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理发馆》这部小说集，收录了我近几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共12篇。在整理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我再次翻看了这些作品，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中间竟有一半以上的篇什和少年有关。
    我承认，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对少年视角有着特别的热爱。少年时期是人生中的“模糊”阶段，他们对外界的事物常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他们在幼稚和成熟之间摇摆，他们渴望独立又不免依赖，他们的内心充满冲动又不得不承受冲动带来的伤痛。少年的内心是敏感的、复杂的、无法解释的，少年眼中的世界是新鲜的、独特的，也是危机重重的。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可能卑微、软弱、木讷、平庸，但谁都无法阻止他们内心的丰富庞杂和波澜壮阔。因为，他们的成长与忧伤，惊愕与惶恐，痛苦与欢乐是那么的真切。在写作中，这些感觉时常跳出来，干扰我的选择。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我失去了讲述的自由，我只有按照内心的指引，信马由缰地讲下去。
    《毒药》是我两年前写的一个小说。那时候，我经常想起家乡——400里之外那个名叫“董村”的偏远村庄。每次放假回到董村，面对当年的伙伴、乡亲、同学、老师的时候，我都会无法避免地想到和他们相关的过去，进而，我从关于他们的记忆里找到了我自己。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我”：他是那么敏感、多疑，那么小心翼翼，外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他充满警觉。在这样的心境中，我写了《毒药》，试图通过它展示少年在面对突然敞开的世界时的孤立无援和自我保护，以及他们在爱与恨之间茫然而轻率的抉择。我曾经在《毒药》的创作谈中提到，这是一个有难度的小说，它需要挖掘一个少年内心的隐秘体验，放大他曾经的怯懦、悲伤、顽固与疼痛。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
    《小镇少年》《春风理发馆》《去上庄》《姥爷的舞蹈》延续了上述体验。所不同的是，《小镇少年》更注重“关系”，《春风理发馆》讲述了“尊严”，《去上庄》侧重写“成长”，而《姥爷的舞蹈》则在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困境”上。本质上讲，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有着相同的不幸，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受着孤独的困扰。
    《米娜，米娜》是一篇相对独立的小说，在这12篇作品中，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小说中大部分情节确有其事，小说里的很多场景，就发生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它们曾给少年时期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创作这个小说的过程是温暖的，也是痛苦的。一方面，我沉浸在回忆往事端看时光流转的安静之中，另一方面，我又常常难以自已地被人物的高尚、坚忍、抗争和乐观所打动。许久以来，我一直渴望能为现实中的家乡写下点什么。我也常常扪心自问：我能为家乡写下什么呢？在此前的写作中，我沉迷于虚构和想象，我对笔下的人物缺少真实的感情，我在刻意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这让我的创作变得岌岌可危。很多时候，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胆怯的写作者，一个不敢说真话、不敢袒露内心的写作者。好在，我终于写下了这个小说。我写出了故乡的名字：董村。不仅如此，我还提到了故乡的人，提到了他们的身份和命运。因为这个小说的真实，我对它有着特殊的偏爱。同样因为它的真实，我担心它会影响我的情绪，进而影响到小说中的叙述腔调。我无法保证，我心目的《米娜，米娜》和你们看到的样子能够保持一致。
    某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怀疑，我怀疑自己是一个只会沉迷往事的写作者，我怀疑自己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处于一种关系紧张的状态。在这样的忧虑中，我开始对少年视角的写作方式进行刻意的回避。我试着摆脱它的束缚，去打开一片新的天地，尝试另外一种可能性，于是，我写了《远方信函》《旧情事》和《火灾》。这三个小说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成人的经历。在这些小说中，我尝试着对现代人和现代生活进行挖掘，我让小说中的人物尽可能多地介入现实生活，我思索他们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的内心是否与他们的生活一样波澜不惊。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焦虑和困境丝毫没有减少，他们与少年时期的精神气息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就像是长大之后的“我”。
    若是按题材和风格划分，《鲶鱼案》《马拉之死》《寻找雷刚》当属于一类。《鲶鱼案》展示的是现实生活的荒诞和无限可能，它是我在写作上的一种尝试和探索。《马拉之死》和《寻找雷刚》写于10年前，那时候，我对先锋派和余华、格非等作家的作品有着疯狂的迷恋。毫无疑问，他们对我的写作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相信，在这两个小说中，你能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影响的存在。在整理作品时，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收入这部小说集，因为我无法放弃它们，它们就像我当初的亲密伙伴，可能荒唐、幼稚、浅显，但是重读这些小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满怀激情的场景，这种感觉穿越时光的层层叠嶂，再次呈现在我的脑海，让我感受到当初的兴奋和激动是如此的温暖和美好。
    韩愈在《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中说：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如今，我虽未“衰暮”，却时常想起从前的朋友们。我愿把这部小说集献给他们，献给那些无知、敏感、懵懂却又无比真诚的追风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