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扎实的个案研究是文学传媒研究走向深入的基础。本期刊发的杨会的《〈人民文学〉与底层叙事潮流》和周根红的《“红罂粟”丛书与90年代女性文学生产》都从小的切口进入，在对个别问题进行细致的、充分的研究的基础上，又没有就事论事，而是通过一扇窗口观察近处的景致和远处的潮涌，有机地将个案分析与潮流把握结合起来。另一篇《非虚构的人类学观察》跟文学传媒、文学传播的关系不是太直接，不过其跨学科的视角是文学传媒研究常用的思路与方法。《理解媒介》的作者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就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中汲取了不少精神养料。
    ——黄发有
    《人民文学》一直对现实性文学作品保持着浓厚兴趣。新世纪以来，文坛上出现的底层叙事既符合《人民文学》的办刊取向，又使刊物可以引领文学潮流。在《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的宽容和赞誉中成长起来的底层叙事近年来暴露出颇多问题，引起评论家和读者关注。对底层叙事出现的问题表示警醒的《人民文学》很快进行自我修正，转而倡导“非虚构”写作，以此继续发掘文学新资源并引领中国文学潮流。
    关键词：《人民文学》；底层叙事；“非虚构”写作
    《人民文学》自1949年创刊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扮演着“国刊”的角色，一度成为文坛风向标与文学潮流的引领者。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和文学期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人民文学》被迫与其他文学期刊按照市场逻辑公平竞争。为了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人民文学》在办刊姿态方面进行了调整，对先锋文学和青春文学均宽容地接纳，但是该刊一贯提倡现实性文学创作的办刊理念使其对反映民生、关注民情的作品情有独钟。新世纪之初，一部分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底层叙事作品出现在文坛上，《人民文学》与众多期刊共同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刊发和推荐。
    在《人民文学》、《当代》、《天涯》等刊物的力推下，尚显青涩的底层叙事很快形成了风靡文坛的一股文学潮流。
    一
    随着70年代出生作家和80后作家相继登上文坛，《人民文学》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与时俱进”地设置了专门刊发文学新人作品的栏目，并对文学新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推举，但是这些“新浪潮”作家颇具先锋意味的创作始终没有成为《人民文学》的创作主流：“《新浪潮》中有的作品有实验与先锋性，是潜在的新的写作潮流的先导。但这样的作品不会成为《人民文学》的主流。”按照《人民文学》一直秉持的办刊理念，现实性文学作品是其重点关注的对象。时任主编韩作荣于2005年接受采访时对《人民文学》的定位做了重申：“刊物关注作品的现实性，即提倡深入地关注生活现实与人的当下生存。当然，这是那种能发现和揭示现实背后的真意，对现实有深入、透彻的理解，能入脑、入心，有心理冲击力的作品。”因此，刊发充满现实感的作品是《人民文学》的重要任务。
    此外，文学新人的创作遭受到了读者的抱怨。70年代出生作家和80后作家以直接呈现生活体验的个人化创作方式创作了一批充满个人细腻情感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在“国刊”《人民文学》上大量出现后引起了一部分读者的不满：“总有一种狭窄的、个人的或者说是一种偏激的个人情感，而缺乏一种来自社会广度的沉思。”而充满社会问题意识的底层叙事无疑是对“狭窄的、个人的”个体叙事的反拨：“‘底层写作’对只拘囿于形式与‘内心’，强调‘物’和‘欲’的迷恋以及炫耀的文学流弊产生了强有力的反拨，是对彰显白领趣味和生活等级的小资话语、中产阶级文学想象以及新贵文学的反动。”翟永明指出的文学流弊恰是许多70 年代出生作家和80后作家个体叙事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关注庞大底层群体的底层叙事是对“新浪潮”作家个人“小资”写作的反拨，它的存在对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
    与“新浪潮”作家进行的先锋性实验写作相比，底层叙事直面底层生活困境的勇气、关注芸芸众生的社会责任感及面向社会底层民众试图表现出的悲悯情感更符合《人民文学》的导向。它既满足了刊物对现实性文学作品的追求，同时还能平息读者对个体叙事充溢文坛的不满。因此，审美爱好与现实需求决定了底层叙事受到《人民文学》的重视。
