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 见
    中国文学界对“生活”的讨论，率尔论之，大概有四种具代表性的理解方式。
    1、“我的生活难道不是生活吗？”这种说法意在强调个人生活、日常生活的合法。看似理直气壮的反问，有纠偏、缓和文学观念激进化的历史功用，在自新时期至今的文学界，这种说法都颇有号召力。曾经的社会主义文艺倡导本质化和理想化的“生活”，使“生活”接近于“概念”和抽象，似乎远离了现实而具体的生活，这成为新时期以后文学界对“生活源泉说”的主要批判依据。然而，我们不得不看到“个人”合法性的确立与日益膨胀，在创立了一些新的美学原则之后，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窘境。
    2、“生活太庞大，超越作家的想象力，现实太驳杂，我无法把握”，或者，“我不能写我的生活，我身在其中无法剥离复杂的情感”。听上去有主动示弱意味的观点，固然是作家对个人才具坦诚的自我剖析，然而，有的作家也会走向“生活在别处”的选择——难免编辑与批评家会对有特殊生活经验的作家提出“一厢情愿”的要求：为什么不写写你的生活呢？除去作家的个人选择和对素材的价值判断外，这里包含着文学“可写性”的难题。
    3、“半个世纪前的话题是不是太陈旧了？国外早就不玩这些了。”这是现代派、后现代派（在中国语境下的先锋小说的拥趸）在特定的“文学性”的旗帜下，对现实主义各个流派、潮流、现象表现出的美学傲慢。持此观念打量文学史的话，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芜杂而不节制的，50-70年代长篇小说是政治意图的文学图解，新写实主义和底层写作是较低等的世俗小说，于是，我们会撞见文学史上如《平凡的世界》的评价问题的尴尬。中国作家们普遍树立的“神祇”是博尔赫斯、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这些在西方评奖体系中被认可的作家，大家各取所需地从这些外国人那里汲取了滋养。须知“国外”、翻译文学、外国作家不是不言自明地专指某个体系认可的文学和作家，而是由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意挑选的，正如五四前后的林纾与鲁迅便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翻译对象——欧洲的还是俄国与其他落后民族国家的文学。因此，如何建立文学谱系，选择文学路径，决定权并不在“国外”风向标，而在于我们自身的目标。
    4、“一味强调‘写什么重要’，好像‘怎么写’，艺术性就可以是第二性”。这是一种意气式地辩白。“写什么”重要，一种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形式来安置、叙述故事当然同样重要，这是写作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只有先后而没有绝对主次。当代作家不乏有“创世”的志气的尝试和努力，可是，站在批评作家艺术上主张“创世”立场的批评界，有时不免流露出一种对宏大的“野心”的排斥感，但是，问题不在于“创世”的宏大决心，而是艺术形式的有效性与完成度。
    变 革
    日常读书时，我偶然会看见史书上记录的里程碑式的艺术事件，一部艺术作品的诞生和传播，引发了一个时代文学艺术观念的变革，甚至改变历史的方向，在好奇中，我想象和还原着那样的历史场景，也暗自期待着中国文学深刻的变革。90年代以后，电视剧、电影、港台通俗文学等大众文化门类，代替了“王者不再荣耀”的严肃文学，它们参与组织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可是，当更多样的大众文化在多重市场、多来源资本的操纵下，在各类新型媒介上委曲形变时，其商品特性渐渐遮蔽、挤压了文化特性中消遣娱乐以外的面向，或许没有什么例子比网络文学在资本入场后迅速丧失优质的原创活力更有代表性了。新世纪以来，呼吁文学变革的声音从未中断。作家“一人、一桌、一椅”的独立劳动，固然有着本雅明“作为生产”的意义，但是，它与社会大生产式的影视剧制作、网站经营、动漫游戏的“产业”相比，毕竟是较为远离资本的直接干预，以一人之力去创造、预言、撬动甚至影响世界，是一项豪气干云而又遍地荆棘的事。由此，我也尝试思考文学变革的可能性:
