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说，《青鸟故事集》最好夜读，如此方能全心全意地捕捉到书中的香和美。在兰州，我更愿意在午后的黄河边读，每当视线从书中转投到从容的东流之水中，思绪便淌过时间之河，穿过横亘在眼前的时间与遗忘的荒漠，沉入昔日的生活、梦想和幻觉，一些埋藏在时间深处的干燥的种子开始萌芽、生长……
    文本中的青鸟显然是一个深刻的隐喻，就如美特林克的《青鸟》中投下的巨大鸟影。《青鸟故事集》是在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之间展开的一次进入历史迷宫的冒险，选定的时间大致是10世纪到19世纪。教科书中的历史面孔过于严肃板正，真实得让人感到可畏又生疑。李敬泽的温情和敬意落在了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的身上，偏执地寻找着历史的文学趣味，努力构建文学中的平民史观。他选择了朝向原典、回归传统的“元写作”，语言锐利、坚实、清雅、精妙，有着特殊质地。旁征博引之时对历史中人、事、物有着有着入木三分的洞察，在从容的叙述节奏中带领读者抵达历史的真实。如云也退所言，李敬泽用一种“偏僻的想象”和“可能的艺术”重新审视了那些被宿命操控的人类行动，同时暗示了一种打破宿命的决心。
    在安伯托·艾柯看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同样地，在李敬泽看来，历史之中存在着很多误读。历史的误读，是偶然却也是必然，后人从时间之河中捞取隐藏在偏僻角落里的碎片，在拼凑中重新发现并讲述历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都是当代史。误读在东西方初次谋面就已不可避免地发生。语言的互不交融让交流双方处于隔绝状态，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交流注定是失效的，但这也是一种交流。“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通牒式的照会变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的陈情状纸。“鸟媒”的出现并未缓解这种尴尬的处境，反而在诚恳老实的皮囊之下生发出玩世不恭的优越感，在两种语言，两种权利之间，暗自窃得了第三种权利，一种阴险的、暧昧的、游戏性的权利，谦卑地背叛了交流双方，将一场严肃的审讯编排成闹剧，却也是悲剧。可靠的翻译却是千呼万唤终不出。异质的经验和信仰也使得误读显得更加深刻，在审视对方时，东西方都怀揣着各自对远方的诗意想象，在互相凝视中，都以为在镜中看到的是对方。在自我想象之中完成对他者的一种认识。这也就是说，自我的形成来源于对异己的他人形象的误认。在《布谢的银树》里，法国国王的使者鲁布鲁克与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儿子蒙哥会面，他的使命是说服蒙古与之合作对抗横亘于欧亚之间的伊斯兰帝国，条件是蒙古人必须接受洗礼，皈依独一无二的基督教的上帝。这显然是一个孱弱的文明对古老的东方智慧的一种偏执的误解。在《利玛窦之钟》中，利玛窦花了18年的时间走到帝国中心，怀揣着中国的皇帝将皈依天主教的雄心壮志向万历皇帝进贡一大一小的自鸣钟，最后却当了一个钟表匠。《飞鸟的谱系》中，马戛尓尼拒绝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嘉庆皇帝成为这场对峙结果的目击证人，他在诏书中宣称，他曾亲眼看见马戛尓尼在先皇面前叩头。而这些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与此同时，他者的目光也是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他者不断地向自我发出约束信号，马戛尓尼使团在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对中国人的“三寸金莲”投来别致的目光，而这种目光剥夺了我们固有的价值世界，也灼伤了我们的民族自信。中国人便开始像蝉蜕一样痛苦、专注、毫不妥协地改变着自己的形象，为融入现代世界作出艰苦卓越的斗争。在他者目光的注视下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一种塑造。
    在误读之外，历史也有可能只是“做旧”的今天，但它却成功地混淆视听、以假乱真。也就是说，当我们保持对历史、时间、死亡、真理绝对忠诚时，那位忧郁的、脆弱的俄国人却怀揣着快意向“过去”与现在、时间和历史发起角度刁钻、猝不及防的突袭，变庄严的荒谬为滑稽的荒谬。所以，历史的真相需要被寻找，不是被告知。
    在今天，尽管人们和世界到了耳鬓厮磨的程度，但误解依然存在，现代人自以为无所不知是习惯性的偏见。人们的好奇心在太阳底下渐渐隐遁起来，心灵变得粗硬起来。李敬泽看见了现代人忽视了的日常经验中藏匿的误解，他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谬论，我们通过屏幕、全球购、便捷的交通触摸了世界，心却走向封闭之境，世界好像是开放了，技术给我们‘一切尽收眼底’的幻觉，我们已经意识不到，在时间面前，人是有限度的。”由于误读的存在，李敬泽选择以智力和想象恢复历史，同时对当下有着理性的思考和反省。
    每一只鸟的飞翔都是往昔重现，它提醒着我们，历史需要被发现，当下也需要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