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文化交流蓬蓬勃勃的开展,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受到中国文学界的青睐,不少刊物均开辟专栏加以评介和研究。《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6期推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辑,这无疑有助于扩大当代文学研究的版图,可当我看完这一专辑后,不禁大吃一惊:《启蒙焦虑与文化批判——论台湾后乡土文学的超越意义》《交通意象转型与台北文化风格的变迁——以台湾当代散文为考察对象》,其论述对象均是中国台湾文学而非“海外华文文学”。刚收到的《中国文学批评》第1期《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一文,也把陈映真、席慕蓉、杏林子等地道的台湾作家当作“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介绍,这一南一北的编者和作者显然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一门新兴学科不甚了然,尤其是把“海外华文文学”与“台湾文学”这两者的概念混淆了。 众所周知,世界华文文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首先包括中国大陆文学,这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发源地与大本营,它拥有数量最大的华文文学创作队伍、编辑队伍、出版队伍和庞大的读者群。五千年来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传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还包含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文学。台港澳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港澳文学自然也是中国文学所属的区域性文学。台港澳文学与大陆文学同根同种,但是,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台港澳文学依然呈现出与大陆当代文学很多“殊相”,有许多不同的创作特色和风貌。 世界华文文学第二部分是海外华文文学,首先是指东南亚华文文学,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文莱和东帝汶等国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蒙古、日本、朝鲜、韩国等东亚华文文学,也是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区域。海外华文文学其次是指欧洲各国、北美洲和南美洲各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 问题出现在第二部分,即无论是东南亚华文文学还是欧美华文文学,经常表现出与中国文学不同的创作立场、价值取向、人生思考和艺术经验。“海外华文文学”虽然是用华语或曰中文创作,也与中华母体文化保持着如胶似漆的联系,但他们对所在国意识形态与生存方式主动或被动的认同、接受,对移居国文化的吸收与思考,都成为对固有的华文文学研究观念的挑战。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称谓,首先要弄清的是什么叫“海外”。据《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审分》载:海外,四海之外。明《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夫妇诰》:“惟尔运筹师中,坐看有截海外。”这里说的“海外”,泛指边远之地。明确地说,这两篇文章说的“海外”,是指中国以外的地区。古代中国人由于缺乏地理常识,认为中国四面环海,因此,国内称为“四海之内”,“四海之内皆兄弟”便是这一说法的形象注脚。国外,则称为“四海之外”,也就是海外。多少年来,把国外称之为“海外”,已成了大家的共识。《扬子江评论》把台湾文学称为“海外华文文学”,只看到“海外”与“海内”的这种关联而忽略了质的区别,显然缺乏规范性,用词欠严谨。 也就是说,“海外华文文学”专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文学,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台湾作家除日据时期被迫用日文创作外,光复后已改用中文创作。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 当然,具有跨语种、跨文化、跨地域、跨国家的“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异常密切,像严歌苓还有老一代的白先勇。作家定位问题或曰归属,本牵涉到国族认同和文学分类体系。比如於梨华是属海外华文文学作家还是台湾作家,其分类体系其实有不少共同点。不管他们是海外还是本岛作家,其归属都基于同一逻辑: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对台湾文坛仍有重要影响,按其出身或地域特征归类在一块。通过对作家创作或评论家批评世界的有序划分,人们可更清楚了解到作家写作的脉络和评论家批评的方向。此外,不同标准的作家分类所独有的规格与模式,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从不同角度了解作家或评论家的区域性和文学成就。可以说,文学的归类、作家的定位及其划分,对文学个体的研究有着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传统的文学分类法,致力于将作家的创作世界和学者的评论范围划分为若干区块并加以命名,认为不同类别的作家有如井水不犯河水,不能重叠或交叉,以保持分类的纯粹性。其实在多元的文学语境下,不能再坚持这种楚河汉界式的划分标准。但《扬子江评论》推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辑所论述的对象不在此列,因为这两篇文章所谈到的台湾后乡土小说家或任教于台湾文山小区大学及台北艺术大学的雷骧,他们均没有移民海外,故他们不是海外华文作家,而是地道的台湾作家;他们所书写的不是“海外华文文学”,而是中国台湾文学。 人们今天能充分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魅力及其存在价值,在这方面台湾作家功不可没,如从台湾到美国的聂华苓,就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不应由此将“海外华文文学”与台湾文学混淆。如前所述,“海外华文文学”是不包括台湾文学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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