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作品题材抑或诗人客观融入度上看，2016年的军旅诗歌注定成为一种不能忽视的重要存在，其诗学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指认归功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而原有的些微娱乐精神在愈益汇入的改革强军大潮版图中悄然退场，或在阵痛的过滤并整合后，代之以建立于群体主体性和更为真切自省基础上不断发出的激荡情怀式回溯及显豁呈现的文化心理。其中，纪念、命题性质的主题征文也同时以前所少有的强势力量丰富和强调了诗歌的音域、音节、音调，它们有对自身强大膂力的个性维护，有对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使得2016年的军旅诗歌未必字字明眸、句句皓齿，但是，不可规约的创作宽度，至少看起来较为明亮、坚实、活跃；诗人应该秉持的“器宇”，也在有意无意间逐渐“清素”起来，这是好事，而这自然是新老军旅诗人之个体积极参与、有效介入到对时代主题、军队改革大势下情感和记忆交互辩驳的充分延展，“紫气关临”，天地无疑“阔”了许多。
    一
    一笛东风，山河霾散；百舸争流，奋楫者先。过去的一年，随着军队建设发展的铿锵步履，来自军旅诗人内心的尖锐震荡会意料之中地进入诗行，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题材的选项既是诗人无法逃避的责任，更有军人属性的诗人群体对写作精神姿态、美学担当之绿意的自觉维护，他们不分老少，毫无分别地试图从个体感知出发，把家国情怀、战争风云、军旅岁月中吹角连营与沙场点兵的血性豪气或作回望，或作低吟；或“宏大叙事”，或微观呈现；或激情澎湃，或选择沉吟；或猛烈进攻，或抚摩伤口……具有一定的生命开阔度和时代纵深感的意识。比如，程步涛的《分列式》《庆功酒》（刊于《文艺报》）、刘立云的组诗《今夜溯流而上》（刊于《西北军事文学》）、曹宇翔的《我爱你，远方》（刊于《解放军报》）、姜念光的组诗《我的暴雨星辰》《弹铗而歌》（分别刊于《西北军事文学》《解放军报》）、刘笑伟的长诗《上膛》（刊于《解放军报》）、杨卫东的《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路线图》（刊于《鸭绿江》）、杨献平的《蜀道》《汉中》（刊于《解放军文艺》）、兰宁远的《士兵的憧憬》（刊于《西北军事文学》）、张国领的《倾听青杆坡》（刊于《解放军文艺》）、路景云的《军改之歌（外一首）》（刊于《文艺报》）、大兵的组诗《营盘纪事》（刊于《西北军事文学》）、吴天鹏的《出征》（刊于《解放军报》）、马维驹的《老兵》（刊于《诗刊》）、罗寒冰的《阮郎归·盼》（刊于《前卫文学》）、温青的组诗《大国之盾》(刊于《解放军文艺》)、刘九流的组诗《拉练》（刊于《橄榄绿》）等诗歌作品。
    作为军旅诗人如何创作军旅诗歌，他们的创作个性在军旅题材面前似乎有了比较明确的精神主体性，因军人的职业属性、军营生活的古今时空共性、职业与职责使命的摩擦系数等在诗人内心世界的经验放大、精神定位、审美品位及情感激荡，强调着艺术的个人特质和多元情感世界中的美的标准，即使在遇到纪念日之类的主题写作时，同样会将之进入内心，进而用诗化的方式去描述世界，缩短时间的距离感、职业属性带来的跨界陌生感，既可将熟知的世界看成犹存未知的世界，也能把过去的伤痛用心感受，感受人、感受事物，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显然，诗人的认知和思辨能力受到了挑战，尤其面对国家、民族、革命、时代、战争等大概念、大意象，不容选择地占领诗歌创作版面时，创作态度就成为了一家刊物、一名诗人的面目。2016年军内外许多报纸、文学刊物在栏目设置、选题策划上都作了有侧重点的调整。