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初，木心先生的《文学回忆录》出版时，动静很大。我买了两部，送给画家永兴兄的学生，感谢她们替我的小说画插图。我自己也读了。全书千余页，八十三讲，从古希腊罗马讲到魔幻现实主义。虽然他自己讨厌“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说法，但他的确是做到了。我的反应，一是惊讶，他竟读过这么多的书；一是佩服，他对作家作品的点评，颇多精妙。作为讲授文学的导师，他绝对是一流的。
    不过，作为作家，我则有疑惑了。首先，一个作家是否需要读那么多书，晓得那么多事情？读木心先生的一些作品，似乎也在支持我的疑惑。他说自己的诗比博尔赫斯写得好，就难以让人信服。他写了两句俳句送给学生：“傻得可爱，毕竟是傻。”“智慧可怕，毕竟是智慧。”实话说，少了点俳味。他的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中，《两个小人在打架》，让人想起沈从文先生批评过的“这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而《一车十八人》，则让我略惊讶，这个故事，我小时候就听过，相当于多年前流行的一个小段子，木心先生据此改写为小说，自然是可以的，但读不出新意。
    我无意苛责，只想借此表达一个想法：读得太多了，可能于理性有益，而于原创力有害。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王小波。王小波知识渊博，他的随笔，写得智慧、犀利、雄辩，很让人深省。而他的小说，科学理性化身为符号，密布在文字中，阅读时最大的感慨是，太聪明了。太聪明，也是小说的天敌。
    我曾开过一门选修课，用整整一学期聊《呼兰河传》。学生都是“90后”，通过细读，大多喜欢上了这本书。而他们桌上摊开的《呼兰河传》，版本五花八门，我粗略数了下，约有一二十种。这都说明，它虽不畅销，却能长销，读者一直是有的。萧红只活了31年，漂泊流离，没读过多少书。可能正因此，她保持了作家最可贵的直觉，笔下有丰沛的原始之力，植物的枯荣、人的生死、童年的忧伤，都是活生生的。全书共七章，每一章都像一幅风土画，单纯，却以茂密的细节，呈现着丰富。七画并置，最后以单纯、丰富而抵达了无限的繁复。而每条生命在其中，都是唯一的，各不雷同，更不是符号。2015年8月，我曾去呼兰城寻访她的故居。如我所料，书中的场景不复存在，满城都拥挤着高楼。但，强烈阳光里，故居门外老树下，一拨下棋的老人，面孔黧黑、赤膊铮亮，一眼能认出，他们就是萧红书中爬出来的老灵魂。
    呼兰河不是一条大河。我在河边盘桓时，感觉它的宽度、可辨识度，正适合写一部《呼兰河传》。如果萧红居住在海边，中国文学可能就少了一部经典，也可能少了一个天才。望洋不必兴叹，因为，所有河流汇入辽阔时，都以泯灭自身为代价。
    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也是才华横溢的。因为家境富裕，他自幼得以博览群书，也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21岁完成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被誉为一部史诗。前些年我买来此书细读，却不大读得下去。他野心太大，想法太多，而他的技艺尚不足以把握，就像皮薄而馅太多的饺子，下锅一煮就碎了。此外，他受西方文学影响也太大，浪漫主义的不克制、杂芜、跳跃……都随处可见。今天，它依然值得治文学史的人研究，但阅读欣赏的价值，要比《呼兰河传》低多了。倒是端木蕻良后来补写的《科尔沁前史》，采用散文的叙事手法，单纯、流畅而不失深沉，篇幅虽短多了，容量却不比《科尔沁旗草原》小。
    张爱玲与萧红并为双峰，她读书也不多。《红楼梦》是熟读的，而欧美文学经典几乎不碰，读到毛姆为止，再往上就免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要读，但终于还是没读。这是她的遗憾，也可能是她的幸运：她保护了自己的细腻、敏感的味蕾。
    她也有一个才华横溢的丈夫，胡兰成。胡读书多、有文采、好琢磨，顾盼自雄，谈玄说禅，从“三皇五帝”到眼前，无所不包，且人生起承转合，还阅女人无数……按说，这样的人，正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然而不。他的人生太满了，没有留白，这种人恰恰不适合写小说。胡兰成留下的几部书，都还各有价值，但都属于“非虚构”。
