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尾常是各大学术刊物与媒体机构主办的“年度批评家奖”揭晓的时刻，前者如《当代作家评论》推出的“当代中国文学优秀批评家”，后者如《南方都市报》设立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系列中的“年度文学评论家”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奖项，在文学批评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那些在文学批评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批评家在鲜花和掌声簇拥的文化盛宴中成为受人瞩目的明星，这无疑是对当下文学批评界成绩的认可和鼓舞，然而，在繁荣而热闹的奖项评选活动与颁奖仪式背后，当下的文学批评其实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这突出表现为文学批评跌入了自说自话的独语时代，在失去了时代主潮的多元文化格局中，批评家已很难继续充当引领时代精神风向标的文化代言人，他们的学术权威只在小范围的学术圈子里还发挥着影响，在很多重大的文化现象面前，批评家往往处于集体失语的窘境，文学批评家必须要借助媒体与市场才能暂时攫取人们关注的目光，聚光灯下的“年度批评家奖”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下文学批评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无力地位。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在评价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时说：“社会失去了对文学批评的基本信任，文学批评本身也失去了公信力和权威性。”[1]这种表面繁荣、实则萎顿的文学批评状况让很多批评家感到焦虑和担忧，如何顺应新形势的发展，恢复文学批评的锐气和锋芒，捍卫文学批评的品格，是中国当代批评界近些年来一直在思考与反思的问题。
    批评家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丧失与九十年代以来纯文学的式微和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消退关系密切，伴随市场经济活动向市民生活领域的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出现商业化的特征，文学读者大量流失，文学地位大幅下降，与八十年代相比，人们更关心自己的腰包而不是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生活态度趋于理性、务实，个体意识的增强和媒体资讯手段的发达使读者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从文学作品、文学评论中寻找情感共鸣，文学批评因此失去了魅力。传统文学批评对新兴的文学样式缺少有效地介入，批评家“面对网络技术所带来的许多新的东西应接不暇，缺少应对能力，尤其是以中老年批评家为主的主流批评阵营，与处在蓬勃生长期的网络文学和新媒体文学，完全处在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中”，[2]这造成了批评空间的萎缩和影响力的衰减。同时，图书市场的开放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读者具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阅读空间。今天充满叛逆精神的青年读者拒绝批评家来告诉他们什么作品适合当下的年轻人阅读，也不需要批评家指出作品的优劣得失，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舍标准，在这种极度张扬个性的文化氛围中，文学批评对读者的教育、引导功能逐渐弱化。
    文学批评被认为对作家的创作具有指导作用，这种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或许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但到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指导功能已经越来越跟不上文学创作潮流的急遽演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批评家的文学批评活动对大多数作家的文学创作已经起不到实际意义上的指导和帮助作用，有时反而还会成为干扰作家创作的压迫性力量。批评家过去经常以凌驾于作家之上的启蒙姿态出现，他们在心理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常常表现为盛气凌人的政治责难与道德评判，程光炜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与作家作品之间没有被认识到的复杂关系进行分析时指出，作品在当时一旦完成，作家就无法再掌握它的命运，只有听任批评家对它随心所欲地“定义”，而作家在“后记”、“访谈录”中的抱怨与辩解，也根本不可能得到批评家的眷顾。批评家在“情不自禁”中流露出来的这种优越感与优秀姿态，势必严重地影响到人们对文学作品准确而真实的把握。[3]批评家一度是掌握文坛话语权威的专家，具有决定作家作品命运的力量，他们在文学作品经典化和认定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于这种原因，作家对批评家过去一直心存敬畏，然而，“随着文学发展的多元化和文学批评化解各种文学分歧能力的式微，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尊严。”[4]当下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微妙而复杂，作家借批评家的文学评论引起文坛关注，在文学评奖时得到更多选票，从而确立自己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批评家通过与作家交往，获得更多关于作家创作的内幕消息，撰写出更为具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从而提高自己的学术声誉，成为受人尊敬的某作家研究领域的专家。在人情相互关照的社交关系网中，文学批评失去了灵性的感悟和正确的价值判断，变得更加工具化，显示出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倾向，这悖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精神。当下批评家每年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参加各种文学创作研讨会、新书发布会，忙着赶写和发表各种会议发言和文学评论，根本无暇仔细研读文本和吸纳新的知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使他们很难写出真正具有学术洞见和思想深度的文章。这说明批评界长期以来并没有解决好“何为批评”与“批评何为”的问题，即“什么是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为谁服务”的问题，认识上的混乱导致批评家陷入了整日忙于文艺理论生产，却不知探寻艺术生产背后到底有何价值与意义的误区，文学批评家队伍的壮大和文学批评数量的增加并不能代表文学批评质量的整体提升，人们对文学批评现状的指责，很大程度上是对当下文化困境不满情绪的集中宣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人们对文学批评的教育、引导和政治导向功能的过分强调，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自身所能承担的范围，人们对文学批评有着太多不切实际的需求和期待，在这种功利主义认知中，文学批评的审美判断功能，以及对作家作品进行准确的社会与文学史定位的基本功用都不大重要，而更看重的是批评产生的效应所具有的实用性和宣传性，虽然这与真正的文学批评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但是文学批评家的地位却被抬得很高，以至于成为一元化时代的人文精神引领者，而一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文学批评的日趋边缘化也就在所难免，人们由此怀疑当下多元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认为是批评家的失职导致了当下人文精神的失落与文化消费低俗趣味的泛滥。实际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批评具有不尽相同的功能。当今社会文化环境的各种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批评家的软弱，“随着社会的转型，批评的学科意识的强化，文学批评的功能有些可能被淡化，有些可能会增强，还可能催生一些新的功能。”[5]因此，文学批评界必须不断更新文学批评的功能和观念认知，开拓文学批评的公共空间，提升文学批评的公信力，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
