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揭晓并颁奖了，在中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中，三位用汉语写作的年轻女作家，在如林强手中脱颖而出，和其他两位用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家一起成为最终的胜出者。这三位女作家，分别是来自宁夏西海固的回族女作家马金莲、来自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和来自广西百色的壮族女作家陶丽群。这三位女作家尽管出身不同、生活阅历不同、族别身份不同，但她们的作品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那就是在文本中流露出的强烈的女性意识。
    马金莲获奖的作品是中短篇小说集《长河》。在这个集子中，最出色的自然是与集子同名的中篇小说《长河》，这个中篇可谓是她的成名作。小说写了4个葬礼，写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对应着男女老少四个生命的死亡，讲述的是一个人类终极的命题——死亡。在马金莲看来，“一切生命和事物都在时间里，时间是可以用来盟誓、谋事、又可检验心灵的存根”（马君成语）。人生是一条河，死亡是另一条河，掉进死亡之河的人，不再归来，死亡是另一种乡愁，或者说，个体的死亡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死亡不可逃避，是人注定的结局和命运。但在死亡里，珍藏了那么多清洁、干净、崇高和尊严。马金莲是主要描写乡土的作家，她用童真的目光，去关照那苍茫大地上的苦难，用爱去关注那些在艰难环境中艰苦生活着的农村妇女，让她的乡土叙事呈现出了人性的亮色和爱的光芒。马金莲的作品总是站在弱者一边，弱者的沉默、隐忍，以及苦难的沉重与人性的温暖，让其小说有了震撼力。在所有参评作品中无可争议地成为翘楚。马金莲的获奖，还昭示着“80后”的少数民族作家正走向成熟，他们正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创作的有生力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活力。同样，马金莲作为回族女作家，她书写出了这个民族的洁净、宁静和崇高的愿望，她的作品是具有洗礼性的。
    女性主义在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很多人谈起女性主义，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谈到女性的身体。之前，我一直认为这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失之偏颇的图解，而马金莲的文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的看法。马金莲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描写西海固地区的农村女性——西海固是她心灵的原乡，就像高密之于莫言、三秦大地之于贾平凹一样——而且其视角也都是女性的。然而，她却在文本中有意将女性的性别特征隐去。马金莲的女性主义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她更多地关注西海固地区农村女性的成长经历与隐忍的特征。面对苦难这一沉重的主题，马金莲总是试图用她女性独有的细腻与柔情对她小说中承受苦难的人物给予补偿。这样的观照与情怀，是马金莲对女性最好的诠释。
    “80后”作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我们编辑部就有一名出生于1984年的编辑，也写作品，但他特别反感别人说他是“80后”作家。他认为，用出生的年代来划分作家的代际是荒谬的。事实上，出生于改革开放头十年的这一代作家，确实跟前辈作家有很大的差异性，至少，贫穷与饥饿距离他们很遥远。可是，作为“80后”作家的马金莲，其文本中却处处充斥着贫穷与饥饿的记忆，似乎在提醒我们，在西海固，贫穷与饥饿并不是久远的往事，它们会时不时地光顾这里，生存问题并没有像黄鹤一样一去不返。难怪评论家王干会说，马金莲是“另一种80后”。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集“女性主义”与“80后作家”两大标签于一身的马金莲，用她自在自为的写作姿态，取得了文学创作上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快事。
    作为《边疆文学》的总编辑，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和晓梅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与我们杂志密切相关。2000年，她的处女作《深深古井巷》就发表在《边疆文学》上，后被《小说选刊》转载。和晓梅获奖的作品是她的中短篇小说集《呼喊到达的距离》，收录了《未完成的成丁礼》《来自一条街的破碎》《连长的耳朵》《有牌出错》《我和我的病人》《飞跃玉龙第三国》《春季，落雪的昆明》等7部中篇小说。有意思的是，她没有用这7部作品中的任何一篇的篇名作书名。如果不仔细阅读，你甚至很难从这7篇小说中找到共同点，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关联，不存在互文性。但是，通过文本细读就能看出，在字里行间，它们无不饱含深厚的民族情怀与鲜明的女性意识。
    作为生活在云南丽江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作家，她的写作总是植根于神秘、深厚的纳西文化，将纳西民族对生命、爱的理解通过小说呈现出来。她用优美的文笔讲述了纳西族奇异的家族故事，讲述着民风与民俗，甚至是神话和传说。这跟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据我所知，和晓梅就生长于一个大家庭之中，她的奶奶有7个孩子，逢年过节，整个家族的人都会相聚一堂。这样的经历不仅让她学会了察言观色，还让她懂得了聆听，在观察与聆听中，她迅速地找到了暗藏在纳西族大家庭里的好的小说素材。
