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华文文学会议[1]的北京之夜，我们三个闽籍女作家“泡茶话仙”（闽南语）。泡着家乡的茶，谈着世间文学。永和说她正在写四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故事，那男人留遗嘱要求四个女人一起住进他买下的古厝。四活一死三份遗嘱，故事很奇特，却容易滑向庸俗写作。只是永和确认这个故事可以成为好小说的“种子”。她对小说的把握具有独特的敏感性。她讲完故事便为小说征集题目。于是我建议以光禄坊三号命名，以为福州三坊七巷的古厝极具象征性。她果然采用了，小说发表在《收获》。显然，这颗 “种子”发芽长大了，一不小心就长成了苍天大树，有如我们经常看到的福州古榕，郁郁葱葱，盘根错节，一树成林。树荫下是四个女人和光禄坊三号。三份遗嘱吊着所有人的胃口，让人一直想看到“图穷匕首现”。然而，小说却在第三封遗书拆开前嘎然而止，留下四个女人盼着读遗嘱，留下一个期望却不知是什么期望，留下一堆疑问让我们深长思考。高！这个结尾既不效法中国式的“大团圆”，也不学西方悲剧的“全死光”，只留下一堆问号，出奇制胜，余味无穷。
    光禄坊象征着什么？一座包罗万象的历史和现实的福州文化。这里的男人女人可以走出光禄坊，可以走到很远很远的英国，甚至走向月亮，但他们毕竟都离不开光禄坊，他们总要在那扇不大不小的门进进出出。这也是永和经历的门里门外的世界。当她提起笔，她在挑战光禄坊。福建向来有抒情诗传统，当舒婷的爱情诗浮出历史地表，挺立在文革后的荒原上时，它具有挑战性，但随着时光的浸染，似乎已成为温情脉脉的新传统。我们看到永和的小说除了在体裁上挑战福建的诗传统，更在题材上挑战爱情诗，直逼性与人性。
    （一）福州文化的光禄坊
    福建特别是福州这地方有什么特点呢？笔者以为，至少有三点：海外性，边缘性，多元性。福州地缘的“山海经”使它天生具有海外性；远离“天圆地方我为中”的中原文化，使它天然具有边缘性。所谓天高皇帝远。北京打出的热弹，到福建便冷了；所谓“闽”字，门里一条虫，只有出了门，虫才能指望成龙。福建不少氏族大家世代以考取功名为业，以北上做官为荣。福州的文化遗产三坊七巷之一的光禄坊，当年达官贵人聚集之地便是其一。光禄坊以官位求名利命名，曾经破四旧被毁，复原后的现今可谓名副其实。各个阶层、各个人物的交错命运被迫混合在这里。“恋爱遭遇革命，公主遭遇猛兽，结果有张爱玲式的,有王小波式的”，陈永和及其小说中的人物则是光禄坊式的。四个女人四个样，门里门外，来来去去，像四个碎片似地共同粘着一个“光禄”男人。“光禄”是一种缠脚布式的传统，不臭了，却依然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福建的边缘性使之更为顽固不化。
    显然，福建的海外性与边缘性则带来了多元性，其实也可以说是碎片性。碎片性使很多事情不得统一，比如民俗民风。“光禄坊三号”里的一号人物沈一义“一进家门就成了老爷。所以沈一义年轻时常说:男人嘛,讨老婆得讨对地方。讨莆田女人,在家就可以翘脚做老爷;讨福州女人,就等于给家里讨回个老爷。”各个地方的妻性不同，其实说统一就能一统的？
    又如福建多种方言，难以用北京标准统一，索性普通话夹杂着地方话，或者称南下的、外来的为“两个声”，多种声音像碎片似的碰响、杂存。永和的小说里说：“改革开放以后,沿海一带先富,唰唰长出一排有钱人来,根肥茎粗,能吸到别人秧田里的水。单说福建福州，福建有钱人比不上广东多,福州比不上闽南多,但捏过去一把还有。有个叫沈一义的,就是其中之一，六十三岁,脚一伸,死不透。” “死不透”便引自福州方言，永和顺手牵来，激活了光禄坊语言。看来这种“两个声”具有独特的语言魅力。语言又何止于语言？
    作家陈希我谈及陈永和时讲到：地域是精神概念[2]。可以说，光禄坊就是永和的“地域”。陈永和成长于福州，之后留学日本，目前两栖于北海道和福州。永和主动离开故乡又时常返回故乡。我们发现，故乡不仅是原风景，是出身地，也是身体的源头。身体是天生的与生俱来，从故乡出发；回忆是后天的源源不断，回归故里。这种出发与回归，既是时空意义上的，更是情感和精神意义上的。光禄坊是生生死死的“地域”，是“生死场”。也许，恰是这种清醒而冷静的生死意识，驱使这位女作家抓住遗嘱戏弄男女众生吧？
