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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在时间里流淌》，王安忆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 与张爱玲在乱世中执着于现世世界的安稳不同，王安忆是在太平盛世中每每唏嘘于世故人情的无常。 王安忆的散文集历来出得有些杂。从最早的1988年出版的《蒲公英》，到2008年出版的《窗外与窗里》等，此外还包括那些不太出名的选本，这些集子往往缺少主题，而且选文多有重合。这种状况，自然给王安忆的读者及研究者们，造成不小的麻烦。至于王安忆本人，盛情难却之下恐怕也是徒呼奈何吧。还好，最近听说有出版社拟将王安忆所有非虚构作品一网打尽，统一出版。不管消息是真是假，这个“王安忆·非虚构”系列的第一本——《空间在时间里流淌》，算是与读者见面了。 马家辉在谈王安忆的文论文字时，曾有过一番妙语，“读其他人的论文，经常像喝一碗号称用心煎熬的药用苦茶，是否真具疗效，尚未可知，但确实苦涩得难以下咽，而读王小姐的论文则像喝上海人或广东人所煲的老火汤，甘而润，暖意洋洋冒起于心头”。但是，在非虚构作品中，王安忆最好的文字毫无疑问是在散文里头，而这部《空间在时间里流淌》，又正是其散文的精华所在。关于“什么是好的散文”，王安忆在《王安忆选今人散文》的“序”里，有过一番谈说论道。在王安忆看来，散文贵在“用情”。与小说、诗歌相比，散文的好处是能便利地捕捉些小情感，但也正因其便利，便免不了挥霍。苦心经营的情感被散文给蚕食给化整为零后，往往成为无关痛痒的小乐子。张爱玲的散文，就是最好的例子——“张爱玲是站在虚无的深渊边上，稍一转眸，便可看见那无底的黑洞，可她不敢看，她得回过头去。她有足够的情感能力去抵达深刻，可她却没有勇敢承受这能力所获得的结果，这结果太沉重，她是很知道这分量的。于是她便自己攫住自己，束缚在一些生活的可爱的细节上，拼命去吸吮它的实在之处，以免自己再滑到虚无的边缘”。张爱玲的散文虽不至沦为鲁迅所讥讽的那种“供雅人的摩挲”的“小摆设”，但弥漫其间的享乐主义，与小说的苍凉美学比起来，多少有点等而下之吧。而王安忆呢，身为“共和国的女儿”，身处“朗朗乾坤”，因其个人家国情感的博厚，反倒能承载“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与张爱玲在乱世中执着于现世世界的安稳不同，王安忆倒是在太平盛世中每每唏嘘于世故人情的无常。 在《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中，有一篇《茜纱窗下》，最能见出张王二人散文美学的不同。《茜纱窗下》虽也写物，写童年记忆中的物什，但与张爱玲的因情冷而恋物不同，王安忆是由恋物而见出情冷。这篇散文写物件写家具，从乡下人新房的床到自家的桌椅橱柜，尤其是陪伴母亲茹志娟一生的一副橱柜，一路写来，本是温情热闹，但临了却还是不免生出一种物是人非的感伤：“到了晚年，我们孩子陆续离家，分门立户，家里的空间大了，经济也宽裕了，而她却是多病，无心亦无力于情趣的消遣。这具橱内，玻璃与什物都蒙上了灰尘，这真是令人痛楚。现在，母亲的这具宝贝放在了我的客厅里，它与周遭环境显得挺协调，但是，我却感到它的冷清。它原先那种挟裹在热蓬蓬的烟火气中的活泼面貌，从此沉寂下来。”所谓“茜纱窗下”，可能化自《红楼梦》中的“茜纱窗下公子多情，黄土陇中女儿命薄”，再加上《浮生六记》、《项脊轩志》，这种物是人非的感伤，正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美的精髓所在，由此也可见出王安忆散文的古典美学精神。 对母亲的追思之情，是《空间在时间里流淌》这部集子的重点所在。王安忆的精神资源，显然主要来自母系这边。除了《茹家溇》、《溯母亲足迹向浙西》等几篇“母系寻根”的文字外，文集中还有多篇王安忆解读她母亲茹志娟日记的文章。尤其是其中《成长》一篇：“妈妈她看越剧《红楼梦》，对黛玉焚稿的那一句唱词特别有感触：‘我一生，和诗书作了闺中伴。’这‘闺中伴’三个字，是何等的凄凉，寂寞，且又洁净。这时候，便会想到妈妈也有着的少女时代。母亲通常是没有少女时代的，她们跳跃过少女的岁月，直接就做了成年女性。我们很少去想象她们做姑娘的情景，尤其是像我这样的革命的妈妈。感时伤怀的闺阁情致，被遭际和革命，还有时间，淹埋了。但在某种特定的时刻，它们又会显露出来。……虽然是在动荡和困窘中的少女时代，无一刻不为生计所苦，但我妈妈依然保持了清丽的精神。生活的压榨没有使这精神萎缩，反而将它滤得更加细致和纯粹。”这是一个女儿对一个母亲的理解，同时也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理解。这个理解带着深深的体己和同情，而这正是张爱玲和她母亲之间所缺乏的。在《私语》中，张爱玲曾描述过和母亲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但这种对母亲的爱，与其说是一种人的爱不如说是一种物的爱，它缺少那种女人之间的同情。而正是这种同情成全了王安忆文字中情感的博厚，这是王安忆身为“张派传人”而又超越“张派”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