    和晓梅的小说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又拥有了诗性的意味。她的小说总是力图书写出纳西民族的特性和根脉，勾勒出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在她的小说中，人与物、爱与恨都是特别的。和晓梅小说的可贵之处是，她不仅仅是沉迷于本民族的文化，不甘于风情式表达，她总是力图将民族性与现代性实现无缝链接。在这部小说集里，故事的场景跨度是巨大的，从泸沽湖畔到首都北京，从校园到战场，从边远山村到小县城，都是和晓梅小说的背景，她的小说还触及了灵魂、生死、战争、危机、变迁、记忆和爱情等主题，并通过故事讲述着她的体验、感悟。
    和晓梅的小说中还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纳西女性对待人生、爱情的方式和态度，民族女性在时代变迁中面临的危机，都是和晓梅小说的重要内容。熟悉纳西族的人都知道，这个民族的女性长期以来都以勤劳、善良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是，由于传统的因素，她们又大多与文学艺术绝缘。人们津津乐道的纳西族东巴古乐，其演奏者大都是男性——至少我没见过女性。萧红当年曾感慨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而和晓梅却说：“像我这样有不同心理世界的女性作家，无需另辟苍穹，我要做的只是一次翻转，让你看到你视线的背面。”和晓梅从不避讳性别问题，她的小说总是用诗意盎然的女性话语，描写纳西族女性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可以这样说，民族与女性，是和晓梅的两张王牌，她将它们紧紧地捏在手里，在不断的探索中突围。
    陶丽群的获奖小说集是《母亲的岛》。作为广西新近快速崛起的壮族女作家，陶丽群在“女性和土地”这两个写作主题上，进行了探索和苦心经营。她书写底层，将底层生活作为其小说写作的重要营养来源进行艰苦耕耘。在她的小说里，那些“草根一族”的农村妇女，被她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出来；她们的悲喜，她们的爱恨，她们力图摆脱困境的种种挣扎，都成为她小说中重要的内容，她的小说展现了人性中那种坚韧的部分，同时，也写出了农村女性敢于牺牲和奉献的品质。中篇小说《母亲的岛》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母亲形象，是一部能逼出读者泪水的小说。这是一个在家境渐渐好转中去意已绝的母亲，这样的母亲形象是过去人们很少塑造的。陶丽群笔下写的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她有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要为自己活一回。这个母亲形象让人动容和震撼。母亲之所以要离家出走，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她是一个被拐卖来的“外地媳妇”。几十年来，生儿育女、忍辱负重，她离家出走建立在一个大的前提之下：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变得宽裕。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萌发出了为自己活一回的想法，而且坚定不移地践行着。母亲的出走蓄谋已久。她先是一个人独居在毛竹岛上，种菜、养鸭，目的是为了给她的出走攒够路费。如果说，岛上的母亲是她出走前的序曲，那么，她最终还是走向了永久的逃离与抗争之路。
    在这之前，我读过不少以被拐卖女性的逃离与抗争为题材的小说，但陶丽群笔下的“母亲”无疑是最为生动的。大多数这类题材的作品，被拐卖女性的逃离与抗争，都不得不借助外力，比如警察破案，而她笔下的“母亲”是一个异数。她数十年如一日地低眉顺眼，赢得了家人乃至整个村落的信任，没有人会怀疑这样一位随遇而安的女人会出走。母亲的抗争，是充满智慧的，是步步为营的。尽管整个文本只是截取了母亲在毛竹岛上独居的生活片段，但我们不难窥一斑而见全豹。一贯书写女性隐忍、执著、宿命的她，摇身一变，写出了女性的抗争。陶丽群对土地的挖掘，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得到了评委们的认可。她的获奖，佐证了生活才是文学的源泉这个不争之事实。
    与“母亲”的出走一样，陶丽群写底层女性的抗争，其实也是蓄谋已久的。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曾在当年的第5期《边疆文学》上头条推出她的中篇小说《第四个春天》。这是一个跟碰瓷有关的故事，碰瓷者是生活在苦难中的底层女性，被讹诈者是一个蜘蛛人，也同样生活在底层，他因顶不住舆论压力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他的父亲“想儿子想死了”。在相继失去了儿子与丈夫之后，被讹诈者的母亲卢宝花坚韧地活着，通过努力来证明儿子的清白。然而，在她即将成功的时候，碰瓷者及其家人与媒体为了自身的利益，相互勾结，毁灭了一切证据，将卢宝花的一切努力与抗争击得粉碎。终于，在儿子死后的“第四个春天”，她不得不绝望地选择跟家人团聚。这是一个底层女性失败的抗争，她的失败，直指险恶的现实世界，而《母亲的岛》中的“母亲”，她的抗争是成功的，她的成功，彰显了女性的隐忍与智慧。
    民族文学的大地上，花开女儿红。女作家在写作中如刺绣般缜密、细心与耐心，在人物刻画上细致入微，在语言表达上优雅、绵软、有质感……这些无疑成为了她们在评奖中的“杀手锏”。
    人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这三个少数民族女作家所构成的，远不止一台戏，而是一个丰满的、完整的、纷繁的、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