比如，《解放军报》以长征副刊为广阔阵地的优势，持续不断地大面积、大频率地推出以反映时代风云、思考国家战略、关注红色印记等内容的诗歌，为全军及海内外发出洪钟般的金属声音，亮明更为显豁的整体态度；《解放军文艺》除了开设改革强军专稿、纪念建党95周年特刊，还大批量地征集并采用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题材的诗歌作品，使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以诗歌这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尽可能全面地呈现了它的丰富和辽阔，为军事文学创作提供的近乎无限的空间在此得到了面容清晰的延展；《文艺报》“军事文艺专刊”以它连接军地之间特别的声调，打开、拓植了诗人历史想象力的维度及路径，在不乏担当、使命的轨迹中展现深切的时代勇气，并以强大势能存留于骨骼中作为强军、兴军血性的倔强的灵魂；《神剑》第5期专门出版了一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专号，集中刊发了一批热忱之作，在历史与未来、战争与和平、天职与苦难现场之间作了有益的探索；《前卫文学》的“兵心诗韵”栏目，发表诸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稿，以及《人民武警报》文艺副刊，《橄榄绿》第5期纪念专号，《诗刊》开设的“旗帜”、“视点”栏目的一些诗篇，等等，策划、组织军内外诗人集体用力，对诗歌如何剥离缠绕在坚硬词汇之上的无限生成空间的可能性作了显而易见的努力，催生我们的历史担承和情怀，发出应有的光芒。
    对纪念日或命题之类的主题诗歌创作，诗人们也都以熟知的方式倾注心力，或歌唱，或咏叹；或痛切，或反思；或愤懑，或反击……对历史的惨痛和风雷予以语言和想象的探照及冲撞。比如，李瑛的《箫（外一首）》（刊于《解放军报》）、程步涛的《读碑》《血性》（刊于《文艺报》）、峭岩《过乌江》（刊于《解放军报》）、梁平的组诗《有一种红很任性》（刊于《解放军文艺》）、简明的组诗《红星引领的道路》（刊于《解放军报》）、白墨的《奔袭》（刊于《文艺报》）、肖红的《娄山关》（刊于《解放军报》）、喻晓的《悲壮的跋涉》（刊于《解放军报》）、张国领的《征途长歌》（刊于《神剑》）、杨骥的组诗《南泥湾（外二首）》（刊于《前卫文学》）、叶延滨的《致无名的士兵》（刊于《解放军报》）、柯平的长诗《井冈山：1929》（刊于《诗刊》）、范剑鸣的组诗《红都，红都》（刊于《诗刊》）、老四的组诗《沂蒙往事》（刊于《诗刊》）、高鹏程的长诗《船行中国》（刊于《诗刊》）、柳沄的长诗《那次长征》（刊于《诗刊》）、马新朝的组诗《与血站在一起》（刊于《诗刊》）、丁晓平的《你的名字叫红（外二首）》（刊于《诗刊》）、胡松夏的《望云草室》（刊于《解放军文艺》），杨卫东的“英雄系列”诗歌，等等。
    二
    诗人惠特曼说，时代之所以需要诗人，是希望他们能揭示沟通现实与他们的灵魂的道路。换言之，从创作的意义上说，诗是诗人个人的创造，表现时代也是通过诗人的自我去实现的。但作为主体的诗人，其文化性格、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都会烙上时代印痕。优秀的诗人是以先知般的直觉，领悟到时代的精神命脉。作为军旅诗人，使命与担当使然，无可回避地要将目光和胸怀打开，离开“小我”，投向“大我”。不同的是，当下所谓“70后”“80后”乃至“90后”的代际虚幻泡影，实质上是妄图通过简单的表面的代际划分享有时代历史的权利份额，但历史显然只会在时代和审美的坐标上选择诗作和诗人。所以，军旅诗人只有不断培养着个体面对时代、国家、民族、死亡等的关注度和崇高感，练就真正富于金属质地的嗓音，持续葆有诗人的发现性及楔入的尖锐性，抛弃在个人私语和直面军队粗粝生活之间充当的一只滑板，让灵魂激荡有效地介入，才能够发出迅速、爆发、奔突、野性、热力的嗥叫。正如姜念光在《弹铗而歌》中说的那样：“穿过石头和琴瑟/把全部锋刃倾向我的额角/面对贫穷、死难以及泪水的重量/我要重振沉寂的剑和失神的诗歌。”军旅诗人背负的责任注定无法按惯常性的舒服姿势滑翔，必须以清醒的自觉成长着全身的筋骨，回荡着浩然之气，节奏铿锵且回响于天地之间，军人自带的血性体质必须保持着可能的热度。“整条大江因为你/重新博得了阳刚血性的声名/因为你 这条常年俯卧着的/貌似温吞 谦逊 内敛的江水/突然间站立了起来/发出一阵又一阵/响彻云霄的雄浑啸叫”，李瑛的《在乱山漩涡里》这首诗象征意味十足，“大江”因其“血性的声名”而使整首诗具备了某种艺术的“间离效果”，拟人化的手法提供的能量被逼到一个令人震颤的沸腾着的热血系统中，延续了诗人一贯的为时代歌唱的崇高意识和审美自觉。“读每一座碑都需要仰视/因为身躯在地下/灵魂在天空 用手去抚摸碑/碑是烫的/烈士的血/什么时候都不会停止沸腾 用脸颊去亲近碑/碑会流下泪滴/那是砝码/测试我们的生命/是重/是轻”，诗人程步涛这首短诗《读碑》，以碑为唯一核心意象，用现代艺术的极简主义手法，从读碑的视角、动作入手，共同构成了这首诗的纵深感，从而呈现出军人为国牺牲的生命价值与崇高意义的内在本质，发掘并构建一种神圣的美。