    上世纪80年代，是让很多人怀念的。改革文学、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五色迷目，诞生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小说。但隔了三十年往回看，还能读的，似乎没有几个。汪曾祺先生是其中之一。
    汪先生1980年发表《受戒》时，已经60岁了。从那时起，他的小说创作贯穿了整个80年代，其作品放到今天，以挑剔的眼光看，多数仍算精品，个别可列为神品，耐得摩挲、赏玩，意味颇长。这是一个奇迹。但细想，也是顺理成章的。
    据汪先生的儿女回忆，他的藏书“实在是可怜”。《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恩师沈从文的书也只有一本1957年出版的小说选集。家里也没有废名、阿索林的书。倒是契诃夫全集有一套，这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或许不是偶然的）。那么他是否借书读呢？儿女说，他60岁后，也就是他重新开始小说创作生涯后，“在家里不怎么看文学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是否说，看得少，就会成就一个好作家呢？当然不。但，看得太多，的确可能毁掉一个好作家。《天龙八部》中有个王语嫣，天下武功秘籍没她不熟悉的，但凡人一出拳，就能看出他门派、来历。可她就是不会打。
    汪先生是才子，才气大于学问。他也并不长于虚构。但福克纳说：“做一个好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想象。有了其中两项，有时只要有了其中一项，就可以弥补另外一两项的不足。”汪先生的长项，就是观察和经验。他打量一只鸟笼、一个茶客，和打量王羲之的墨宝一样专注，不时会心一笑。他的人生经验，包括地主家少爷、西南联大学生（没拿到毕业证）、右派、摘帽右派、放逐张家口外、革命样板戏编剧……每做一事，他都能随遇而安，寻到某种情趣，属于摔下了山崖，也要摘几颗野果子先尝尝。他不把自己放得很高，也不放得很低，是放得很平。他的小说，有平静美，包含着情趣和意味。这意味，就是文人味。
    文人不等同于文化人。文人味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是天资和悟性的结合。文人通常活在当下，但又逍遥些、游离些。他不试图去超越自己的局限，不追求辽阔，不尝试史诗，一心写好短篇，把局限发挥到极致，时间证明，他的一些作品已成为了经典。
    村上春树在新书《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提到了日本国内对他的两种批评：先是说他写的东西，无非是外国文学的翻版，最多只能在日本通行。后是说他的书在国外卖得好，是因为他的文章容易翻译，外国人也容易看得懂。对此，村上春树有理有据地给予了回敬。
    然而细想，这两种批评，也并非完全没道理。村上春树是位生活和写作方式都较独特的作家，他在辽阔的世界上游牧人般地往来、栖居、写作，书籍畅销全球。要说不足，就是没什么不足：他写的人和事，所有人接受起来，都不会有难度。
    我想起有一年开车进入湖北，在一家路边馆子吃川味火锅鱼，老板娘问要辣还是微辣？我说微辣。火锅沸腾，我吃了一筷子，味道还可以，然而并没有辣味。疑惑片刻，我就明白了：这儿是华中，任何味道到了这儿，都被中和了，折中的中、也是中庸的中，辣变成微辣、微辣变成不辣……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接受，但就是少了它生辣、鲜活的原根性。
    村上春树的小说，就颇像湖北菜，味道可以，档次也不低，然而它们是中性的，它们诉诸味觉的，是计算好的平均值。平均值也有相当的价值。但要阅读纯正的日本文学，读到“菊与刀”，还是得读川端、谷崎、三岛，今天或两百年之后，可能都如此。
    文学有如食物，其魅力蕴含于差异性、尖锐性。即便差异性表现为误读、偏见、严重不正确，也比同一性更深刻或更有意味。
