地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不可多得。另，原材料引史料较多，作者只选取了剻越和甘宁说明荆州重要性之言论（见该书第2—3页）。 校订较为完备。由于《南北朝诗话》历史上无人进行整理，故版本甚少，所以作者不能利用其他版本对校，只能以史书、作品等资料进行校订。本书作者的校释，是此文献历史上的第一次，尽管如此，其校订就显得非常完备。本书“案”语不少于两百处，处处可见作者校订功夫和成绩（书中随处可见，故不举例）。这些校订，既显世了作者学识和对材料的细心谨慎，又使原诗话材料去伪存真、补漏缝隙。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难下判断者，作者存疑于后，亦不悍然标榜己意。如诗话一，引诗为“时菊”，《文选》亦是，《南史》、《艺文类聚》亦是。而《南齐书?谢朓传》引诗为“秋菊”。究竟如何？本书作者以《离骚》“秋菊映秀，无惮严霜”为证，认为“疑作‘秋菊’是”（见该书第3页）。这种谨慎态度方是学者应有之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 钟先生不仅文献、考证功夫非同一般，其理论修养水平亦高一筹。从其专著《南北文化与美学思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古宗教意识形态对文人自然审美观的影响》可知一斑。惜乎本书篇幅短小，并只是注释体制，所以不能体现出。期待来书，放此异彩。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讲师，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