“请像张楠一样，把自己锤炼成子弹/为实现强军目标/进入军人最向往的状态/最标准的姿势——上膛”，刘笑伟在他的长诗《上膛》里，以军人就是一颗上膛的子弹、随时准备为祖国而击发为核心意象，通过张楠烈士“弹泪作歌，把酒辞乡/把中国军人的血性/燃烧在充满战火的土地上”的壮举，用子弹击发般简短有力的诗句，讴歌了一个在强军使命中献身的“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风采。“土地的黄昏从大漠升起/向西逐入风和砂砾/铁证如山的阳光和古堡脚下/思归的羌笛一贫如洗”，兰宁远的这首《士兵的憧憬》，用写意的方式描绘了身处大漠深处的高科技部队战士们独特的情感世界，职业的骄傲和自豪感与大漠的苍凉定格，既有一种对心灵的关照，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诗化体现。
    军旅诗人的前沿行吟，必然会通过日常经验中诞生的意识为前提，按照诗歌的标准把“改革强军”“牺牲奉献”“使命”“长征胜利”“信仰”等大词热词进行具象化处理，从个体的真实体验出发，其中需要诗人来自军旅生活的经验、体验，需要一定的铺垫而消除与具体情境之间的隔离，使书写更为真实、及物，而要警惕凭空想象的套路造成的不可信、不走心，只能在语言、修辞层面的纠结、缠绕、滑动、闲步。比如， “到赤水河走一走/看她水质甘甜，酿出上等好酒/听她流水潺潺/跳荡着新生活的节奏”，像杨志学这样的诗人，写《到赤水河走一走》这样的诗，不能与真实的历史厚重风云发生些许摩擦，让人看不到作者的情感，看不到对于红军长征遭遇的种种艰难险阻的新发现、新追求。包括慕白，在《沂蒙山安魂曲》中写红军牺牲的句子：“和战友们一起/埋骨青山/他没有恨/眼睛闭上的时候/他宽恕了这相世界。”红军战士“眼睛闭上的时候”，“居然宽恕了这个世界”，红军战士的牺牲意义被稀释、淡化，甚至扭曲、拉低了，持这种态度极为不合适，显得诗人下笔要么无所用心，要么轻率。相比军旅诗人，部分非军旅诗人看上去可能更多依靠惯性写作，但写作的精神姿态和终极价值在惯性中渐渐消解了、生硬了。不是说所有军旅诗人在处理以上问题时都光彩照人，至少有一部分军旅诗人在发生与时代关联的题材时，不只是关注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多对题材的开拓较为用心。比如，姜念光的《美学课》这样写一个战士的训练：“你看，这个战士刚刚跳跃到最高点/头发后掠，野草忽明忽暗/你看，他双腿如弓，充满了张力/胸脯把青春挺成了半圆型。”如何抓住生活的真实，细节的部分会因其精妙、准确、简洁而富有生动形象的意味，这首诗从训练时的战士起跳到最高点各种动作的分解定格画面，头发、野草、双腿、胸脯这些关键词各不遮蔽、轻灵清透且不乏青春动感之美，诗人有不错的诗歌控制力。
    诗人与时代同步的表达，恰是基于“时代强音”与“大我”心声的激情对歌。
    三
    始终认为，诗歌水平的高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诗人格局大小，相同题材的处理与选取考量着诗人的诗艺。换言之，诗歌的高度就是诗人气格的高度，诗歌的境界就是诗人胸襟的阔大或狭隘的刻度。诗人郁葱说：一个诗人，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需要真诚、睿智，需要学识、教养，需要相对自由的心理状态，需要持久的人格因素。不是苛求诗人一定是一个完人，但一定要接近完善，一定要是一个纯净的人。以这个标准比照诗人当然会使诗歌美学圭臬占据气格要塞，这是毋庸置疑的。军人这种身份对诗歌题材选取上会承载不小的心理能量，其中有限制、有优越。诗人的格局、胸襟、品位决定诗歌的价值、境界、个性与穿越广漠时空的强烈的情感震撼程度，以及题材的选取开阔度上，不事张扬的作品自会庄重地隆起独属于自己的高度。诗属于心灵，从心灵流淌的诗行是诗人的化身，而纯粹的诗与纯净的诗人、伟大的诗人之间用不着高声喧哗便塑铸了风骨，便能刺穿读者的心脏。
