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大先曾在一篇自序中自述“批评前史”：“我之前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教育，硕士读文艺学，博士攻读现代文学，因为工作的关系颇多着力于少数民族文化，在游学中又对比较文学和社会学多所用力。虽然都在‘文学’这个笼统的范围之中，在现代学科的严格分类中它们却经常遭遇壁垒森严的门户。读书的诱惑却超然于学科之上，无数今人古人智慧与神思的结晶游荡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让人心驰神往。”[1]
    与知识体系的驳杂和阅读面的广博，相对应的是他鲜明的批评立场：“面对这样的处境，是文学的概念的再定义——那些打工者、非异性恋取向、少数族群的、城乡结合部的、多媒体技术的美学世界的轰然洞开。文学已变，规则也要随之更改，这是批评的开放式民主时代的到来，也是我们时代的文学袒露出诚实内心的要求：自觉的历史感、严谨的学理性、敏锐的观察、体贴的感受、轻灵的想象力、遵守伦理的判断力，和尖锐的表达方式。”[2]
    这段文字曾作为卷首语发表于《南方文坛》的2013年第3期。这些文字在彼时大约只是刘大先关于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反省意识的的体现，或者说是他所要实现的某种批评状态和意图。如今重读这篇文章，不难发现，这些年刘大先正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批评实践来逐步拓展、丰富自身的批评版图，逐步完善自身的批评理念。
    从知识来源到批评理念，刘大先的批评实践实践大致围绕着以下几个维度展开。首先，跨学科的知识体系的积累以及较为庞杂阅读兴趣，使得他始终能对批评对象保持着多元性的开放视角，同时也意味刘大先的批评对象的范围具有超出单一学科的丰富性。简而言之，价值判断的多元和批评对象的丰富，使得刘大先的批评形态在整体上呈现了批评路径、观察对象、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宽阔和纵深。
    其次，基于了解和对比，刘大先对宽泛的文学范畴内不同学科的知识优势和局限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所以也使得他对封闭学科体系内的惯常的演进思路和价值判断保持着时刻的警醒。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他常常是有意回避传统的、既定历史叙述路径，同时悬置经典的、权威的价值引导，把批评对象还原到发生语境中，力求让带有“异质”的、无法被规训的企图和意义，冲破历史链的捆绑和形塑，在经典文本的光芒所造成的阴影中浮现出来。换而言之，与现实的流动性和文本发生的偶然性相比，宏大的历史叙述及其相关的价值判断难免有些滞后。因此，暂时搁置路径依赖和价值预判，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让批评与对象相互定义、修正乃至质疑，如此方能为可能出现的、难以被同质化合并的声音和意义保存一块飞地，洞见或许就能于此诞生。这种思路类似于伊格尔顿所言的“政治批评”，这种批评观自有深意：“艺术和文学包含着大量与现实政治体制难以和谐一致的观点和经验。在那个经验本身看似脆弱以及落魄的世界里，文学和艺术提出了生活质量的问题。”[3]
    以前述两个维度为前提，刘大先的批评理念、实践及其成果以丰富的层次感呈现出来。“全球史”和“新媒体时代”是刘大先批评实践中的高频词，这两个词无疑代表了某种关于历史的总体性看法和关于历史语境的基本判断。以此为背景，刘大先为自己的批评实践设定了社会愿景、政治诉求及其价值尺度，即政治协商、历史公正、民主平等、主体承认。基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刘大先的批评会涉及文学人类学、区域政治、地方知识、性别意识、身份认同、文化遗产、社会记忆、影像表述、仪式书写和文学生活等诸多话题。需要补充的，我并非是说刘大先对上述话题均有精深、专门的研究，而是强调，无论是对这些话题的文学性表达还是相关话题涉及到文学形式的部分，在刘大先看来，均可以被视为文学批评的对象。在更为广泛的文学范畴内，审美的暧昧之处便是文学形式与利益诉求的复杂纠缠。因此，在一个相对民主的历史语境中，或者说在一个各种利益能够平等协商社会设想中，在文学层面，应该允许任何基于文学形式的话题讨论和利益诉求涉及的文学性表达都得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即多元共生。这便是刘大先所强调的“文学共和”。这里的“共和”既是一个现代性概念，亦包含对“和而不同”的传统观念的再阐释。而批评的职责正在于，发现、审视不同的文学性表达及其利益诉求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捍卫“文学共和”的正义和公平，这便是批评的民主。
    二
    刘大先的学术起点始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当前的学科划分和文学史编写惯例所暗含的价值等级来讲，这是一个至今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研究领域，简单说来，就是主流之外的点缀，显学阴影下的边角料：“从‘少数民族文学’的二级学科建立以来，它似乎就被当做一个支系，不仅主流文学研究者将其视为一种补充，而从业人员也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圆满的幻觉中，将少数族裔文学局限于少数民族的内部，他的方法、成果似乎只对‘少数民族’有意义……”[4]