    帕慕克的《别样的色彩》中，他提到的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法国作家纪德去土耳其旅行后，尖刻地批评、讽刺、挖苦土耳其的一切，甚至说土耳其人的服装是所能想象到的最丑陋的服装。然而，纪德却受到了许多土耳其作家的膜拜。有趣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去法国旅行后，不厌其烦地谈到他对法国的痛恨，抨击法国人虚伪、自私、堕落、被金钱所腐蚀。但是，他却又赢得了纪德的膜拜，并为他写了一部书，就叫《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他跟易卜生、尼采一般伟大，也许比他们更为重要。”
    人有时是不可理喻的，你迎合他，他蔑视你。你蔑视他，他膜拜你。文学常在高点上，见出一点冷幽默。
    书画是文学的近邻。我曾在书摊上，买到一本二手的陈传席画评集《画坛点将录》。听人说，这本书的观点比较偏激。我倒觉得，评论如果没有偏激，就像川菜抹去了辛辣，温吞了。
    陈先生对“调和中西”的林风眠评价甚低，这个我不很同意。但他对潘天寿评价颇高，看标题就很有意思：《强其骨，拉大中西距离》。他说，潘天寿维护传统，反对调和、混交，也反对“外来营养与刺激”、“互相作微妙的结合”。潘天寿在观念上，可能是守旧的、落伍的，可也是最有个性的。艺术家最忌的，就是自我泯灭个性。他的画作，使他配得上中国画大师的称誉。陈传席说，“潘天寿是群山外的独秀峰”。这“独秀”二字，用得好，它应该是艺术家立足于世的姿态。
    卡尔维诺在中国影响很大。他的每本书可能都已翻译过来了。而作者简介中，差不多都会有这样的文字：他患病时，主刀医生表示自己未曾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他的大脑那般复杂精致。这大概是真的。卡尔维诺是一个用头脑写作的作家，知识超级渊博，小说也超级理性：《分成两半的子爵》，书名和内容的哲理性，都正好用来概括他的风格。他还说自己，从未学会使用任何一种方言。他是终生都用书面语思维、说话和写作的。
    卡尔维诺之后，要数埃科了。埃科去世时，许多人哀叹一个最渊博、最有趣的大师走了。埃科的确是渊博的，但读他厚厚的代表作《玫瑰的名字》，怎么也难以联想到“有趣”。实在是沉闷到无趣，这不是小说，是哲学符号堆砌的城堡。
    我所理解的小说，是水淋淋的蔬菜、瓜果，根茎带着泥巴，有着湿土的气味，而不是各种装在大小玻璃瓶中的维生素药片。
    想起傅雷先生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被称为音乐小说，有波澜壮阔之誉，曾经在中国影响甚巨。“50后”、“60后”的许多文学青年，正是通过阅读它而走上了写作之路。而傅雷先生本人，却在1953年11月9日致挚友宋奇（即宋淇）的信中写道：
    “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词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
    这几乎像一则心酸的笑话。
    文学有如食物，其魅力蕴含于差异性、尖锐性。即便差异性表现为误读、偏见、严重不正确，也比同一性更深刻或更有意味。
    博尔赫斯说过(大意)：我曾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阿根廷作家，后来我发现，我其实一直都是。
    我过去觉得博翁说得对极了。今天，我不再这么看。要成为一个阿根廷作家、中国作家、日本作家……都不是易事。并非生下来是某国人、血管里流着某国的基因就可以了。
    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活了半辈子，对中国的文化和现实，也未必有透彻的理解。甚至，我们对自己作为个体的认识，都需要一辈子。还可能，至死也没悟透。
    所以，通过对川端康成和村上春树作品的阅读，我认定，前者是“日本作家”，后者是“国际作家”。
    德国汉学家顾彬，以痛批中国作家而在中国享有大名。实话说，他说到的许多现象，都是准确的。但他指出中国作家之所以写不出好作品，主要是不懂外文，自闭，看不懂外国书。这就可以商榷了。这一点，他似乎没有举出实例来。我倒是可以举一个反例，那就是他本人。他应该是精通三四门以上的外语吧。我偶然读到过他写的诗《黄鹤楼———答李白》 等四首 (德惠译)，怎么评价呢? 可有可无吧。
    川端康成写道：“我以为艺术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绽开一朵花。”我想补充说：是一朵唯一的、独秀的花。 (责任编辑：admin)