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一部分，“诗教”与当今时代的价值取向、审美风范息息相关，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将人格的塑造与审美联系起来，讲究“身入”“心入”“情入”，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文学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钢铁，但是好的文学可以感发生命，使人的生命状态获得积极健康的情态。孔子说“诗可以兴”，实际已经接触到文学一个最本质的功能，即审美地培育人格的作用
    ●诗歌，乃至一切文学的教育，正是启发心灵“同情”于万物的敏感，以同情心对待世界，确能生发共鸣共振之效。这一诗教传统可以通过当今社会所提倡的“美育”与“德育”得以复兴，进而凝聚人心，成风化人，推动当代伟大实践
    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议题。值得强调的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当代视角，即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当有利于时代精神的培育。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一部分，“诗教”传统与当今时代的价值取向、审美风范更是息息相关，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将人格的塑造与审美联系起来，讲究“身入”“心入”“情入”，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诗教的功能即审美地培育人格
    “诗教”一词，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经解》，原文是这样的：“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说：“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前一段，大意是说到一个国家，可以从各个方面看出这一邦国的文化教养；一国之人较普遍地表现出待人温和宽厚的品格，就是有“诗教”的表现。后一段，则是对前一段话的必要补充：“温柔敦厚”却不至流于愚蠢，这才是“诗教”真正起作用的表现。
    近代蔡元培提倡美育，“美育”虽是新词，而美育实践其实古已有之，古代美育精神主要体现在“诗教”之中。按照《礼记·经解》的交代，“诗教”的言论发于孔子。尽管有文献记载显示，在孔子之前，就有人提倡用富于审美内涵的文化作品感化人格，但孔子在“诗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正是这位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开始用《诗经》三百篇教导学生。在《论语》中，记录着许多孔子关于《诗》的各种文化功能的言论，如孔子告诫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强调学《诗》有助于与人交流沟通的作用；又如孔子对学生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强调学《诗》三百篇应做到学以致用。
    然而《诗》与人格培育之间的关系，如下一段最有价值：“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段话内涵多样，涉及文学价值的多个方面。其中“多识”句，讲学《诗经》可以博物、了解自然；“可以观”则承认读《诗经》可以观察和了解社会，认识到文学有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价值；“可以群”则强调文学在凝聚群体方面的功能；“可以怨”是说诗人在困境中能表达真实情感。
    就“诗教”与人格培养的关系而言，“可以兴”最有价值，因为它承认文学可以兴发人的生命。“兴”的本义是“起”，是“兴发”，也就是振作；文学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钢铁，但是，好的文学可以感发生命，使人的生命状态获得积极健康的情调。孔子说“诗可以兴”，实际已经触碰到文学一个最本质的功能，即审美地培育人格的作用。那么，这是否与“温柔敦厚”的说法相矛盾？并不矛盾。温柔敦厚地对待他人，是一种德性的能力，而德性能力又往往与健康积极的生命情态密切相关。
    自从先秦儒家提出“诗教”理论后，后来的儒家对其都有论述。如王阳明就在一篇名为《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的文章里这样论述“诗歌”讽诵在改善人格上的教益：“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对其间的道理，王阳明解释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强调诗歌“发其志”的人格启发意义，并特别强调诗歌适应儿童“草木萌芽”的生命特点。为此，王阳明还说：“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如此的“诗教”才可真正起到“趋向鼓舞”、令人“中心喜悦”的作用，亦即“诗可以兴”的作用。
    诗教将道德与审美联结起来
    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提倡美育，除受传统因素影响外，主要受康德哲学影响。康德哲学划分现象界与本体界，而蔡元培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很明显遵循的是康德关于审美可以沟通现象与本体两界的说法。这样说法的实质，是承认审美可以协调人的感性与理性。这与古代诗教，与孔子“可以兴”，与王阳明“发其志”及“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之说并不相违。然而，就以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说“诗教”与德育之间的关系，我以为丰子恺的《美与同情》，更可以给人更深透的启发。
    丰子恺文章讲了一位“儿童”的故事：“有一个儿童，他走进我的房间里，便给我整理东西。他看见我的挂表的面合复在桌子上，给我翻转来。看见我的茶杯放在茶壶的环子后面，给我移到口子前面来。看见我床底下的鞋子一顺一倒，给我掉转来。看见我壁上的立幅的绳子拖出在前面，搬了凳子，给我藏到后面去。”丰子恺继续写道：“我谢他：‘哥儿，你这样勤勉地给我收拾！’”不想“哥儿”的回答发人深省：“不是，因为我看了那种样子，心情很不安适。……挂表的面合复在桌子上，看它何等气闷！……茶杯躲在它母亲的背后，教它怎样吃奶奶？鞋子一顺一倒，教它们怎样谈话？立幅的辫子拖在前面，像一个鸦片鬼。”
    “哥儿”的回答令丰子恺深有感悟：“于是我恍然悟到，这就是美的心境，就是文学的描写中所常用的手法，就是绘画的构图上所经营的问题。这都是同情心的发展。普通人的同情只能及于同类的人，或至多及于动物；但艺术家的同情非常深广，与天地造化之心同样深广，能普及于有情、非有情的一切物类。”最后两句话，可谓说透了“美育”与“德育”之间的密切关联。其间最重要的是“同情”，小“哥儿”是以同情之心看待客观世界。影响了蔡元培的康德哲学论审美，也正是从万物的“合目的性”方面着眼的。
    是的，当人们面对井然有序的山川大地，面对大自然的春花秋月、风雨阳光，产生心灵愉悦时，其实都是在为大自然所显现给人类的“合目的性”的生机所感染。丰子恺所说的这位可爱的“哥儿”对“书房”一切的感受方式，也是把世界理解为活的有生机的整体，这就是“同情”的世界。他睿智地将“哥儿”的感受方式解释为“与天地造化之心同样深广”，自觉不自觉地用中国哲学语言解释了美育与德育的深刻关联。“造化之心”是古典中国哲学的常用语，《易传》所谓“天地之心”、所谓“生生之大德”不都说的是“造化之心”？能以“天地之心”“生生之德”看世界，其实就是古典哲学讲的这样一点：所谓“仁”，就是以“柔嫩的心肠”看世界，同情万物，民胞物与。而诗歌，乃至一切文学的教育，不也正是启发心灵“同情”于万物的敏感？道德与审美虽分属两个范畴，但在以同情心对待世界上，的确是存在共鸣共振这种关联的。
    今天，在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悠久的诗教传统具有了勃兴的土壤与需求。诗教不仅可以“兴观群怨”，可以提升人格、净化精神世界，更可以通过今天所提倡和大力加强的“美育”与“德育”，复兴这一传统文化精神，凝聚人心，成风化人，推动当代伟大实践。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