    相应的是，这个专业的领域、范畴、对象、理念和方法在很多年里都未得到有效的反省和推进。刘大先从一开始就无意在僵化的学科制度和庸俗的价值判断体系对其进行修修补补。他不仅致力于这个学科的理论、方法、边界的反思和拓展，更以此为契机，把相关问题关联到整个传统的现代当文学领域、文化研究及历史现场的文学批评。在这个意义上，刘大先的研究和批评其实是“以少数民族为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阴差阳错的机会，我走上了这条‘少有人走的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期钻进了某个僻静的角落、挖掘偏门的材料，故作曲高寡合之态，事实上我一直都是讲某个特定的对象放入更为广阔和立体的话语中进行讨论，用俗白的话说就是‘跨学科’的尝试与努力，并且也没有放弃对于时代重大话题的关注与参与。我讨论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更是‘全球性的文学’。它涉及的是如何看待他人的命运和生活、别样的风景与文化、可资参照的资源与遗产……”[5] 可见，“以少数民族作为方法”既是刘大先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亦是他在学术起点就已经奠定的基本思路。在其第一本专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刘大先就已经用更为学术化的语言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一直努力祈求的是将少数民族文学放到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格局中来考察，力图是中国少数族裔文学能够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图画。一方面少数族裔文学不是一个脱离总体意识形态的孤立精神与语言现象，而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意义结构之中；另一个方面它也时时刻刻通过自身的展示参与了现实生活，并且成为其中有力的一部分。”[6] 所以，他试图实现的就是把少数民族文学“放入到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对它的研究试图为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提供可资借鉴或者参考的经验与教训。”[7]
    如果要实现的这样的目标，势必要对学科史进行全面的清理和反思，宏观层面涉及学科起源、知识范式的梳理和归纳，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学科的话语资源、历史叙述逻辑、主要观点和关键概念等具体层面进行问题化。接下来，我将详细讨论刘大先在这些层面上所做的具体工作。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资源、概念、思路与主流文学研究存在着高度的同质化，无非是对象的有所区别。如刘大先所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从研究话语来看，一直遵从主流文学的范式，研究方法上并没有呈现独特的个性。因为，各个民族可能会自己形成的独立的文学传统被主流话语统摄进去，或者被格式化的书写所遮蔽。”[8]，因此，谈论这些并非为了描述刘大先之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突破和推进，更主要目的是通过讨论刘大先的具体研究为反思、推进“泛文学”范畴下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影视文学研究、类型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乃至跨学科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具体思路。
    检讨学术史并不是封闭学科体系内的自我总结，其根本指向在于：在当下的历史情境和话语结构中，重新翻检学科的知识范式的有效性，以期以更有力的方式介入、建构、解释社会、历史与现实，如刘大先所言：“本书试图跨越原本就属于人为划定的学科边界，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现代性文学的一种模式进行探讨。将‘现代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都历史化，视之为知识话语的一种，考察少数民族学科的起源、知识范式的形成、它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现实以及所展现的发展趋势和可能。”[9]
    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祛魅是刘大先最为着力的地方。事实上，不管是作为文学类别的“少数民族文学”还是作为学科分类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抑或是其他类别的文学及其学科研究，都是文化分工、知识分类等现代性历史进程及其话语重构的结果，从来就不是自然之物。那些民族主义先驱比我们更清楚其中的历史起源，只不过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和现代性话语的累积和增殖，历史源头的真相逐渐被掩盖起来。正如法国思想家皮埃尔·马舍雷在评述斯达尔夫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时说的那样：“只有在集合了各种文化的复杂关系体系的内部，通过维护各文化的差异和对立，才能拥有文化身份……任何文化都不会因自身或为自身而存在；文化只能在有区别的全球体系内部才能自我建构，让人认可。不同文化相互回应，相互质疑，并非简单地叠加各自所得成果，而是相互比较，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相互交流各自的缺陷和不足。”[10] 简而言之，文化特性或曰差异性是具体情境中基于交流和对抗后自我辨识、认同和建构，而非封闭历史空间里自然生长。具体到以现代民族国家（即“现代中国”）为边界的“中国文学”亦属于类似的问题，若把思路演进到作为“现代中国”或“中国文学”内部的问题的“少数民族文学”，则情况更为复杂，但是却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从历史考察，少数民族文学的精神框架、思想资源、文学经验、表述话语从来都并非囿于某个族群部落内部，不唯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的主流汉人与各少数族群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交流与对话，在与域外的商品、战争、信息交往中，也不乏文学的互渗。”[11]
