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赵又春先生是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时的老同学,曾长期在湖南工作,现侨居加拿大。虽相距遥远,但我俩的心是相通的,都钟情于中华优秀思想文化,并致力于相关学术研究。他多年用心解读孔子和《论语》,已出版三部书,而今又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论语〉真义》,可见他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开拓,务求获得孔子真义,使研究进入更完美的境界,这令我钦佩。我不是《论语》诠释专家,但喜爱《论语》,百读不厌其多,每读总有启迪从中生发;也常常参阅古今注释,以求理解确切。中国孔子基金会匡亚明先生提出读经“三义”说:准确把握“本义”,多方参考“他义”,努力推出“我义”。赵又春先生把“三义”高度综合起来,从返归“本义”出发,吸收检讨名家“他义”,在与孔子深度对话中推出“我义”,从而形成了《论语》的“真义”,这是难能可贵的。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我只能有重点地读一下他的书,提出几点粗略的读后感。 ![走近孔子——读《〈论语〉真义》有感](/uploads/collect/201710/16/f44d307589d619ff6d300248.jpg) 孔子像 首先,作者用历史的眼光,尽可能把语录体的《论语》章句,放置到当时的语境之中,说明孔子讲论及与弟子对谈每一句话的由来和目的,从而作出比较合乎当时情理的解释。例如长久以来被误解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的《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作者指出,在孔子的时代,由于教育缺乏,普通民众认识能力较低,“孔子这是说:对老百姓,你只可能让他们按你指定的方式去行动,要他们理解其中的道理,那是难以办到的”。这是事实的认定,不是有意不让百姓知道。作者又联系《子路篇》中孔子主张在富民之后还要“教之”,说明孔子希望民众懂道德、知礼义。作者点明:“民可”中的“可”,不是主观上“应该”的意思,而是客观上“可能(办得到)”的意思,这样误读就迎刃而解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第二,作者借鉴名家又不迷信名家,在综合他们的注释基础上,据实作出自己应有的判断,体现出强烈的超越意识与创新精神。例如《学而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杨伯峻的译文有代表性,即:“孔子说:‘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来,不也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作者指出:“这里说的‘学’,应是指学习做人”“哪能按一定时间去实习它”,而且“按这译文的理解,这一章明显是把并无关联的三件事放到一起讲了,孔子会这样‘语无伦次’吗”?他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也很有道理。作者肯定有学者把“学”解说为“学为人也”和将“习”训作“实践”,但同时认为,既然“学”是指“学习做人的道理”,那么“时习之”便是“一有机会就实践所学的道理”;由此德才不断进步,人望越高,以至“远方的人也慕名前来求教、结交了”;学习的目的既然是“争取自己成为君子”,那么没有远方的朋友来,说明知名度不够高,还要“努力学习”,“不可操之过急”,不要“怨恨生气”。这样一来,三句话的内在联系便昭然若揭了。作者进而指出:“你读完《论语》全书,发现‘学’字共64见”,学的对象“无一不是‘做人(的)道理’”,这一点拨颇有益于正确理解《论语》全书的旨要。 第三,作者在熟练掌握《论语》文本用语训诂知识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哲学思维的优势,在比较、关联中整体把握《论语》的精义,如同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用《论语》全书诠释《论语》章句”或者说“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说明他的个别提法”,因而使诠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论语》是中华大智慧的结晶,单靠文字功夫是难以真正理解的。杨伯峻先生是著名文字学家,自有他的训诂优势,因而《论语译注》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我读他的书,总有不满足感,主要是缺乏思想高度,因而许多文句的译注与孔子意趣有距离。而《〈论语〉真义》作者能够打破文字训诂的局限,发挥哲学的反思功能,深入发掘孔子的社会人生智见,使《〈论语〉真义》真正超越了《论语译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例如《里仁篇》:“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传统注家对“里仁”的解释是人应选择居处,以便生活在民风淳厚、邻里忠厚的环境之中。