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大花园里，不同年龄段的作家“次第开放”。如果说时下正是70后、80后作家争奇斗艳的花季，那么90后作家则处于含苞欲放、蓄势待发的花蕾期。作为同代人，我愿见证并记录下这些花蕾的点滴成长。
    比照之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90后作家的写作青春期普遍要比80后作家结束得早。或许是对甚嚣“网”上的“青春文学”创作套路心存逆反，又或是因为面对以“青春写作”出道的80后文学明星所萌生的“影响焦虑”，不少90后作家不愿在“青春文学”上过多停留，而渴望以一种更具个人化的表达方式登场亮相。某种程度上讲，目前的90后作家正处于文学写作的自觉期，普遍呈现出一种“亚成熟”状态——他们既没有为自己粘上胡子，学着老前辈们的腔调，一本正经地“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没有装傻卖萌，扮出一副“不想长大”的样子，掰着指头细数“梦里花落知多少”。他们只想在文字中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最接近真实的自我，因此，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出发，尝试着去触摸和理解世界、历史和人生，尝试着去思考和阐释自我与他者、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的艺术辩证法。琪官、庞羽、王棘、重木四人便是其中较早崭露头角者。
    陈琪荣现居日本，有一个很中国风的笔名——琪官。他的小说风格一如其履历，呈现出中日文化的交会与融合。他的小说《谁能带我去东京？》是一个关于生死、缘分的情感故事。前半段节奏舒缓，色彩明丽，对日本乡间自然风光的描写颇有宫崎骏动画的神韵。然而，“我”搭乘上中川真士前往东京的顺风车后，画风突变，气氛变得鬼魅、惊悚起来。尤其是关于时空交错和灵魂附体的叙述，令人联想到最近热映的日本现象级动画片《你的名字》，唯美的画面、梦幻的场景、感人的故事、悬疑的情节……看得出这是一篇“很日本”的小说，同时又在叙述中运用了许多颇具中国风的修辞与描写，特别是对亦真亦幻梦境的营造，为小说点染上些许庄生梦蝶的哲学味道。在我看来，琪官的小说中还隐含着90后作家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他们笔下的人物往往怀揣着一颗到远方去的心，渴望探索生命中的未知领域，感受世界的喧哗与骚动，因为在那里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如果说琪官的《谁能带我去东京？》是在遥望远方的话，那么庞羽的《操场》则是在回顾历史。三个儿时玩伴，跟随着一个行为怪诞的曹老头整天在一望无际的操场上寻宝藏。子弹头、人头骨、黄布条、灰布条、肩章……这些历史遗物分明喻示着，那个承载了童年美好记忆的操场几十年前曾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作者深谙以乐写悲、以悲写乐的烘衬对比之道：那些隐没的刀光剑影，远去的鼓角金鸣，为温馨的童年往事平添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凄凉感与沧桑感；相反，像拾死人骨这样原本令人不寒而栗的行为，却在作者含情脉脉、娓娓道来的童年叙事中变得趣味盎然，甚至令人想到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据我观察，90后作家在处理历史问题时，往往喜欢从小视角观照大事件。这种以小博大、举重若轻的叙事策略显露出他们有别于文学前辈的历史观：如果说80后及其之前的作家更多是在讲述“历史的记忆”，那么90后作家则更加关注“记忆的历史”。两者看似并无差别，实则各有侧重，前者重在历史，凡涉及历史的回忆，往往以历史本身为内核；后者重在记忆，历史只是记忆的局部，而非全部。就拿《操场》来说，童年往事才是小说的叙述重心，而那些有关战争的表述与曹老头的气体净化实验、胡太太的糖醋排骨、阿甲理发店里的熊猫电视，以及电视里播放的《还珠格格》似乎不分伯仲，可以等量齐观。欧洲中世纪有句谚语：“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在远离战火、没有英雄的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或许都会有一种“历史的历史已不是我的历史”之感。这是残酷而又不争的事实，但我们无须惊愕。因为从庞羽的小说中可以清晰感受到，历史并非就此终结，而是内化为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对90后作家而言，历史不再是一种先验的自明之物，而是一种沉睡于记忆深处、有待被经验激活的潜意识。
    值得欣喜的是，在90后作家中，不仅有琪官、庞羽这样视野开阔的“文学水手”，还有王棘、重木这样能够对人性与现实进行深度开掘的“文学工兵”。如果说前者将文学目光投向了远方与过去，那么后者则是把思维触角直接伸向了存在的纵深处，以洞幽烛微的方式将生活的苦闷、情感的隔膜、人性中的灰暗、亲人间的伤害、理想的可望不可即、沟通的渴求与不可得等等都和盘托出。王棘的小说《驾鹤》透过“我”的限知性叙事视角，呈现了一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孤独老者充满悲剧性的人生；重木的小说《无人之地》则是采用内心独白和记忆闪回的表现方式，讲述了一对深受家庭和亲人伤害的陌路青年男女相互慰藉、相互取暖的情感故事。某种程度上讲，这两篇小说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即不幸与孤独。无论是韩老三还是兰炀、玛琳，他们既是不幸的受害人，也是孤独的感知者。在世人眼中，这些人物是不合时宜的另类、自甘堕落的异端，而在王棘、重木笔下，他们却成为沉默大多数的代言人、麦田里的守望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在呈现人物孤独感的同时，也触碰到了哲学层面上的存在之思。两篇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驾鹤”意味着逃离此在的冲动，“无人之地”则暗含着生活在别处的渴望。90后作家能够在小说文本中如此自觉、自如地进行纵深思考和艺术表达，实属难能可贵。
    当然，这四位90后作家的小说并非没有瑕疵，比如《谁能带我去东京？》后半段过分倚重悬念来推动情节，略显斧凿之痕；《操场》为凸显反宏大叙事的写作立场，处理历史事件稍嫌矫枉过正；《驾鹤》采用的第一人称视角限制了叙述人的观察视野，部分情节在过渡和衔接上因而存在失真感；《无人之地》对兰炀离家出走原因交代得过于含蓄隐晦，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情感宣泄的及物性和有效性……虽然存在些许技术硬伤，不管怎么说，这四篇小说在审美质地和文本完成度上是令人满意的。我相信，假以时日，在温度、湿度、光照适宜的情况下，这些90后蓓蕾终究会绽放出璀璨夺目的花朵。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