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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写的时候我醉着”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人民日报 袁筱一 参加讨论

    我们拥有玛格丽特·杜拉斯,已经长达一个世纪。从法国辐射到世界各地,她似乎无处不在。
    “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于印度(越南),父亲是一名数学教师,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童年时代只在法国度过一次短暂的假期,十八岁前一直在西贡长大”——这是她早期作品前一成不变的、简短的作者说明。这份说明已经给了人们太多的想象。于是,在七十岁高龄以《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后,人们突然对她十八岁以前在西贡的经历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连带着,对她此后的人生也感起兴趣来,以至于已经忘记她究竟写了些什么。
    我们可以把作者说明写得更长一些:回到法国之后,她进入殖民部工作,第一部作品是关于殖民地的。后来专事写作,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开始,渐渐在文学圈获得一席之地。她结过婚,丈夫安泰尔姆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集中营,巴黎解放后得到营救;有若干恋人,并与其中一位恋人育有一子。七十岁时,其作品《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从此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流行。
    这些依然可以让人产生无穷的想象。在她孜孜不倦、拼了命投入的写作生涯里,有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祖国被占领,丈夫被抓走,楼上住着与德国纳粹走得很近的右翼作家德里厄;有二战结束后,波伏娃在《名士风流》里描写的迷乱生活:理想成了虚幻,人生不知何去何从,尤其对她这么一位向来与存在主义不睦的“知识分子”而言;有法国必须面对的为当初殖民付出的代价:阿尔及利亚战争再次把民族、贫穷、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提了出来——总之,是现代社会失去信仰之后的林林总总。
    当然,我们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冲突,那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冲突。和一切写作者一样,杜拉斯是作为一个战战兢兢的“生手”出现在当时还归男人控制的文坛的。她听从男人们的意见,愤怒地与大出版商周旋、讨钱。她一直有小女孩的那一面,焦灼地等待着读者的评价。但是突然有一天,角色倒置了,她认为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于是,她戴着她那副硕大无比的黑框眼镜,用嘶哑的声音凛凛然地对男人指手画脚,并在写作的世界里重塑着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
    有时候,我们禁不住要想,命运被裹挟在二十世纪这个巨大黑洞里的人无穷无尽,方式也无穷无尽,而这个女人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呢?或者我们可以把问题缩小一点:这个写作者究竟给文学带来了些什么呢?仅仅是一个和中国男人有关的故事吗?或者,稍微多一点,是关于家庭、母女,哥哥与妹妹、暴力与爱、可能与不可能的故事?如果真是这样,她不会陪我们走过一百年的时间。在杜拉斯的写作中,故事——尽管它可能是启动阅读的首要因素——从来都是次要的。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缘故,杜拉斯在得到一部分读者的痴迷追捧的同时,也遭到另一部分读者的厌弃。她不擅长写故事。
    要怎样说明才能够让人们理解呢?这个女人痴迷的是语言。为此她受尽伤害,为此她不惜明白地告诉所有读者:瞧,我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文学天才。没有了其他叙事手段作为遮掩,写作会显得尤为艰难。她用破坏的方式经营着属于所有人的语言,一次一次把语言带向更远的边界。甚至,她的实验不再限于小说语言的范围内,还指向了文学传统的样式——戏剧,也同样指向了二十世纪新兴的产物——电影。
    又要怎么样抵抗,才能够逃脱她为我们布下的所谓爱情的陷阱呢?在她所有的故事里,都有一个“要爱而不得”的模式,尤其是在《情人》之后。她那样沉痛地写道:“衰老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如果说这么惨痛的文字也依然没有阻挡伪浪漫的蔓延,或许围绕结尾发生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相信,这真的不再是一个爱情故事。在与《情人》电影导演让-雅克·阿诺暴风雨般的斗争过程中,杜拉斯一直对着阿诺的电影剧本破口大骂,指责剧本是一堆垃圾,骂声持续到最后一页。阿诺等她骂完了之后,平静地告诉她:“可这是你的原作呀,一个字没改。”
    她说,哦,写的时候我醉着……
    “醉”是浪漫的字眼,事实是,杜拉斯酗酒。酗酒的背后,是软弱、挣扎、不能自拔,在毁灭与重生之间徘徊。这就是写作者沉沦的形象。读者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才对杜拉斯又爱又恨吧?而不仅仅因为那个或许并不存在的爱情故事。(袁筱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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