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将章缘与张爱玲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因为她写过《当张爱玲的邻居》之类的散文，更因为两人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她们都有上海、香港/台北、纽约的三城经历，只是张爱玲从上海出发，后来到了香港和美国，章缘却从台北前往纽约，最近落脚于上海，漂泊“浮”游的路线虽然有异，但作为同时具有大陆、港台和美国的大都市经验的华文小说家这一点，却是相同的。这一点很重要，章缘称：越界的人——她的自诩——始终带有“新鲜多元的视角”，会因环境的转换而保持一颗警醒敏锐的心，会因新、旧地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而有新发现。不过张爱玲到美国后小说创作锐减，而章缘却是到了纽约才开始写小说，来到上海后创作量激增，就跨地域视野而言，章缘比张爱玲有过之而无不及。
    章缘和张爱玲一样，讲得最多是上海的故事，但张氏写的大多是悲剧，其笔下女性陷入无爱婚姻的泥淖中，其美貌和婚姻往往沦为谋生工具、交易筹码。章缘上海故事中的女性处境和命运已大为改观，好多已是腰包鼓鼓、花钱如流水的台商阔太太，她们面临的并非“贫穷”问题，而是其它种种现代心理问题。最亮眼的是写台商太太学跳舞的系列小说，颇有以小（舞蹈）见大（世态人生）之妙。台湾学者张俐璇认为章缘《双人探戈》是张爱玲《倾城之恋》的“逆写”。这“逆写”不仅是男女角色的易位——当年是为求生存而美女求富男，现在换成为了钱而老男求富女；更大的区别在于张爱玲多写家族中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人物内心黑暗扭曲、“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而章缘笔下人物则健康、开朗、阳光多了。如《最后的华尔兹》中已届中年的台商太太杜丽丽，跟着舞蹈系专科毕业的年轻男老师学舞，因为华尔兹牵动着她早年在台湾的一段纯情的青春记忆。当年的舞伴是一位年纪大得相当其父辈的公司高管，跳舞时也仅限于正常的肌肤接触，但两人的情感交流，特别是中年男子真心地喜欢“跟我的小姑娘跳”，让女主角觉得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童贞。这段精神恋爱般的忘年交，不为钱财，不求回报，是自然发生的健康感情，弥足珍贵。
    比起张爱玲的主要落笔于上海，章缘却是台湾、美国、中国大陆三地“通吃”，其中隐约可见与作者经历的某种关联。台湾故事主角往往是3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而上海故事却主要写四五十岁的台商或其家属，美国故事则似乎介于二者之间。《迟到》写一个在美国忙着相夫教子而未老先衰的中年女子，偶然发现夹在书中的一封20年前的情书，由此恢复了热情和欲望；《我可以跟卡门说话吗？》中的叶红，盼着多年前的恋人子雁来电，却在接到电话时轻轻将其挂掉。小说生动地刻画了离乡背井的华人的曲折心理，特别是感情细腻敏感的知识女性在美国的孤独。为获绿卡而“假结婚”是周腓力等众多台湾旅美作家都曾写过的题材，仍未脱张爱玲“为谋生而婚姻”的套路。章缘的《不伦》可说是又一次的“逆写”。女主角担心老母亲在年轻男房客前中套，请了长假赶往圣荷西，结果出乎意料：母亲焕发青春，像年轻了十岁，男房客贾基勤快能干，外貌性情均佳，女主角不免也有了遐想和冲动，原本视贾基和母亲的关系为“不伦”，但从人性角度而言，却也无可厚非，“假结婚”只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小说可说是对“以婚姻求生存”模式的超越。
    将章缘的台北、纽约和上海的故事合起来看，可见其中的某些微妙之处。从文化上看，台湾人来到大陆，尽管也有缘于各种原因（如社会制度不同）的差异，但毕竟同文同语同种，很快就能融入，而机会比在台湾时还多，增长的财富与上海固有的都市文化相结合，发展出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对于张爱玲传统的承续和超越，横跨海峡乃至大洋的特殊经历和视野，构成了章缘小说的别具一格的内涵和韵致，值得读者细细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