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这个人厚道、实在。1971年出生的他，没有我们通常印象中70后作家的另类、夸张，面相忠厚，表情朴素，扔在人群里，跟任何一个普通的40岁男人没什么区别。生活中的他，是我的同事，是我文学路上的良师益友。更是一起出门采风，每每走在队尾殿后清点人数的那个人，次次上下车时站在门口帮大家拎包递行李的那个人。甚至某次布置座谈会现场，需要几个壮劳力搬桌子，李浩居然也闻风而来，捋胳膊卷袖子就开始干。而这些，全是自觉自愿，没有组织或个人要求，小说家李浩如此这般做个“复合型人才”。
    李浩这个人，在我们朋友圈子里是有名的“滥好人”，他不大会拒绝别人的请求和要求，脸上常常一副“有事您说话”的憨笑。表现之一就是，小说家李浩近年来写下了大量的作家作品点评，其中相当部分是亲朋好友的人情之请：沧州老乡新出的长篇需要个评论，熟识编辑的版面急等篇书评……如此这般，李浩常常放下正在奋战的长篇，熬个夜赶出稿子按质按量按时地交给人家。结果就是，一年下来评论倒比小说发得多，以致提起李浩，大家常常打趣他说：“李浩啊，知道，文学评论写得不错！”三句话不离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动辄征引现代后现代的李浩，现实生活中却实实在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男人，他的情感方式更是传统乡土式的。
    听闻我要为李浩写篇印象记的时候，朋友笑说，你可别写成表扬稿。上面那些文字，看起来有表扬稿的嫌疑，其实不过是修辞手法之欲抑先扬。还是坐在河北省作协大楼307办公室的那个人，还是骑着同一部单车、戴着同一副眼镜、揣着同一张身份证的那个人，李浩，他还有另外一副“狰狞”面孔。
    李浩这个人，狂妄。他从不掩饰自己高远的文学追求和写作野心。他在青年作家论坛如是发言：“在中国的作家中，做文学普及工作的人太多了，不缺我一个，这个普及的活儿我不做。我的写作，是面向无限的少数。”他在访谈中如此坦陈：“如果要作比较的话，我给自己写作设定的参照目标是世界级的大师，我希望自己的写作具有世界意义。”他甚至公开宣称：“我对现实主义有不可理喻的轻视”——真真是李浩式的傲慢与偏见。
    李浩这个人，偏执。熟悉李浩的人都知道，他迷恋西方现代哲学，醉心于微妙幽深的发掘、存在真相的追问。他的小说往往喜欢绕过日常，直接抵达真相，在技术上更强调文本的实验性和审美的溢出。多年来，无论文坛在流行什么、主流在主张什么，他始终以一种独树一帜的姿态，忠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写作，偏执地行走着自己的文学之路。谈及文学话题时，生活中随和大度的李浩变得斗志昂扬而又斤斤计较，特别爱抬杠，而且一杠到底，常常和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对于他背后的那些“神灵”——米兰·昆德拉、萨曼·拉什迪、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膜拜，对于某些作家作品的固执成见和轻易否定，对完整故事、曲折情节和典型人物的不屑一顾，于他的理论主张和小说实践中随处可见。
    不过细想起来，李浩的坚硬和倔强，倒也不是一味地固执己见，他不拒绝沟通，偶尔也会被说服。举例为证：某次谈到《红楼梦》，李浩主张，“《红楼梦》不过三流作品，因为它太小、太世故、过于鸡零狗碎。”而我偏是深爱《红楼梦》的，所以当时就恶狠狠地回击他：“小说是什么？小说正是要从鸡零狗碎之中去窥探历史与时代，正是要从鸡零狗碎之中去探寻人性的艰深与微妙！”恶狠狠之后，我暗自运气，等着李浩的强火力反攻——平时我们争论的时候，都似这般言辞犀利地你来我往。谁知他竟在发呆几秒钟之后偃旗息鼓：“你这句话对我是个说服，我有种被突袭的感觉。向你致敬！我开始想，我的小说，也可能会加入些鸡零狗碎，当然这种鸡零狗碎必须以我想要的、合适的方式呈现。”
    瞧，这个李浩，一旦正襟危坐在电脑前，在小说的名义下开始敲下一个又一个汉字的时候，一旦进入文本世界、涉及文学话题，他就最是自信张扬和野心袒露的，也最是死钻牛角尖和一条路走到底的。这种狂妄偏执的背后，携带着他将自己交付给文学的决绝与投入。同时也内含有一种自觉的承担——一个写作者于文字内所追求的高度和深度。我欣赏这份野心和自信，我承认他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勘探、追问与冒险，对我来说构成很大的阅读吸引和挑战。但同时，坦白说，我又忍不住怀有相当程度的担忧与疑问。广博的阅读经验、深刻的思考能力以及对宏阔深邃的主题追求，是李浩异于同时代作家的过人素养。这些素养成就着他，让他在当下充盈着小算计、小暧昧、小情调的流行叙事现场中独树一帜，且为写作不断走向高远夯实基础。但同时，稍不留神，这些素养也有可能对李浩的小说世界构成侵略和牵绊——太过着力于呈现思想本身，往往容易忽略思想表情的生动。殊不知表情的生动，才是小说艺术魅力之根本所在。
    也许，李浩应该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坚持，步伐有力，目标坚定；但，或许亦必须有足够的警惕与省视。 
    ——摘自《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