    二
    “底层”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术语受到关注始于2002年左右，并在2004年前后被频繁使用后引发了文坛的热烈讨论。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于2002年出版后，评论家在面对该作品时较为集中地使用了“底层”一词。先是出现了周立民、赵淑平的《世界何以如此寂寥无声〈泥鳅〉中的底层世界及其描述方式》（《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一文，之后陈思和针对这部小说组织了一次名为《文学如何面对当下底层现实生活》的学术讨论会，并指出这种关注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叙事方式将要流行于文坛：
    “从新世纪开始，中国文坛上正在发生着一些醒目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文学能够重新直接面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把社会变动在底层所揭示的波澜展示出来了。”批评家张韧在《从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文艺报》2003年3月5日）中将底层叙事与新写实写作进行了概念区分。自此以后，底层叙事逐渐引起学界注意并被广泛用于文学批评中。
    《人民文学》于1999年第6期刊发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已经显现出底层叙事的某些特征，作品讲述了平民生活之艰难，并对遭遇苦难的人充满同情。从2000年起，《人民文学》开始有意识地集中推出有关底层叙事的作品，并在同年刊发了星竹的《中西部》（第1期）、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第2期）、王祥夫的《民间故事》（第5期）、白连春的《拯救父亲》（第9期）四部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当然，早期出现的这些作品不够成熟且存在诸多问题，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中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母亲对儿女近乎疯狂的爱带有《许三观卖血记》的影子，王祥夫的《民间故事》在艺术性上稍显不足。在私人化叙事、个体化叙事充盈文坛的新世纪初，这些创作水平有待提升的作品以面向当下现实生活的创作态度获得了《人民文学》的极大赞赏。虽然编者承认《民间故事》并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叙述始终沉浸在“现实的泥沼”中致使作品缺少艺术的张力，但对作者贴近现实的写作姿态依旧给予了高度评价：“作家的姿态，是俯下身子和现实生活泥一身、水一身，不回避当下现实中诸如下岗等诸多矛盾和辛酸，将这一段生活做现在进行时态的描述。”从表面上看，与“新浪潮”作品享受的待遇相比，底层叙事的出场并没有获得《人民文学》的大力宣传，刊物未曾明确宣称为底层叙事设置专栏或者开设专号。但是从头条和卷首语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对底层叙事保持着极大兴趣，它采取将底层叙事作品放置于头条位置的方式凸显刊物对此类作品的重视，并在卷首语中对其进行重点解读与推荐。
    白连春的《拯救父亲》是一部刊发后获得较高关注度的作品，它将《人民文学》刊发底层叙事作品的热情大大提升。之前虽然《人民文学》对《民间故事》、《守望土地》等作品的叙事姿态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刊物仍旧‘特别推荐’《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这样鸡犬之声相闻、以鲜活的口语贴近现实的作品，以及《市民们》、《守望土地》那种底层生活的真实与形形色色的众生相。”但由于这些作品普遍存在着艺术成就不高、故事过于简单等创作缺陷，刊发后并未引起反响。相比较而言，白连春的《拯救父亲》算是一部成功之作。这部小说对以父亲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充满了博大、真挚的悲悯情感，而且作者将这种情感渗透于父亲的日常生活中，既具有宏大叙事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又具有日常叙事的细微真切感。因此，《人民文学》将其放在“特别推荐”栏目中以头条的形式隆重推出：“尤其是白连春的《拯救父亲》，特别值得向读者推荐。……他笔下的父亲以及由此连带的底层百姓的生活，充满情感。那种在底层的真正血脉流动与泥土质朴交融的气息，是一种久违的生命感觉。这样的小说，眼下实在是太少了。”白连春具备很多底层叙事作家所匮乏的生活经验，他饱经生活困苦的特殊经历、对底层生活的亲身体验使作品充盈着情真意切的情感。