但作者指出,这只是字面的理解,选择居处是难以做到的,难道发现问题要不断搬家不成?事实上这里不是指择居或择业,而是指“道德选择”,联系《论语》多处讲选择,皆是如此。如本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再联系孔子多处讲“求仁”“安仁”“归仁”“为仁”,那么此处“里仁”一段应理解为:“人做道德选择,结果是让自己进入仁境,那才是正确的;虽有所选择,结果却不是让自己进入仁境,哪谈得上有智慧呢?”再联系孟子说的“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正是孔子“里仁”的本旨。 第四,作者不仅勇于面对历来《论语》诠释中存在的各种争议,而且还能够对似乎已成定论的解说提出质疑,又能给出更合乎情理的解答,有的为我所不及,有的与我同心,都很重要,有力地推进了《论语》学的新发展。例如《述而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人们都说很重要,但注家往往不能把四句连成一体。作者明确加以概括:“这一章是孔子在申明他的教育方针,或者说教学总纲”,这就很精练地表述了孔子的核心教育思想。而“游于艺”并非钱穆先生理解的“游泳在艺上”,乃是指学习“六艺”。又如《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通常注家把“天下归仁”解说成:如果人们都能克己复礼,则天下就回归到仁德了。作者认为,孔子这里讲为仁不是一般理解地指社会,而是特指愿意克己复礼者,所以应理解为:“只要你真正做到了克己复礼,你就会感到全天下人称许你是仁人了。”我以为这是正解。再如《卫灵公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者高度评价了“恕”道,认为“忠信”虽然重要,但实行需要条件,常常事与愿违,而“恕”道乃是宽容,“行恕道,亦即将心比心待人,前提是承认别人和自己是平等的人,如果认为一些人有权把自己不欲的东西强加于人,恕道就行不通了”。作者还指明:“恕”道的提出,“说明孔子的道德思想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此解深契我心,我认为有加以强调的必要。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是忠恕之道,而孔子更重视恕道,因为它包含着平等互尊的思想,这乃是孔子学说中精华的精华。孔子讲仁爱,仁爱要体现为忠恕之道。朱熹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道要求人关心他者、帮助他者,是积极的仁爱,但容易被异化成“己所欲施于人”,即单向、强迫的爱,从而使仁爱变质为怨与恨。恕道要求人尊重他者、体谅他者,看起来消极一点,却体现出平等和互尊的爱,这是真正的仁爱。社会要实现和谐,必须实行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费孝通先生认为孔子儒学最核心的思想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现代人类陷于争斗之泥潭,危机四伏,最缺乏的不就是一个“恕”字吗? 最后,再说几句。《〈论语〉真义》是一本有价值的好书,但不是完美无缺的,作者也希望听到批评。我认为,某些注释仍有商榷的必要,仅举一例。《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作者认为,既然中庸是平易之道,怎能说人们很久没拥有了呢(传统将“鲜”作“缺少”解)?所以他认定“此章的‘鲜’字应训‘嘉’”。这当然有文字训诂上的根据,古字往往一词多义或同音假借。但我以为不必如此求新,“鲜”训作“少”是其通义,而且讲得顺,已被公认。中庸虽是平常、平易之道,但它是行仁的最佳状态,并不容易做到,更多的是作为理想起引领作用。由于人性有动物性,是善恶相混的,还由于贫富不均,利益相抵,加上少数掌权者贪婪有野心,现实中的社会生活常常偏斜反常乃至向野蛮倒退,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社会更是动荡不安,所以孔子感叹:中庸作为至德,民众已经很久享受不到它的好处了。我想,这样讲是可以的。 目前,作为中华第一元典《论语》的注家多了起来,我手头即有出版不久的清华大学钱逊先生的《论语》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教师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法生先生的《〈论语〉读本》(大众儒学经典),各有特色,不仅学术含量高,而且能够对应现实生活而作创造性诠释。我以为,赵又春先生的《〈论语〉真义》以其独特的价值能够在参与新《论语》学的百家争鸣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不仅仅是《论语》,其他四书五经和道、佛及诸子百家经典皆不断出现各种经注最新版本,昭示着新经学、新子学正在兴起,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学术基础。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4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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