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当下批评的诟病，作家们往往概以一词：无用。我体会这两个字的背后是这样的潜台词：你对我作品所进行的阐释，是无效的，也是无用的，既不能使我明白何为诗，又不能使我懂得诗何为，又怎样写诗。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认定了一种共同的学术文体，以为学术表达，就一定得是这种语体和格式。加之对所谓“学术规范”愈来愈严厉的强调，我们看到了一道枯燥无味的风景：一年一度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在用同样的语体、同样的格式在表达同样的观念。对个性化表达的无休止地打压，使大量的学术论文成为学术公文。格式化的培养机制以及有关学术机构对学术著作的若干明文规定，最终使学术著作成了无性别、无调性、无具体写作人的公共文体。
    谢冕先生的学术表达，恰恰是青睐甚至是崇尚形象化语词。一般，他喜欢这样的命名：暴风雨的前奏、和新中国一起歌唱、死水下面的火山、在新的崛起面前、北方的岛和他的岸、潘多拉魔盒的开启、新世纪的太阳、前夜的阵痛、七月的希望、暗流涌出地表……谢冕先生的学术贡献其实长期以来一直是被低估的。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若干文学话题纠缠在一起，就这一点，已足以说明这个人的意义。然而，因为他的学术文体，却常常让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对他的学术贡献打了折扣。
    做人作文，若无个性，多少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谢冕先生做人是有个性的：当人们普遍滑入平庸的现实主义情景中，他却还一如既往地徜徉在浪漫主义的情调中，而当人们普遍接受无边的自由主义，一身随意的打扮踏入一个庄重会议的会场时，我们却一眼看到他一丝不苟地打着领带、西装笔挺地端坐在那儿。这是他的魅力所在。而他个性十足的批评文字，更是在成千上万、连篇累牍的学术文字中闪烁着夺人双目的亮光。
    现在这个被我们研讨的人，是一个写作文学史同时又是被文学史写作的人。写，与被写，享有如此规格的学者并不多。对于这个人以及这个人的皇皇十二卷大文集，我们可以有一打以上的话题可作谈资。比如“诗性批评”、“审美批评的沿用”、“有一种大于知识的力量”，比如“一个文学史的描述者与一个文学史的参与者”、“既关注已经定形的历史，更关注正在变形的当下”，再比如“让材料说话和借材料说话”、“将学术理性与艺术感悟熔铸一体”，等等。还有，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流动的、诚实的文字谈论它们背后的这个人的品格、性情与趣味。即使谢冕文集的内容呈现方式与编排方式也大有文章可做。该文集对作者历年的文字不作任何删改和修饰，曾经的幼稚、迷茫，过往的是非恩怨和隐秘记忆，如实收纳。眼下众多文集大多动过手脚，作了一番纯化与美化处理。两相对照，谢冕文集对曾经的文字不离不弃，虽算不上壮举，但事情背后却有深藏大义的题目可做。作者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历史不可也无需修剪与粉饰。承认并尊重历史，这是一个有力量的人的自信。
    可说话题很多，只说两点，其一：回到创作情景。
    文集第十卷有一篇名为《先生本色是诗人》的文章，是为林庚先生九五华诞而作。文中说道，“林先生本身是诗人，有很多实际的创作经验，他知道创作的甘苦”。随后说道，“这种从作品‘回到’创作情景中去的学术研究的路子，是我从林先生那里学到的，一直影响着我的学术工作”。