与其他很多底层叙事作品相比，《拯救父亲》情节真实并真切感人。这部作品刊出后好评不断，“我把这部中篇看作是2000年最突出、最质朴、最质朴、最抒情、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和《新华文摘》纷纷予以转载，并且该作品以第三名的选票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备受读者和评论家的推崇。《拯救父亲》的刊发获得成功之后，《人民文学》开始有计划地大量推出底层叙事作品：“我们发了白连春的《拯救父亲》，差不多从那时起，我们就特别关注这个东西，有意识地发，包括孙惠芬、鬼子的小说，一直到后来的罗伟章、陈应松等等，这是一个坚持了六七年的想法。”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在推出底层叙事作品的过程中，利用《拯救父亲》的成功效应，将刊发底层叙事作品作为该刊新世纪办刊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以平等竞争的身份加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文学资源不再为某一文学期刊垄断，因此，当底层叙事日渐风行文坛时，各家文学期刊纷纷出招试图引领这一文学潮流。较为典型的有《十月》、《当代》、《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等极富竞争力的大型文学期刊。尤其是《当代》的“横空出世”，几乎盖过了《人民文学》的风头。曹征路的《那儿》（2004年第5期）、胡学文的《命案高悬》（2006年第4期）和贾平凹的《高兴》（2007年第5期）等一批底层叙事代表作均刊发在《当代》上。
    而且该刊别出心裁地于2003年第6期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引起了强烈轰动。由此，《当代》被称为“全中国纯文学杂志中关注底层最多的”文学期刊。此外，这一时期的学术期刊也积极参与到有关底层叙事的理论探讨中来，多家期刊为此开辟了专栏或者集中刊发关于底层叙事的论文，其中包括《天涯》（2004年第2、6期）杂志的“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栏、《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的“评论”栏目和《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对底层叙事的探讨等。多家期刊的介入使得底层叙事文学潮流日益壮大。在此过程中，《人民文学》“引领者”的优势逐渐被湮没在各家文学期刊的众声喧哗中。
    作为较早推出“底层叙事”的“先锋”刊物之一，《人民文学》并不甘心在这场文学资源“争夺战”中落后，因此，它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角逐”中。2004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便郑重向读者申明其关注底层叙事的办刊策略：“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当下生存，在二〇〇四年，这依然是我们编发小说及其他作品的主要方向。”2004年的《人民文学》对底层叙事采取了大力褒扬的鼓励态度，并且推出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底层叙事作品，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第3期）、徐则臣的《啊，北京》（第4期）和鬼子的《大年夜》（第9期）等不仅在刊发时得到编辑的重点推荐，而且发表后也引起了一阵轰动。之后在各家文学期刊争相“占据”刊发底层叙事的领地时，《人民文学》努力保持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由于早期出现的底层叙事作品数量有限，评论者还未充分地意识到这些作品的缺陷，因此批评的声音虽有但很微弱，大部分文学评论者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底层叙事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平民的日常生活和底层的困厄境遇，以其直面现实和直书胸臆的平民美学倾向，使文学与普通社会保持了应有的勾连，并在一定程度上与那种时尚化的写作倾向构成了一种抗衡。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这种取向，是值得肯定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文学》对底层叙事作品质量的评判，因此，截止到2005年，《人民文学》尚未认识到这股潮流存在的创作缺陷问题。可以说，底层叙事从出现到2005年之间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成长壮大的，各家文学期刊忙于争夺推出底层叙事的主动权，出奇制胜地策划宣传，追赶潮流跟风式的办刊行动使它们无暇顾及鉴别这些作品的创作缺陷，从而对底层叙事一味地持肯定态度，忽视了考察作品本身的质量。