    1、重启另外的文学资源和文学传统。90年代至今，一部分批评家在谈问题和实践时，仍然倡导着表达现实和书写社会“生活”的向度，与此同时，文学场中整体方向与媒体宣传在确立经典方面的倡导，使得这种呼吁显得势单力孤、浮于表面。除去上面谈及的文学“神祇”外，不难发现，在“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古典文化热的今天，小说家们越来越愿意回到古典文学中寻找养分，格非寻到了历史轮回的“春”与“梦”，然而，历史的动力仍然被他归结为人的无意识和本能欲望，欲望的历史被披上一袭后现代式华美古典的外衣。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葛亮《北鸢》得民国遗老遗少之审美趣味，付秀莹《陌上》得《金瓶梅》的妻妾争风、《红楼梦》的姑嫂勃谿——总之，一派清平富贵的气象。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他山之石来敲碎我们头脑中某种文学判断的硬壳，我们才发现土得掉渣的山药蛋派赵树理在竹内好眼中是新颖的，所以，跨学术和批评界的学者李云雷会生发感慨，对于中外学术界和思想界关注的文学史热点作家，以及关注这些作家的角度和方法，正在写作的中国作家们既不熟悉，也很漠然。我们那些曾经走向大多数人，关注他们，表达他们，为中国的现实和未来贡献某种意义上的思考的文学，我们需要用另外的眼光去打量和思考他们，而不是仅仅用一种特定的、习焉不察的“文学性”标准。如果说“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既是遗产又是债务尚待处理”（戴锦华语）的话，文学同样。
    2、尝试新的文学工作方法。2010年，非虚构写作在中国被郑重提出并倡导，彼时倡导者并未给予准确的规划，而是想重建作家现实责任感和行动力，让作家们跑马圈地，尽可能创新。随后有学者表达了非虚构这个舶来品不知是“面对真实还是面对文学”（李德南语）的担忧。在我看来，单提非虚构的概念，不谈具体工作方法，只是让原本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散文、特稿写作等文类多了一个洋气十足的悦耳名字。因此，我们是否在提倡非虚构开放性和行动力之外，也注重倡导新的工作方法，譬如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以及文化研究的方法——这是冷战结束后，人文社科学界开创的打开和重组既有知识体系的方法，包括借鉴和使用大数据等等。
    另外，文学观察和思考社会生活的筑基点可否放置在更大的视域之中。今天，“中国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者都在与美国主导的海外汉学（Chinese Studies）的对话中呼应着世界的疑问，他们以“中国”为出发点和本位，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将“中国”理论化，研究和思考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连资本经营者也在讲“大故事”，把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物联网等等关涉人类未来整体命运的话题，包裹在自己的产品和品牌的经营之中。如果我们的严肃文学继续拒绝整体性思考中国和“生活”，我们很难改变文学的困窘状态。
    3、作为合力的文学。1961年，柳青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作家要进三所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十分尊敬柳青的陈忠实几次说起“三所学校”对自己的启发。柳青所说的“生活”，是广泛的社会生活，是社会各阶层人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关联，在他看来，走进“生活学校”，是中国知识分子渴望摆脱小资情调、弃绝感伤情绪所走的思想“改造”之路，是通过拥有深厚的社会生活积淀创造出伟大作品之路。“政治”，我们不能理解为权力“宫斗”、权谋之术或厚黑学，而是更具普遍性的涉及不同利益和价值冲突的关联。正如朗西埃所定义的“政治”是发生在谁说话与谁不说话之间，以及什么只能被当作痛苦的呻吟，而什么则必须作为正义的论证来听之间的冲突。“艺术”则包括文学语言、叙述、结构乃至想象空间等。在今天看来，柳青的“三所学校”说仍然是可借鉴的有效方案，是一种面对中国文学问题的方案，我们谈文学与生活，不可忽视另外的两重向度。
    30年的新文学塑造和养就了今天中国的文学方式和样态，而整体性的变革，可能需要一代人持之以恒地思考、呼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