    谢冕先生的学术路子是否只是受到林庚先生的影响，我以为不必当真，这只不过是写文章为了强调一种关系而已。当时的中文系还有吴组缃先生在，要说“回到创作情景”的学术路子，我倒觉得吴先生的路子更加鲜明。考证谢冕先生的学术路子的渊源，意思不大。要说渊源，根本上讲还是他自身。即便没有林先生、吴先生的影响，这个“路子”，他注定了也是要走的。因为，诗歌创作是他经年不灭的梦想和激情所在。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所显示出的非凡才能，被他“大红大紫”的诗歌批评遮蔽了。没有多少人看到：一个重要的批评家的身影，隐去了一个时代重要的诗人的身影。他对诗的体会，对诗人以及诗歌创作过程的体会，决定了他在研究中必定使用他个人的艺术经验。唯有如此，才能在批评中找到确切感，才会以为真正地完成了对那个诗人或那首诗的解读与阐释。他在从事批评文字的写作时，“诗人”作为一个隐秘的形象始终是在场的。看他的大文也好，读他的短章也罢，无论是论作者、论诗篇，抑或是纵论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文学，他总会身出其表，拉开必要的距离，对论述的对象加以高屋建瓴式的概括与描述，又总会心入其内，回到创作的原有状态，依据自己的心得与体会，揣摩作者的艺术用心。创作现场，是他的文字长久流连的地方。他是一个擅长宏观把握大局的学者，喜欢俯瞰大略、走向和潮流，但也总会在“一览众山小”之后，悄然返身，回到具体，回到过程，回到细节，回到诗人的视角与立场。他看出了诗的隐秘门道——而这些门道，常常是一些“专业”批评家们看不到的，或者看到了而将其视为“何足挂齿”的一介之物而被忽略了。不论是说艾青、蔡其矫，还是说闻一多、徐志摩、郭小川、何其芳，谢冕先生所论皆是经验之谈，是行话。
    都说文学研究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出于研究的方便，如此划分也未尝不可。我的印象中，前者偏大，大至与天地相当，说历史，说传统，说阶级，说人道，说民族，说宇宙和人类；后者向小，小至一个细节，一种形式，一种叙述语气，一个词，甚至是一个字的安排。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致印象，其实外部研究也有谈细小命题的，而内部研究也有谈重大命题的。若论两者高下、谁更具合法性，一设问就沦为错误。因为正是两者的共存，才构成了完整的批评史。
    但就当下中国的批评格局而言，我们似乎更应当注意一下所谓的内部研究，因为事实是：当下的批评几乎是清一色的外部研究。问题不在外部研究，而在批评的格局。结构的合理性才能保证结构之下各项的合理性，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共生互长，才使得双方的存在变得合理与完美。而现在，内部研究被抑制了，甚至已黄鹤西去，销声匿迹。一味游移在外，而不能入其内部窥探其动机与机关，无疑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打个蹊跷比方：一只鸽子需要高阔无垠的天空，但鸽子不可能在空中下蛋，孵出它的后代——后代必定是在巢中孵出的。当然失去天空也会使鸽子失去鸽性；鸽子的美是由翱翔与归巢共同构成的。
    在这样一种过于倾斜的批评格局中，我们现在来谈论谢冕先生的批评，也许有着它特别的意义。他将两种批评集为一身，并做到了和谐和圆满。他可以恢宏地谈论“新诗与新的百年”，谈论“二十世纪中国诗潮”、“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文学和20世纪”、“新文学一百年”，也可以细密地对《长干行》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谈人称，谈语气，谈开头，谈结尾，谈起承转合。而此类文字，在这十二卷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从民族、国家、人类的存在方式与万古天道，直说到气韵、节奏、一唱三叹的复沓、一个字安放此处的美妙，乃至标点的意义与取消标点的意义。他潇洒自如地游走于大词与小词之间。一般情况下说到谢冕先生，我们总会自然联想到一个宏论“长河”、“星光”的形象，只以为这个人喜谈善谈宇宙洪荒天地玄黄之大题，觉得这个人仰面朝天（他的大量照相都是如此造型），擅长于纵横捭阖，在指点文学的江山社稷中得到快意，殊不知这个人却常会闪身而出，沉浸于一景一物、一词一字的欣赏。在谈论林庚先生时，他说，令他不忘的最是林庚先生对艺术的“细致分析”。他欣赏的是林庚先生于别人一笔带过的地方驻足与停留，着迷的是林庚先生的“条分缕析”，然后“直抵那艺术性最核心的也是最精华的部分”。回忆起当年林庚先生对“无边落木萧萧下”一句的细析深究，他说他“那时的欣赏无以言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