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天津知青大胆给过我一块月饼”，老鬼如今仍然念叨着当年点点滴滴的恩惠，“蒙古族专政对象老班给我奶茶，还放了一小勺黄油。吃饺子时，天津知青小老悄悄给过我一瓣蒜。”
    在那个最残酷的时候，这些“蕴显人性美好”的小事儿，让老鬼刻骨铭心地记了40年。正因为这些难忘的回忆，1975年，回到北京的家里，老鬼开始写自己的下乡经历，也就是后来的《血色黄昏》。
    不过，父母却反对他写在内蒙古那段经历。第二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因为无法将关系转回北京，老鬼只好去山西大同投靠父亲的一位战友。临走前，他特地将书稿藏进枕头里，以防被父母偷走。不料到了大同，他发现，书稿还是不见了。
    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青春的这两代人，由此爆发激烈冲突。老鬼意识到父母担心自己的书稿会惹事，将书稿拿走，于是给父亲写信索要，甚至不惜威胁他：“如果你给我销毁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未曾想，父亲回信与老鬼断绝了父子关系。他不服，又求助母亲，可母亲与父亲的口径一致。
    无奈之下，老鬼只好重新写。他憋着一口气，一定要将《血色黄昏》写出来，而且还要写得更好。他仔细地回忆，一章一章地重写，最后终于完成。出版后，反响巨大。
    在内蒙古大草原的那些日子里，最令老鬼刻骨铭心的是1972年发生在身边的一场大火。当时老鬼正在石头山上打石头，距离着火地方不远，夜晚能看见东南方向的天空都是暗红色的。很快，传来消息：43团4连为救火牺牲了69名兵团战士，最年轻的15岁，最大的27岁，平均年龄19岁。老鬼在兵团境遇不好，所以他对兵团里所有受苦受难的弟兄姐妹们有本能的同情。在他看来，那些因救火牺牲的烈士比他更惨：他还活着，将来还可以平反，但是他们被烧死后，永远消失了，永远没有了希望，“当时我就决定要把这事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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