    著名学者李欧梵自言身处异国，常常要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寻根，一种是归化。但他认为这不再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对于‘漂流的中国人’和‘寻根’作家的情绪上的认同固然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共有的边缘性，只是我在面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中心时，我的边缘性是双重的。”[3]永和虽然嫁给日本人，但她至今没有“归化”，在面对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中心时，她的边缘性也是双重的。闽籍、日华的双重的边缘性写作，使她的光禄坊书写赢得独特的视角与相对的自由。而且比起李欧梵的双重边缘性，她还多了一重，那就是面对男性话语中心时女性书写的边缘性。女性书写的边缘性能否赢得小说的历史纵深感与现实批判力呢？
    （二） 男性无性的光禄坊
    光禄坊三号曾是男人的历史，又是被男人买下的现实。不同代的女人（50后到90后）以不同的方式爱着同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符合成功企业家的三个标准: “一，肚子不挺(娄开放最讨厌大腹便便的男人),二，不穿名牌,三，说话真实不夸张。最要紧的沈一义还很绅士。这从许多细节可以看出来,比如给娄开放开车门、让她先进电梯等等。娄开放见的企业家多了,但可以称为绅士的极少。”
    而爱着他的四个女人呢？有“猫型女人，恋家”；有“狗型女人,恋人”；还有“俗话叫嫁鸡随鸡的嫁鸡型”。其实还有“仰视型”：90后的娄开放“在沈一义公司上班时,公开对人说过,这世上她就崇拜两个人,一个鲁迅一个沈一义。别人说崇拜是崇拜,可娄开放说的崇拜里包含爱。”更有“献身型”：“整个更衣室的衣服都是按照沈一义的趣味挑选的……女人能阉割自己对衣服的趣味来迎合丈夫,这不是最高的爱是什么! ”极写女人爱男人，似乎没有男人，女人就活不了，至少活不好。但男人呢：“沈一义明白了,跟女人不好说理。女人的道理跟男人的道理不一样,源头不一样，一个是水,一个是油,就算混在一起,也是一点一滴各归各的。” 谁是水谁是油呢？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4]中写道：“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看来光禄坊三号的女人像油一样轻。而男人呢？
    光禄坊三号的一号男人死了，活着管遗嘱的男人阳痿：“张竞赤胆忠心,一步不离，关公张飞跟刘备的关系。但这些都还不够,能让沈一义安心的是张竞是孤儿,天生阳痿,无妻无子,明妻暗妻明子暗子都没有,光棍一个,太监似的。还有比断子绝孙的人更可靠的吗？”
    这个二号男人的“父亲没有性,从结婚开始那一天就没有。这就是父母离婚的原因……他不想见父亲，也不想见母亲。去他妈的!什么男人女人,全是球!他心一横,想,除了男性女性,不还有人性吗!我他妈的照样做人，是人就行。但他没法不穿衣服。世界上就两种衣服——男人衣服和女人衣服，他没法不挑一种穿。他挑了男人衣服穿,看去像男人，像而不是。”
    永和对这号男人的挖苦穷追不放：“张竞恰巧属狗。狗是个好东西。他不知道从哪里看到的，说蒋介石就愿意当孙中山的走狗，他也就此喜欢上了走狗这种说法。”结果，“他把狗带到动物中心,阉了。”被阉的男人大概只有阉狗的本事吧。人性之恶毒可见一端。
    笔者曾在论文《当代闽籍作家的日本“性”体验》中指出：福建二陈[5]的写“性”之笔都很“毒”---入木三分，惊心肉跳。在陈希我看来，中日女性在反抗男权的方式上有“阴毒”与“阳毒”之别，日本女性往往表现为“阴毒”——以自虐而虐人，中国女性往往表现为“阳毒”——虐人而自虐。“阳毒”则多以行动示人，推进情节的发展。“阴毒”连接着“物哀”的传统，更多显现为心理上或精神上的病症——自闭、抑郁、歇斯底里。压抑越深，“阴翳”（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越甚。以此病症反映于文学，则揭示人性更尖锐而深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文学传统“私小说”的影响。私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二十世纪初，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在日本留学期间凭借日本开放的窗口, 广泛接触和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也受到正在兴起的日本自然主义及私小说的影响。