    基于对基本历史事实的尊重，以及“民族”所涉及范畴和概念都是现代性话语的产物，刘大先把“少数民族文学”发生追溯至晚清，这也是“现代中国”及其观念发生的时刻。简单说来，中国卷入世界史进程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体系这一重大历史时刻，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朝贡体系的崩溃，被迫接受条约体系成为事实，与此相关的观念转变，则是“天下”观失去合法性，“国家”、“民族”等现代性观念萌芽，并逐步成为政治正确的历史方向。在这个整体观念的转变过程中，作为“现代中国”内部问题的“少数民族”现代性观念亦开始滋生，并逐步取代“华夷之辨”这样的传统种族观。直言之，只有把“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等相关问题置于晚清以来的历史进程中，重新进行辨识和梳理，才能正本清源，释放被僵化的知识所压抑的思想活力，在与现实的激荡中参与当下文化形态的建构。
    由此可见，在整个“漫长的20世纪”和“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学”至少与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密切相关：宏大社会、革命历史进程中（如，反帝反封建、革命与启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思想运动和历史事件），各种政治力量对“少数民族”的动员、定义和表述；建国后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更迭对“少数民族”生存状态和文化认同的形塑，如民族识别、民族自治、文化扶植政策等；现代大学制度的变更及相关文科教育制度的变化与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关系；1990年代以后，当中国日益深陷全球化进程之后，多元文化主义、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等世界范围内思潮影响下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诉求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具体而又重大的话题在刘大先的《现代民族转型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诞生》《革命中国和声与少数民族‘人民’话语》《新启蒙时代的各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从差异性到再融合：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各民族文学》《中国少数民族学科之反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全球语境——兼及多元性与共同价值》《叙事作为行动：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问题》
    《新疆：文化安全与国家认同》等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详细讨论。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刘大先的这些研究并非仅仅实在纯粹的学术层面推进一个叫“少数民族文学”二级学科的进展。他所要做的正是打破学科制度设置的边界，纠正种种意识形态因素有意或无意造成误读，尽量还原“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有着自身文化逻辑、在平等的文化交流中定义自身的思想文化形态，它以差异性为前提，以交互性为基础，以期能够成为消弭了价值等级的多元思想文化景观中的有机构成部分。正如刘大先在设想一种“民主”的、“共和”的社会政治愿景及其相应的众生喧哗的思想文化生态时，强调了从“多元一体”到“多元共生”转变的重要性。因为“多元一体”文化思想观，实质上就是那种潜在地认为文化、思想具有等级性的意识形态，它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多元一体’从其出发点来说是为了强势文化带动弱势文化、以主流话语引导边缘话语、以政治诉求来统合文化诉求，其结果却往往以一元掩盖了多元、以独断断言压抑了众声喧哗、以外部力量节制规划了文化与文学的多种发展可能性。” [21] 而“多元共生”的旨归则在于：“突破既有规范和界限，对被压抑和放逐在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22] 如果把这种观念缩减至“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术语上，则是“多民族文学史观”。[23]
    还要再次强调的另一点是，刘大先在前述的一系列特别突出的一点，便是他非常注重概念的辨析。比如，他曾就围绕“少数民族”、“民族”、“少数族裔”等关键性概念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一系列术语进行过详细考辩，梳理它们的意义起源、适用范围、及其语境更迭中的意义差别。事实上，在那些不以少数民族文学为对象的研究、批评中，刘大先依然对概念的梳理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其中的道理并不难理解。我们在学术写作中所使用的每一个概念总是从属于特定理论和观念体系，而这些理论和观念体系大多起源于特殊的情境和特定的对象，因此，它们实际上又反过来提前预设了研究方法、适用范围和价值框架，尽管大多数时候这些理论、观念通过宣称普适性来掩盖其起源的特殊性。所以，刘大先对概念的反复辨识，其实是对概念所涉及理论、方法进行系统性的反思，他通过设定前提、划定范围、消减歧义，来试炼它们在具体的研究和具体的语境中介入对象的有效性和表达意义的准确性。这一点也是我在前述中一再强调的“以少数民族作为方法”对泛文学范畴下其他学科在方法论和具体实践中借鉴意义。