    三
    在文学期刊与评论界的合力宣传下，底层叙事逐渐发展成一种创作时尚，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底层叙事的创作队伍中，底层叙事作品数量急剧增多，以前被忽略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2005年以后，文学编辑、评论家和读者开始关注底层叙事的叙述立场和情感真伪等问题，并对底层叙事情感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自此，底层叙事结束了备受称赞的辉煌时代，逐渐遭受到来自文坛各方面的批评和质疑。
    在此背景下，2005年以后的《人民文学》一方面“趁热打铁”般地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出底层叙事作品。另一方面，面对底层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编者态度随之发生了转变，不再对其一味褒扬，开始明确指出作品存在的问题。虽然底层叙事将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相结合的创作方式超越了单纯弘扬主旋律精神的宏大叙事作品，也超越了囿于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新写实创作和热衷于私人生活体验的文学新人作品，在叙事方式上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但事实上，在创作过程中，大部分底层叙事作品并未将二者进行很好的融合，由于缺少丰厚的生活底蕴与亲历苦难的情感体验，他们往往将叙事重点放在日常生活苦难的讲述上，而无法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情感挖掘。虽然底层叙事作品中不乏对笔下人物命运的同情但缺少共患难同悲苦的真实情感，且大部分作者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俯视底层社会，作者始终与笔下的人物保持着距离，无法将笔下人物的痛感真切地传达给读者。当大量底层叙事作品夹杂着上述问题席卷而来，评论界对此呈现出批判态势的时候，《人民文学》无法再无视底层叙事的缺陷，因此，在后续刊发作品时，《人民文学》对底层叙事作品采取了“变脸”的态度。
    2005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在刊发罗伟章的《大嫂谣》时，对底层叙事中的作家立场问题提出了批评：“作为一个公民不可忘记、作为一个小说家也不可忘记，那就是，那些农民工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也就是说，农民工不是社会意识中的一道风景，不是被拉开一定的距离去审视和怜悯的对象，相反的，农民工的所有问题是我们自身问题的一部分。他们中很多人过着艰辛的生活，他们的权利和尊严遭到践踏，对此，文学所能做的绝不是满足知识分子或小市民的怜悯之心，而是让人们看到这些人身上、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那些坚硬的真理，是要站在他们之中，和他们一样体验和想象，决不是站在他们之外流廉价的泪水。”这是自底层叙事登上文坛以来，《人民文学》首次明确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但是编者的劝诫并不能够丰富这些作家贫乏的底层生活经验，因此也就无法彻底改变底层叙事中的创作缺陷。随着底层叙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人民文学》针对底层叙事作家无法处理作品提出的现实问题以及底层叙事流于肤浅等问题做出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在评价罗伟章的《变脸》时，《人民文学》对底层叙事再次做出了如下评论：“这些问题不仅是针对《变脸》，也针对当前很多同类题材的小说。反映现实时，作家常常告诉我们，他对现实中的问题没有办法。其实，并没有人要求他像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的‘反映’也绝不应该仅仅是论证生活就是如此、人只能如此。”同时，批评界对底层叙事发出了更多的批评声音，丁智才的《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误区刍议》（《当代文坛》2005年第1期）、邵燕君的《“写什么”和“怎么写”？谈“底层文学”的困境兼及“纯文学”的反思》（《扬子江评论》2006年第1期）和杨扬的《走出“底层文学”误区》（《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1期）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底层叙事中存在的问题，此时期的底层叙事陷入了认同困境中。虽然众多批评家对提高底层叙事水平提出了多种建议，但是从后续出现的作品看，质量并没有得到较大提升。