如，郁达夫创作的“自叙体小说”[6]，以直率的自我心迹坦露与内心独白为其特色。心理描写成为主要手段。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压抑更多地表现为青春期的性压抑，男性之间的同性恋被认为是最美的纯一的爱情。到了世纪末的留日热潮，曾经留日及还在留日的华文作家，长期浸淫于日本社会独特的物哀文化当中，也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受到私小说的影响。显然，它也影响了永和，使之性书写大胆而细腻，精彩而出彩。
    《光禄坊三号》继承了女作家的“阴毒”，她先扬后抑，先借四个女人的爱之眼，塑造了光禄坊一号男人却故意让他死了，留下遗嘱阴魂不散，而掌管遗嘱的是个阉男，加上个男律师却半男半女，“知道自己只能跟穿旗袍的女子结婚。可这样的女子在哪里？” 这种被旗袍化的男人注定被女人唾弃。
    《光禄坊三号》以四个女人的活眼从各个角度写尽一个死男人，绝的是又用男人曾经的眼光写女人，他的女人形象是由四个女人碎片（身体的不同部分）拼凑而成的。（揭示了多妻制吧）可惜，四个女人“看久了，每一个人都在画上找到了自己。娄开放说眼睛像林芬，冬梅说额头像龚心吕，林芬说嘴巴像冬梅，龚心吕说鼻子像娄开放，整个脸型像沈一义母亲，但气质整体感觉又像她奶奶。”“越看真的越觉得像，四个女人不约而同想。让这个神秘的女人保佑我们这个院子吧。”莫非这就是永和的女性观？
    （三）女性身体的光禄坊
    光禄坊三号又是女性的。这些女人的过人之处在于，“所有的苦恼纠结可以通过手脚的动作从身体里赶出去，从不堵塞在意识里。精神就是这样从肉体里解放出去了。”陈永和把对准男性的视点调转回来对准自己---女性的身体。“她想写的过去，所有的过去都埋藏在这座老宅里……她不能消灭自己的肉体呀。”
    二十世纪以来，对“身体”的关注成为现代和后现代的一个重要议题，哲学领域对身体的重新发现引发文学的深层探讨。福柯对身体研究的最突出贡献是，明确了身体“是文化性的，联系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成为“一种被分裂与规训的肉体”。[7]可以说，身体承载着历史印记，并诠释着被历史摧毁的过程。陈永和的长篇小说《一九七九纪事》揭示的就是身体被历史摧毁的这个过程。[8]继而这篇《光禄坊三号》揭示的又是怎样的女性身体语言呢？
    自古俗话“三个女人一台戏”，小说提及李白的诗也是“对影成三人”，而今光禄坊三号再加一个，四个女人同台戏，勾心斗角，何其热闹。“四个女人同居，那不等于锅碗瓢盆的战场吗？”也有静的时候，月下故人和今人，相邀在何处？“镇上一座破四旧时被敲得千疮百孔的节妇牌坊。为什么皇帝要给女人立碑呢？女人死了丈夫守寡是一件大事。可解放不就是要把妇女从丈夫那里解放出来吗？守寡可是万万不行了，最好死了丈夫赶快就嫁，要不还谈什么妇女解放，解放不就是解这些吗! ”陈永和绝不会赞同守寡，她是与时共进的主张“现在时兴女人合住”，但她存有疑虑： “纯粹的爱，没有肉体参与的爱，纯精神的，你不懂。年轻男人不懂这些爱。”她朝自己或是朝着女人们喊，亲们“你们被肉体控制，等你们老了，身体不再说话，你们才会听得到另一种声音。”
    且听听另一种声音吧。“你觉得滑稽吧。跟一个老人怎么能有爱？……我不知道……沈卓的声音颤抖了。”这些女人颤抖着，犹豫着，但都窃喜着，给自己找到入住理由，堂而皇之搬进光禄坊三号。四个女性的身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男人走到一起来了。“她们在一起住,就等于剩下的沈一义在一起。总之她觉得让剩下的沈一义分散到各处不如让他们集中起来的好。”这是作者创造的乌托邦奇迹。男人不在了，退场了，“这天晚上林芬又睡不着了。她在想老沈。她一直觉得老沈没死,只是在很远的地方活着，她看不到的地方，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是活在离她很远的地方。”男人退到远方，但阴魂不散，除了地窖暗藏的女人形象，还活在每个女人的身体里。从性虐到享虐，是女作家直视性要害的剖析，惊心动魄，入木三分，是对男权政治的批判和挑战，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深刻反省。永和的“阴毒”，就毒在于无情地揭示了女性身体的悲剧。