    为了厘清“何为批评”与“批评何为”的问题，王富仁教授指出：“文学批评是文学读者的批评”，“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文学批评不是为文学创作家的文学创作而存在的，而是为文学读者的自我表达而存在的；这种表达首先实现的是文学读者与文学读者之间的交流，而不是文学批评者与文学作家之间的直接交流。”[6]大众读者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感受和理解文学作品的自由，也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的自由。虽然他们对作家作品做出的不一定是文学性质的批评，措词用语也显得不够专业，但是，只要是发自心声的文学感悟都应该被视为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批评家只有抱着平等交流的心态从事文学评论，才有可能改善与大众读者和作家之间的疏离关系，赢得真正的尊重，但问题在于九十年代后崛起的学院派批评家大都有严格的西方文艺理论学术背景，他们的文学批评充满了佶屈聱牙的文艺理论术语，他们的文章即使对那些科班出身的学生来说也晦涩难懂，更不要说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读者了，文学批评的专业化严重限制了它被大众广泛阅读的可能性，批评成为了专业理论批评家的特权，难以与大众读者产生情感的碰撞。学院派阵营中的“80后”批评家，大多具有高学历，受过专业教育，很多人在完成学业后继续在高校任教。他们一直在学术的象牙塔里观望大千世界，缺少与社会的直接接触，人生道路的顺遂，使他们缺少对当下泥泞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因此，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不能整日埋首书斋，急着出名或出书，而要多阅读社会这部大书，要在权力与商业制约下的媒体外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中国文艺理论界长期以来唯西方文艺理论马首是瞻，批评家动辄布鲁姆、佛克马，要不就是德里达、詹姆逊，诚然，这些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现象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但是，那毕竟是在西方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如果一味生硬地将西方的批评理论话语和批评模式移植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必然会造成批评与现实的脱节，更为严重的是会使中国文学批评处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缺乏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这是中国当下批评影响力孱弱和公信力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学院派批评家应该强调文本细读和感性经验的重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阅读作品后的真实感受，用贴近生活的文艺观念和逻辑方法建构中国文艺理论批评体系。
    八十年代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黄金年代，至今还被批评家们所怀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批评界开展文艺争鸣的常态化和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在文学作品面前，没有人为制造的学科壁垒和尊卑等级，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到文学作品引发的大讨论之中，在论争中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当下的批评界则明显缺乏这样一种崇尚论辩、勇于表达不同意见的学术风气，有些批评家抵制合理的文化讨论，对于意见上的分歧，不是以商榷的形式进行学术上的公开论辩，而是私下攻讦、谩骂，因此，批评家人格的健全显得至关重要。
    我们强调批评家与作家和读者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放弃自身的学术品格、价值判断和知识分子使命感，“文学批评需要有勇气，说真话不说假话，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主体的人格力量，它往往体现在批评家的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以及宏阔而坦诚的胸襟，坚忍地承受苦难的负重意识中。”[7]批评家是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正义与良知，对于错误的东西，批评家应该有原则立场、有是非观念，而不应该缺席和保持沉默。当下批评家应自觉遵循文学批评发展的规律，保持独立的审美判断和理性思辨精神，不断超越自我局限，而不是固步自封。近些年来，中国作家的作品常在国外获奖，国外汉学家和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言论更是频繁出现在国内的媒体刊物上，这说明国外读者的意见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评价的重要因素。为此，批评家孟繁华指出在国际化语境下，作家作品经典地位的确立已经“不能再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8]，国外华裔学者和汉学家已经介入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进程。因此，当下的批评家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包容的态度去倾听来自更方面的声音，了解和认知新的批评对象。
    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天才的是时间。”在时间和空间面前，文学批评家的任何断语都不过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但这不代表批评最后会走向死亡，只要文学创作还存在，文学批评的脚步就不会停止，文学批评的前景充满了无限的丰富性与可能性。
    [1]吴义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认识》，《延河》2014年第8期。
    [2]蔚蓝：《文学批评的功能与批评空间的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3]程光炜：《“批评”与“作家作品”的差异性——谈80年代文学批评与作家作品之间没有被认识到的复杂关系》，《文艺争鸣》2010年第17期。
    [4]李明军、熊元义：《文学批评的尊严》，《当代文坛》2013年第1期。
    [5]胡亚敏：《论当今文学批评的功能》，《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6期。
    [6]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略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
    [7]蔚蓝：《文学批评的功能与批评空间的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8]王国平、毕玉才：《当代文学 别急着“颁经典证书”》，《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