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看张季鸾如何舞动他的一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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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润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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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在世界和国内均有相当影响。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行营、办公室各放一份《大公报》，以便随时查看民意。共产党对《大公报》也相当看重……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表明它所获得的国际认可。……这一切，和《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的一支笔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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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媒体发展过程中，会涌现出一个国家代表性的媒体，即世所公认的代表国家民意、主流声音的媒体。一般来说，这个媒体形成于国家发展上升时期，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国际和国内范围内也许发行量不是最大，但读者群是以政客、知识分子等精英人士为主，因此影响力巨大。英国的《伦敦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法国的《新闻报》等，都可以说是这样的媒体。而这些报纸，在其发展期，总有一位或几位卓越的主笔。如果说，民国时期的中国也有过这样的媒体和主笔的话，那就是《大公报》和它的主笔张季鸾。
《大公报》社评稳健、理性，被认为是中国的主流声音；版面采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综合编辑法，新闻编排有序，重点突出；特别是它有众多优秀的记者编辑，能发回很多独家报道，因此很受读者欢迎。
《大公报》在世界和国内均有相当影响。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行营、办公室各放一份《大公报》，以便随时查看民意。共产党对《大公报》也相当看重，报馆工作人员中有不少地下党员，而且，共产党还注意利用当时同情中共的一些记者（如范长江等），发表对国事的看法与主张。特别是抗战前后，《大公报》的言论不仅被国内高层注意，更为日本、美国等国际社会关注。《大公报》在全面抗战前，没有轻言抗战，怕的是刺激日军，而在抗战爆发后，极力宣扬抗战必胜，甚至六迁报馆，不在日军控制之下出版一天，成为那个时候支持中国抗战最坚决的媒体。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表明它所获得的国际认可。
这一切，和《大公报》主笔张季鸾的一支笔是分不开的。
首先，作为报纸的主笔，张季鸾对上层的情况相当熟悉。特别是，他和蒋介石关系密切，常常能获得蒋氏对重要事件的看法。张季鸾有时也直接向人透露某篇社论是“蒋先生的意思”。他有两次和记者朱民威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和蒋先生有直接的接触。前些时，陶德曼（德驻华大使）的调停，蒋先生就直接和我谈及细情以及不会有结果，所以我们就不会为谣言所动，也没有弄错一点外交新闻的报道”；“蒋先生关于军事上的重要布置，如在津浦铁路沿线侧面台儿庄对日军的大决战之前，蒋先生就指出那一地区将有大战。所以我们报馆赶紧把几位已在徐州的战地记者，指派去随战地的司令官行动，才有后来好多篇台儿庄大捷的详细报道”；“我们因为有英、美、法等国通信社的电报新闻，以及驻欧洲的专人，所以国际上的大事，或即将发生的大事，每次我和蒋先生见面时，也是谈及的题材。蒋先生每次在谈到这些欧洲德意与英法之间的大事时，必问及我对欧局及世界趋势的看法与判断”（朱民威，《张季鸾先生与先总统蒋公的关系》，台湾《传记文学》，第50卷第6期，24、25页）。
其次，张季鸾在与蒋氏的交往中，也保持了报人的独立性。在与蒋结识之前，他曾在报上讥讽其和宋美龄的婚姻，后虽然不被蒋氏计较，使张季鸾认为蒋中正以“国士”待之，而他以“国士之心”回报蒋介石，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张季鸾仍能保持独立。如《大公报》对“七君子事件”的报道、在西安事变之后对延安和共产党的报道等，都使蒋氏非常难堪。《大公报》贺善徽在回忆文章中谈到，“我在大公报编辑部曾听张季鸾说过，‘我和蒋先生谈话，只谈宣传，谈外交’。言下之意是不谈内政问题。从我进大公报到张季鸾去世，在此一年半期间，我未曾见张季鸾写过一篇批评内政问题的社论”（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76页）。可见张季鸾的良苦用心。
第三，他自由资本主义加爱国的价值观，常常体现在社评中。不论是抗战前还是抗战中，张季鸾的思想都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虽然他在抗战中曾作为蒋介石唯一一次对日和谈的核心成员，但丝毫没有影响到报纸言论的指向。他曾叹息着对徐铸成说：“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战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他进而说：“当然，我仍希望蒋先生从一党一派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真正成为全民的领袖。”他着重考虑的是国家利益。
第四，作为主笔，张季鸾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和业务能力。甚至在“无米”的情况下，他也能巧为“炊”。在日军对重庆进行连续轰炸的日子里，大家意志消沉，社评也难有作为，已经病卧榻上的张季鸾指示王芸生写下《我们在割稻子》这样的社评，文中说：“就在最近十天晴空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文章最后说：“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我们在割稻子》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见报后获得极大好评。后来，王芸生说，这是我与张先生合著的一篇社评，也是最值得纪念的。
《大公报》作为旧中国非常有影响的报纸，近年有很多研究成果，如方汉奇先生主编的《百年大公报》、吴廷俊教授著的《新记大公报史稿》，老大公报人及其后人也有不少回忆文章等，凤凰卫视还播出了系列的电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形成了研究《大公报》的一个热点。在前人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写出了《张季鸾与〈大公报〉》，由中华书局列入“报人时代”丛书出版。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这样一个卓越报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同时也能给今天的媒体人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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