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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书为媒，我与作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比较与对照中，又多了一些对人生与历史的体会。 在翻译此书过程中，我随时就该书的内容及翻译问题向作者发电子邮件讨教、求助，作者都及时、耐心地予以答复，并且表示“欣赏”我的问题，希望有机会面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但我与作者还曾有过一段误会。我曾邀请洛温为中文读者写一篇中译本序言。洛温一开始婉言谢绝，理由是他认为可能没有人愿意出版他的“刻薄”言论，同时他还要求自己的文字不能被删改。我向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出版自由以及读者的思想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收到洛温寄来的中译本序言时，我犯难了——这个序言言辞太激烈了，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我只好不顾自己先前的承诺，硬着头皮恳请作者能否运用“伊索文体（Aesopian），把序言的内容与措辞修改得委婉一些。作者的不快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后来，他还是进行了一些修改，只不过，仍很难让我们“满意”罢了。 得知我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后，作者邀请我们一家3口去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家中作客。于是，去年的万圣节，在洛温的接待下，我们在华盛顿度过了3天难忘的美好时光。 洛温的家位于华盛顿郊外。令我们诧异的是，他的家并没有显出美国中产阶级的那种富足。我们的客房在二楼，这一层简直就是个图书馆。洛温先生是个热情而精力充沛的人，每天晚睡早起，都已经是退了休的人，还总是那样孜孜不倦地奋斗在电脑前。洛温太太是个慈祥的好人，总是用很慢的英语招呼我的妻子和儿子。 我没忘记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向作者就中译本序言道歉。洛温是一个随和的人，而且极富幽默感。实际上，或许是由于相识已久，在相处的两三天里，《老师的谎言》并不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我们倒像故友重逢，只话渔樵了。 星期六的晚上，洛温陪同我们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看舞台剧。我们惊叹，这个举世闻名的艺术中心，居然几乎每晚都有公益性演出。我们观看的剧目叫Locomotion（我将之译为《驿动》），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朗尼的11岁男孩的故事。这个有思想、有创造力、爱听“拉普”（Rap）的男孩，经历了双亲在一场火灾中逝去的痛楚后，最终在寄养中心重新树立了对自己的信心。 洛温没有到过中国，只在去年上半年到过越南。他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红色”的想象中。星期天早餐后，我给洛温讲了我的一件陈年往事。很多年前，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天早读课上，班主任走进教室，让全体同学拿出语文课本、墨汁和毛笔。老师让我们跟随他将书翻到某页，用颤抖但坚定的语调说“撕掉！”我们全都愕然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亲眼看见老师已撕下一页后，也就跟着做了。我心里还想：“平时不让我们撕书折大炮（一种将纸折成“大炮”赌输赢的儿童游戏），今天自己带头撕起来了。”接下来，老师又命令我们，翻到某某页，从第几行到第几行，用毛笔涂掉。我们又都跟着做了。这件事发生在高湖小学，一所普通的农村小学，那一年是1978年，上头指示，清除课本中“四人帮”的“谎言”。 临近中午，我们与洛温夫妇辞别，洛温太太对我的孩子乐呵呵地比划着说：“等你长这么高了，希望还能在美国见到你，我会围着你们送的围巾迎接你们。”洛温也说：“孩子，照顾好你的妈妈。”多么细腻的长者，我很难将他与“惊世骇俗”（horrifying——《丹佛邮报》书评）的斗士联系在一起。 （《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美]詹姆斯·W.洛温著，马万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本文作者马万利系该书译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