    虽然《人民文学》编者及批评家对底层叙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意见，但是这些作品却继续在刊物上频频亮相。针对这一矛盾现象，《人民文学》做出了如下解释：“不是编者有意要推出底层文学，而是这方面的来稿太多太集中。”言语中透露出编者对底层叙事作品泛滥无可奈何的意味。
    随着底层叙事陷入众声讨伐的境地，《人民文学》对底层叙事作品表现出警惕，时任副主编李敬泽在2007年的全国中篇小说年会暨文学期刊社长、主编论坛上，对底层叙事作品继续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包括像底层叙事等等这种东西，都是面目可疑的，它都可能把我们的文学引向一个非文学境地。如果说要死的话，它都可能把我们引向要死的路径上去，这是我的根本看法。”此后，他在2009年接受《文艺争鸣》杂志采访时，对底层叙事再次进行了限制：“我对编辑们说：以后少发，从严。为什么？作家从既成的知识分子话语出发，既无经验，也无新的思想资源，就是在那里愤怒和悲悯，其实他连他悲悯的对象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也没打算搞清楚。”《人民文学》清晰地意识到底层叙事的弊病后，开始有意识地与此类型作品保持距离。从推荐作品的热情和刊发数量上看，2007年的《人民文学》已经不再过多地关注底层叙事作品。
    四
    与底层叙事结束亲密期的《人民文学》短时间内一度陷入沉寂期。2008年和2009年的《人民文学》采用继续挖掘文学新人的创作资源、推出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刊发长篇小说等方式维持“经营”。文学新人的青春写作因具有庞大的阅读群对文学期刊产生着无法抵抗的魅力，为此，《人民文学》于2009年第8期以“新锐专号”的形式集中推出了80后、90后的作品，其中包括郭敬明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和马小淘的《春夕》等。
    而近些年随着海外华文文学影响力的扩大，《人民文学》适时推出了严歌苓的《小姨多鹤》（2008年第3期）、陈河的《西尼罗症》（2008年第6期）和张翎的《金山》（2009年第4、5期）等。此外，为了适应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热潮，《人民文学》还进行了改版，扩充期刊篇幅以容纳长篇小说。在上述办刊举动中，推出文学新人作品并不是创新之举，而刊发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和长篇小说使《人民文学》存在追风之嫌，从而显得缺少创新性和个性。
    “非虚构”写作的推出将《人民文学》从办刊泥沼中解救出来，并使刊物再次推到了引领文学风潮的地位。“非虚构”是一种概念含混的文体，与小说、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不尽相同，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将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非虚构”化，从而获得更加真实的故事情节和情感经验。这种写作方式虽然在国外已经进行过实践，但是在中国却没有受到关注，《人民文学》将此作为契机，进行新的文学创作潮流的开拓。2010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悬念性”地预告将进行一种先锋性的文体实验：“我们认为，在这个时代，需要宽阔的、强健的、向着各种艺术形式和纷繁的书写活动开放的文学态度，要收复失地，要开疆拓土。在这件事上，《人民文学》愿做先锋。”2010年第2期的《人民文学》正式设置“非虚构”栏目，继而于2010年10月举办了关于“非虚构：新的文学可能性”的研讨会，并同时启动了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将“非虚构”写作当作《人民文学》的品牌栏目向文学界郑重推出。与对底层叙事的态度相比，《人民文学》对“非虚构”写作的策划显得更加积极主动，时任主编李敬泽将“非虚构”作为一种文学概念提出，继而将“非虚构”写作纳入组织计划，“最初我们杂志资助作者去写非虚构，稿子出来后，编辑跟作者充分沟通讨论后才发出来。”从这个角度上看，“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新世纪文坛的出现是《人民文学》有意“制造”的结果。
    从《人民文学》刊发的“非虚构”作品来看，题材涉及较为广泛，包括战争史、民族史、现实生态问题等，但是引起轰动的还是属于书写底层民众及其生存状态的作品，