    首先是语言。诗歌语言不能轻易下笔，需经过反复掂量方能出手，决非随意的文字排行与文本断句。“因亲们深怀故人每每牺牲在前/失妻 他把心中的疼强抑/失弟 他把心中的痛强按/失子 他把心中的苦强咽/待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大众/翻身了作主了安居了乐业了……”（《感念九月九》）很多时候，语言所描绘的事物越是清晰，诗所流露的味道越是寡淡，读这样的不顾基本的语言张力的堆砌句子，首先会因形式排列出的平面化的、意象不相干的老套口吻描绘而生强烈的陈旧感，似乎及物，但味同嚼蜡。其中可见诗人毫无况味下的轻薄、枯涩、生硬带来的老生常谈，明显看出诗人的力不从心。“……他想说/千山中这五座最高的红色高地/万水里这一条揪心的感情河床/七百多个日夜/有十九个最痛心的时间伤口/两万五千里长卷/有五百里最悲壮的英雄画廊……”（《红色巨人》）这首诗基本上是以数字的形式排列出的平面化的描绘，罗列一些庞大的数据试图建立起“宏大叙事”般的历史风云，但对内在的冷落和粗暴偏离了创造性的旁逸斜出，用一系列庞大粉饰着内容的无力和空洞。一件作品的内容隶属于语言结构，而语言效果必是一个诗人格局熔铸的余音、成品，语言是心声，也是气格。写诗如果不服从内心的需求，炼句显得容易得多，根据一定的语法策略就可以操纵诗句的陌生化，风雅想象远远大于精神装饰，但诗歌文本产生的阅读体验表明诗人并不“在场”，或者是语言的小聪明，或者是语言的屠夫，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写作恶意。
    其次是意境。诗歌通过有效文本体现对意象的精确捕捉，构成诗歌世界的核心部分。军旅诗歌中常见的坚硬、热切等意象常常会流入肤浅的狂叫和机械的低吟，这是考量诗人的艺术处理能力的。比如，“就这样，我去了！你看明月清风/周郎已解下身上的盔甲/腰间的宝马；魂魄般伴随我的那匹马/我留它在江边呜咽，水底悲号/而从血泊中起身，我依旧是/羽扇纶巾，一袭白袍/像影子般在水面上飘，在夜色中飘”。刘立云这首《遥想公瑾凋零》中出现的“盔甲”“宝马”“江边”“白袍”等，诗人使用了隐喻化方式，在时间的生命感喟中不断反复的苍凉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同时揭开由想象的开阔、空间的苍远、意象的空灵建立起的人物悲凉中的不甘、失意下的超然。
    再次是题材。诗人通过对题材的选取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个人的兴趣、胸襟及精神指涉，即便主题类征文，其审美眼光与观念走向同样会决定题材和视角选取、深度开掘；情感投送上，同类风格更需要诗人的大格局，即家国情怀、英雄情结、尚武精神等。比如，杨卫东以“新英雄主义诗人”的面貌活跃于诗坛，连续创作一系列的“英雄主义”诗歌，刚毅冷峻、热血豪情之诗风不仅满足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和英雄形象的塑造，对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贴近与对视使其形象越加清晰且富于温度，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英雄的家国情怀及英雄特质不仅仅得到有效放大，这种骨子与血脉里生长茂盛的情愫，越见茁壮，他会说：“古董的价值与我无关，我只需要\凛然正气”，一直企盼“由昆仑精华打磨\沧浪之水锻造\魂魄不散的宝剑开刃\在战马嘶鸣处等我”（《寻觅剑气仍在的刀锋——血之刃》）。胡松夏在《望云草室》中亦将目光投向80多年前的闽西中央苏区，对“新泉整训”“毛岭战役”等红军长征前夕的一些重大史实的记录，历史便与战争融为一体。张国领的《赤水河边》由赤水的波浪难息引发哲思，对峥嵘岁月硝烟中的英雄深情缅怀。温青的《大国之盾》直击军改大潮对老兵灵魂深处的对冲、震荡及对军人牺牲奉献的有效注解，展示当下军人精神层面应有的高度及内涵。
    当然，军旅诗歌创作应该获得最高意义上的审视点，而军旅诗人们的自我认知其实决定了如何把握与开掘军人与战争、人类与生命意义等的思考与理解，而多种纪念日等主题征文并不完全意味着2016年军旅诗歌景观终极意义的审美目标，这些主旋律的被动写作之外需要有更深刻的新鲜提供。如果军旅诗人不再写军旅题材诗歌，至少，这不是正常现象。紫气关临近，天地阔大了许多，如何在众多的题材提示下创作出既不乏热情又具个体恒久艺术张力、既笔下风雷滚动又具生命力的文字行走，无疑需要功利意识的退场，代之以诗歌精神环境的清澈；需要摒弃“跑马圈地”之类狭隘的自我陶醉、抱团吹捧，代之以艺术追求的纯粹、独立，这是诗人们的审美坐标，更是军旅诗人的努力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