    “很多年以前开始,龚心吕就一直想找一个地方把自己安顿下来。现在的家太舒适太热闹太入世,一走进去,她就变成软体动物,泡在缸里似的，浑身找不到一根直线。她需要找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具有一种魔力，能够让她把在身体里已经发酵了几十年的东西,像抽丝一样一点一点抽出来酿酒。像希腊哲学家们做的那样，永远活在一条河又不活在一条河里。”男人被阉女人则被泡，泡出温柔泡出浪漫泡得软绵绵的。莫非20世纪以来探求的娜拉“出走”，可以回归光禄坊三号？“房子是曾祖退位回乡时盖的，奶奶说曾祖留下条古训：门不宜大不宜显，宜厚宜重。”女人们，也许必须重新出走？走向哪里呢？
    也许作者主张的女性乌托邦可以让四个女人同居一厝，求大同存小异，其乐融融吧。作者说，“女人需要男人，更需要女人。”莫非女人可以是女人的出路？女作家写女人就必然是女性主义立场吗？不过，恰如小说结尾只留下问题，我赞赏作者对女性出路问题的探讨。我以女性身体保护对女性身体的研究。
    在现代性语境下，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历史？如何面对现代性的焦虑与困境？作为闽籍日华女作家等三重边缘人的永和，写作受日本性别文化的深层影响，其独特的性别意识与书写为当下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与讨论思路。“女性主义研究进入中国已逾二十年，当女性（主义）研究成为一个“话题”而逐渐丧失其问题性，研究者需要寻求研究视角以及参照体系的更新。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往往以西方女性主义为参照系，普适性追求与差异性存在一直是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试图突破的现实困境。如何调整、获取女性主义新的活力源，成为一个问题。”[9]
    一个女作家，写了四个女人，力求探讨女性出路，这无疑是女性主义的作为，是小说颇有意义的一大“收获”。
    [1]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 于2016年11月7-8日隆重召开，会议地点：北京新世纪饭
    [2]陈希我. 一个纯粹的写作者—陈永和印象[J].福建文学.2016年第2期.
    [3]李欧梵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上海: 三联书店，2000 年
    [4]许钧译，生命不可承受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5]福建二陈：陈希我与陈永和。陈希我：2002～2004年连续3届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奖，2006年获“人民文学奖”，第8届、第17届“黄长咸文学奖”、第4届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百花奖”，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 2003 年新锐人物。陈永和：2016年《1979年纪事》获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中山文学奖”是中国首个面向华侨华人开展的文学奖，本届共有十位获奖者，闽籍作家占其中三席，为历史第一。
    [6]郭勇.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及“唯美主义”文学[J].《宁波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7]欧阳灿灿.论福柯理论视野中身体、知识与权力之关系[J].学术论坛.2012年第1期
    [8]林红. 身体·性·忏悔-------评日本新华侨女作家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J] 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9]林祁陈庆妃“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中的性别话语研究”专题主持人语[J] 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