    三
    如今已经没有谁会再把刘大先仅仅视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家。依凭其较为完备的理论储备、跨学科的知识视野以及他在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精深而系统的学术实践，使得他在传统的现当代领域、文化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类型文学等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以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传统话题为例。《孽海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经典文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当然是汗牛充栋。刘大先从质疑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孽海花》的评价开始，通过文本的重新解读，把《孽海花》的出版、传播与晚清民初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在政治、外交乃至知识、制度在现代性转型上的细微而缓慢的历史细节关联起来[24]。再举一例。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农民形象问题，亦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刘大先选取了不同文学史时段的代表性文本，以来分析启蒙、审美、政治、新理性、新启蒙这些现代性主导观念在文学思潮中相互影响和此消彼长，其真正的意图在于寻找新的角度重新讨论、描述20世纪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演进的历程。[25]
    《现实感即历史感》《当代散文写作的几个问题——从五部“鲁奖”散文集引发的四个话题谈起》《从时间拯救历史——文学记忆的多样性与道德超越》则是刘大先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在这样的写作中，刘大先直面当代文坛的颓败之相，他尖锐指出这些审美的溃败与当下知识分子主体精神萎缩、历史意识匮乏、思想资源贫乏之间的因果关系。
    直面网络小说、科幻小说等类型文学的重要性，刘大先在年轻一代学者中属于先行者。这亦是他所秉持的“文学共和”的观念的典型体现。他在网络文学中玄幻类作品中观察到了，乌托邦想象如何放弃政治诉求和关于未来的美好想象，而彻底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这背后隐含的是，刘大先对历史艰难转型期历史虚无主义四处弥漫的警觉，亦是关于社会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出路的深深焦虑[29]。对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刘大先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为在刘慈欣等人关于未来的社会的想象中，刘大先读出了“绝对的现实主义”——这里有他所祈求的“政治隐喻、社会评论和乌托邦想象”[30] 等思想品质及其现实针对性。
    此外，刘大先还有一些读书笔记、思想随笔、影视评论等文章散见于《未眠书》《无情世界的感情：电影记忆》《时光的木乃伊：影像笔记》。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不仅能够窥见刘大先的理论积累的来源和过程，同时亦能看到那种文思兼备或从容或悱恻的随心随意的文字，这里有刘大先的另外一幅面孔和另外一套笔墨。
    注释：
    [１] [30] 刘大先：《未眠书》，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第110页。
    [２] [５] [８] [21] [22] 刘大先：《文学的共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332页，97页，98页，102页。
    [３]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9页。
    [４] [６] [７] [９] [11]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23页，339页。
    [10] 【法】皮埃尔·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张璐、张新木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23] 刘大先：《新媒体时代的多民族文学：从格萨尔王谈起》，《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24] 刘大先：《流言时代——〈孽海花〉与晚清三十年》，《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2期。
    [25] 刘大先：《20世纪文学关于农民的想象：多样现代性考察》，《东方丛刊》2006年第4期。
    [29] 刘大先：《幻异文学与破产的乌托邦》，《艺术广角》2009年第3期。
    作者单位：扬子江评论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