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是红柯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第九期《人民文学》刊发了他的短篇小说《奔马》，这是从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后十三年以来，他终于在《人民文学》上的亮相。随之，李敬泽为之书写了《飞翔的红柯》，两年后，崔道怡又写出了评论《飞奔的黑马》，红柯的一系列中短篇，由此席卷大江南北的各种文学期刊。从2000年开始，这匹黑马一路嘶鸣，以《西去的骑手》《生命树》《喀拉布风暴》《少女萨吾尔登》等十二部长篇及十部中短篇小说集800多万字构筑起“天山——关中丝路”系列文学世界。2016年5月至9月，其短篇小说集《奔马》、中篇小说集《复活的玛纳斯》、中短篇小说集《狼嗥》，散文集《绚烂与宁静》集体出征，如同旷野长风呼啸而来。
    纵观红柯的写作，颇似源自一个冒险的想象。当年这位年轻的陕西子弟，恍若被其汉唐时代的前辈张骞等人附体，只身前往新疆。随后构成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用十年的时间生活在新疆，继而在由此往后的三十年间，读者在听一位陕西作家讲述新疆。
    一位写作者非要前往新疆，才能成就自己的写作？答案肯定不是。那么他要去那里寻找什么？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之雪》的开头有这样一段描述：长年积雪的乞力马扎罗山顶，有一座被称作上帝庙殿的西高峰，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风干冻僵的豹子。“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这显然是一只形而上的，执意要亲近神意的豹子。
    西域，既是一个让人心旌摇曳的大时空，更曾以一条马蹄开花的大道，与关陕之地相贯通。在我的家乡关中礼泉，唐王李世民陵园前那一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碑刻，那些混合着异族语言命名的什伐赤、特勒骠、飒露紫们，多年后时常在我眼前还原为夭矫的大宛天马，在关中平原至西域葱岭的大道上往复驰骋。先后行走在那条道路上的，则是汉唐时代的陕西人张骞，以及班固、班超兄弟……这似乎可以说明，从1950年代的柳青以来，以书写黄土农耕文明而著称的陕西作家群，为何会突然游离出红柯这样一个另类。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众多的陕西作家中，又为何仅仅是红柯？那是缘之于他“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家乡宝鸡，就位于那条大道的要津，还是缘之于其血液中强大神秘的文化直觉？多年之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在盛唐时代，“人们以投身边塞为荣。抛开世俗的功名色彩，从唐人的心理意识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原大地无法容纳他们强悍的生命力，人们下意识地向往异域……唐人是率直的，没有宋朝人的理性眼光，他们凭直觉行事，往往比理性思维更有效”。这段话中强调了三个意思：强悍的生命力是一种卓越的生命品质；强悍的生命必然要求广阔的行动空间；直觉性思维比理性思维更有效。前两层意思，似乎正是他当年孤身西行的潜在缘由；而这三层意思叠加在一起，既是表达他自己的感悟，又更像是在说另外一个人——让人很难想到的是，作为小说家的红柯，心中所伏藏的偶像却是李白！一个起源于西域，仗剑游走天下的独立人格标本；一位用直觉性思维，创造了语言奇迹的旷世天才。他对这位偶像的解读是如此透彻：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并非他孜孜以求的仕途，“上天给他的大任是让他给汉字以魔力”。
    那么，红柯在异域寻找到了什么呢？从题材上看，他的小说世界主要由新疆的当代边地生活所构成，但其内核中却伏藏着一个时间隧道中的西域。西域给了他中原农耕文化之外的三重观念：大地敬畏，万物有灵，生命血性。基于当代社会全然相反的疯狂的自然资源掠夺，贪婪的财神崇拜，普遍的人格萎缩，其小说世界中的这三大元素，才在他“给汉字以魔力”的讲述中，直击读者的心窍。尤其让人惊异的是，这一世界的男人们无论保持着怎样的血性与强悍，甚至以与狼单挑的形式来复仇，但最终无不归服于万物有灵的大地神性之中。
    接下来，我该就此打住，读他富于神魅的文字无疑更为提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