    其中包括梁鸿的《梁庄》（2010年第9期）、乔叶的《盖楼记》（2011年第6期）和《拆楼记》（2011年第9期）、郑小琼的《女工记》（2012年第1期）、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2012年第11期）等。这些作品刊发后引起了众多文学期刊的模仿，《收获》、《钟山》、《十月》、《花城》等期刊纷纷设置相关栏目或刊发相关作品回应“非虚构”写作。同时，有关“非虚构”写作的内涵、特征及价值等问题引发了评论界的探讨。由此，由《人民文学》发起的“非虚构”写作逐渐演变成新的文学创作潮流。
    从上述提到的“非虚构”写作中的部分作品看，“非虚构”写作与底层叙事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甚至有论者认为，“在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实际上是‘底层’文学的延伸。”关注底层生活的“非虚构”写作在展示苦难和悲悯情感方面带有底层叙事的影子。但是“非虚构”写作在作家叙述立场、情感处理和文学表达等方面提供了与底层叙事不同的经验，底层叙事因作家立场的错位和作品的虚构性而产生了诸如情感匮乏和刻意制造生活困境等问题，“现在很多文学作品都有现实的指向，但是我们会从很多常规的小说里面，看到作家在虚构过程中也有局限，有的表面看是写现实，实际是臆想出来的现实，不够贴近大地上的实情。”而“非虚构”写作所提倡的真实的创作态度和表达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上述问题的纠正，“非虚构”写作倡导摒弃想象化的生活，而要求作家亲历笔下的生活，书写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因此，在与底层叙事的对比中，“非虚构”写作的优势得以凸显，这种新的文学写作观念既满足了《人民文学》持之以恒地追求现实性文学的主张，又解决了底层叙事的困境，还能实现引领新的文学潮流的梦想，可谓“一举三得”。
    虽然《人民文学》对“非虚构”写作进行了大力提倡，“非虚构”写作本身也试图以一种更加真实感人的方式呈现社会图景，但是从目前刊发的作品来看，大部分“非虚构”写作将视线停滞在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上，作品由一个接一个的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罗列组成，缺少立体的表述、丰厚的内涵与震撼人心的力量，难以上升到较高的层次。因此，在《人民文学》与江苏省作家协会举办的“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的评奖活动中，“非虚构”作品文学奖项连续三届空缺，《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与蓬勃的其他文体相比，非虚构作品非常薄弱，只好宁缺勿滥。”由此可以看出，“非虚构”写作自出现后所受到的瞩目与其创作质量不相匹配，这种尴尬的对比与《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对“非虚构”写作的操之过急有一定的关系。虽然目前评论界有关“非虚构”的话题还在延续，文学期刊还在间断性地刊发“非虚构”作品，出版社也跟风式地参与到“非虚构”的出版活动中，但是“非虚构”写作尚未呈现出理想的创作形态。在文学期刊竞相引领新风潮的当今，“非虚构”写作未来或许会遭遇如底层叙事一般的命运，在尚未发展到成熟的形态之前，已经被遗忘在文坛的边缘。
    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既保有办刊理想同时又能适应市场，对文学期刊而言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人民文学》对底层叙事及“非虚构”写作的态度既体现了该刊的办刊追求和审美喜好，同时又体现出市场经济时代的《人民文学》引领风潮的愿望和为此做出的努力。作为具有悠久办刊历史的“国刊”，《人民文学》对现实性文学的眷恋使其对底层民众题材的书写充满好感。而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人民文学》依旧怀有引领文学潮流的抱负，或者借助于其他文学期刊提供的信息鉴别文坛动向，紧跟潮流步伐；或者主动发掘新资源，制造新的文学话题，以此取得主动权。这种办刊思路使得《人民文学》刊发作品时不惜借用或制作标签，并将作品的刊发和质量评价倒置，对作品的质量评判滞后于作品刊发的时间，这也是同时期大部分文学期刊共同存在的问题。所以，当《人民文学》意识到底层叙事及“非虚构”写作存在的问题时，它已在推动上述文学潮流的道路上前进了很长一段距离。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叙事和“非虚构”写作一方面顺应文学自身发展需求而产生，另一方面是在喧嚣声中被催生而成长。文学期刊的推波助澜使其迅速生长，在尚未成熟的时候已显露出下落之势。其实对文学本身而言，去除标签，抵制喧嚣，可能是最好的成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